寒夜

故事發生在1944年的重慶，這個家庭有四口人。汪文宣在大學教育繫念書的時候，對生活充滿熱情的理想，反抗精神也很強。他不顧母親的反對，和同學曾樹生戀愛、同居，隨後，又懷著創辦“鄉村化、家庭化學堂”的遠大抱負走上社會。然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社會的黑暗、生活的貧困，使他的理想在冷酷的現實中破滅。當他和家人從江南輾轉到重慶時，已經飽經滄桑，變成一個安分守已、忍辱偷安的小公務員了。為了一點微薄的薪水，他抱病工作，可掙來的錢連養家湖口都不夠，更不用說求醫治病了，一家人只能在貧病交困中勉強度日。可妻子曾樹生卻不甘於過這樣的生活，想要另闖一條出路。靠著自己的姿色，她在一家銀行找到一個薪水較高的工作，實際上不過是供人擺布的“花瓶”，以此來補貼家用，供兒子上“貴族學堂"。

汪母出身書香門第，原是昆明的“才女”，為了兒子，她甘願讓自己降到“二等老媽子”的地位，替兒子操持家務。矛盾在婆媳之間出現了：母親覺得媳婦奪走了兒子對她的愛，於是總是挑媳婦的毛病，尤其看不慣媳婦當了“花瓶”后的生活方式，並且還以他們“沒有正式結婚”來奚落兒媳。

曾樹生很同情丈夫，也並不甘心做“花瓶”，她幾次想離開銀行，和丈夫一起去搞教育工作，可又捨不得拋棄已經習慣的生活方式，也不願兒子因貧困而低人一等。同時，家庭氣氛的寂寞，尤其是婆母的冷言冷語使她不能忍受，她終於跟著她的上司陳主任——一個比她年輕、有權勢的人到蘭州去了。雖然她離開了家，可仍然惦念著丈夫和兒子，按時給家裡寄錢。抗戰一勝利，曾樹生馬上趕回來看望丈夫和兒子，沒想到，丈夫已死於貧病，兒子也隨婆母回了老家，自己在重慶的街上也不知道去向何方。

連年戰爭，帶給普通百姓的是無盡的苦難。在抗戰期間，巴金的好友王魯彥、林憾廬、陳范予等人，在貧病交加之中，一個個地死去了。他們都曾有過遠大的理想，然而動亂的時局使他們喪失了發揮才能的機會。巴金為他們不平，為他們感到難過。他決定在《寒夜》中記載下他們的痛苦與悲哀。

就在巴金剛剛動筆，又傳來了另一位好友繆崇群病逝的消息。繆崇群是現代文學中的散文家，與巴金有著相當深厚的友誼。抗戰後，他為了生活，在正中書局當個小小的校對，有時也做些編輯工作，收入極為微薄。他長期患著肺病，然而又無錢醫治，1945年1月孤零零地病死在醫院裡。這一慘劇，深深地刺激了巴金的神經。他下決心將剛剛開頭的《寒夜》寫下去，為這些屈死的朋友發出強烈的控訴與吶喊。

汪文宣

汪文宣是一個被損害、被侮辱的小公務員。第一是他原先性格中高尚的素質，第二是他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中性格的變異特徵。作為一名大學教育系畢業的學生，他曾經有著美好的理想，他幻想創辦一所“鄉村化、家庭化”的學校，這種理想始終貫穿於他生活的全部，以致患了重病、吐了血他還希望妻子聽他說辦鄉村學校的話。汪文宣心地善良，孝敬母親，體貼妻子，愛護兒子，對朋友熱情誠摯。他兩次在酒店碰到朋友唐柏青時，本來自已心境已經處於極端痛苦之中，但他卻先安慰朋友，鼓勵朋友燃起生活的勇氣；老實誠懇的同事鍾老死後，他懷著極大的哀痛，冒雨去喜地憑弔，以致加重了自已的病情，加速了其生命的結束。妻子離開他的那個早晨，他衝下樓梯，嘶啞著嗓子喊著“樹生”時，卻發現大門口睡著兩個無家可歸的兒童，他立刻忘記失去委子的痛苦，把全部感情傾注在兩個孩子身上。他對國民黨政府懷著極大的憤怒，他對祖國有著深厚的感情。因為是死在抗戰勝利的鞭炮聲中，所以臨死前用最後的力氣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可以瞑目死去！”

汪文宣的性格也有異常和心理變態一面。他軟弱怕事，膽小怯懦。對於妻子與母親之間永無休止的爭吵，他既沒有辦法充當母親和妻子的和平使者，又無法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只有永遠敷衍和拖延。他害怕上級，怕上級注視他的目光，甚至連上級的一聲咳嗽，他也要懷疑是在怪罪自己。他對妻子委曲求全，當他發現妻子與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在一起散步時，他不敢迎著他們走去，猶豫半天，最後還是垂頭喪氣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汪文宣由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大學生轉變成極度地自輕自賤，是由社會大環境造成的。母親和妻子吵得不可開交時，他毫無主見，只有自己打自己、自己虐待自己；甚至母親指責妻子是“花瓶”時，他也覺得自己配不上妻子。在同事中他總是自覺低人一等，在公開場合從不敢開口說話。甚至當他下樓梯碰腫了額頭時，非但不怪別人、不喊痛，反而產生“我對不起每一個人，我應該受罰”的怪異想法。這說明汪文宣的精神已經徹底崩潰了。汪文宣是一個既保持著優良品格，又變得極為畸形的人。這種被扭曲的畸形性格，猶如一面被損害的鏡子，映照出了那個畸形的社會現實。

曾樹生

曾徠樹生是一個有著更為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多重複雜的藝術形象。她善良溫柔，漂亮而充滿青春活力。她與丈夫離開學校時也曾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理想，但是到了“寒夜”里，卻變成另外一個人。她充滿愛意地照顧自已多病軟弱的丈夫，贍養一家人的生活。面對一個多疑而又有著封建落後思想的婆婆，還強忍著自己的痛苦。同時，曾樹生又是一個愛虛榮、好交際、追求享受的女人。這兩種性格使她的思想上必然交織著不可解除的矛盾和痛苦。她雖然對充當“花瓶“滿腹怨恨，但又不願意將“花瓶”砸碎。她雖然對丈夫有感情，但當年輕、有錢有勢的頂頭上司陳經理向她求愛時，她又感到惶惑而無法抵抗，半推半就，欲嘗又止。她有過熱情的理想，但為了痛快和自由，又輕易地拋棄，甚至還昧著良心和陳經理合夥做生意，發國難財。她在外面風光時，還不時地挂念著家中善良的丈夫和幼小的兒子，但當她回到充滿爭吵和燭光搖晃的家時，又覺得寂寞、空虛、無法忍受。

曾樹生就是這樣一個充滿著矛盾和不幸的女人。她和汪文宣一樣都是被黑暗社會迫害以致沉淪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汪母

汪文宣的母親十分愛她的兒子，甚至可以為他做一切事，然而對媳婦卻十分刻薄。她是家族中唯一的長者，應該處於封建大家長的地位，受到家中所有人的尊重和孝敬，然而，在這個已經開始個性解放的社會裡，她的思想似乎早已過時了，她已遠遠地被時代甩在了後面，對於兒媳婦這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無法接受她所遵循的舊規矩、舊理論。她總說兒媳婦是姘頭、花瓶，沒有和兒子行過結婚禮，從這方面講，她不是一個好婆婆。然而，她又是一個勤勞、簡樸、和藹的好母親。為了給兒子治病，她不惜去給人家當一個二等老媽子，給人家洗衣服；為了兒子，她不知道流過多少汗水和淚水，從這裡講，她又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小宣

一個14歲的小男孩，在他的身上，讀者看到了那嚴肅的表情，蒼白的面龐，都和他的年齡極不相稱，他彷彿就是父親的縮影。

《寒夜》巧妙地把歷史背景與時代的複雜生活糅合在一起，通過汪文宣一家的悲劇，反映了國民黨統治下陪都重慶的生活，並描寫了各種小人物的慘狀，有小公務員的掙扎，失業者的眼淚，城市貧民的流落街頭，以及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人們帶來的驚嚇與恐懼。由於戰爭，由於日常生活中的疾病和貧困的折磨，特別是在長期仰人鼻息的社會環境下生活，他們的理想性格和心理狀態都不能不發生重大扭曲。他們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是社會的悲劇。小說控訴了這個即將滅亡的黑暗社會，預示著這個寒夜般的時代即將結束，光明和溫暖的明天一定會到來。

獨特構思

《寒夜》在藝術構思上獨具特色。巴金從一個家庭的解體，一場婆媳的爭吵，一個扭曲的靈魂，來控訴社會的黑暗。作品緊扣“寒夜”的命題，開篇是汪文宣在“寒夜”中尋找曾樹生，結尾是曾樹生在“寒夜”中回到舊居。人物的活動，情節的展開全都在“寒夜”中完成。全部故事籠罩在沒有光亮、沒有熱氣、灰冷陰暗的“寒夜”之中。作品將汪文宣的死安排在抗戰勝利的歡呼聲中，更是寓意深刻。曾樹生從蘭州回來，丈夫死了，婆婆和兒子不知去向，她獨自在陰沉沉的“寒夜”里徘徊，她的歸宿在哪裡？她將要走向何方？作家沒有作答，這更強化了作品的悲劇氣氛。

心理描寫

《寒夜》中緊扣人物的獨特個性，較多地採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來揭示人物的內心矛盾，充分發掘和表現了人物內心情感的豐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內心世界中兩種對立的因素，動態中加以剖析，寫出它們的起伏消長。例如，對曾樹生在赴蘭州前夕內心“去”與“不去”兩種心理因素，作者就寫得真實、細膩、深刻，通過對人物內心兩種心理因素反覆碰撞的描寫，把人物內心的痛苦表現得非常感人。

創作風格

《寒夜》在藝術上達到了巴金所追求的“無技巧”的境界，風格樸素自然，是巴金最優秀、成熟的現實主義傑作。抗戰時重慶的典型環境和這環境中產生的最普通的小人物悲劇性格和命運，揭示出人物命運的社會根源。情節發展在日常生活瑣事中推進；結構布局，一切像現實生活本身一樣流動。大量的客觀生活細節和日常生活瑣事的描寫支撐了小說的框架，這使得作品逼近生活，表現出一種與現實生活渾然一體的藝術境界。

1955年，香港華聯出品了同名粵語黑白電影《寒夜》。

1984年，北京電影製片廠發行了同名電影，首度將此片搬上中國內地熒屏。

2009年，《寒夜》再次被改編，由上海文廣傳媒集團、江蘇廣播電視總台、四川廣電集團、（上海）東上海國際文化影視集團等單位聯合攝製成36集電視連續劇。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澳門大學講座教授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是一部沉思的文學。它始作於抗戰勝利前一年，完稿於抗戰勝利后一年。作家就是以抗戰勝利這個中華民族生存史上的偉大事件作為參照系，深入地思考國家、社會和人生的，思考的結果是：“‘勝利給我們帶來希望，又把希望逐漸給我們拿走。我沒有在小說的最後照批評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喲喲，黎明！”並不是害怕說了就會被人“捉來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推毀，被生拖死的人斷氣時已經沒有力量呼叫“黎明”了。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鄭萬鵬《中國現代文學史》：《寒夜》賦予“勝利”以荒誕意味，哲學意味……在無依無靠的“小人物”的企盼中包含著對“勝利”的巨大嘲諷。汪文宣就在慶祝“勝利”的這天死去。曾樹生來不及撫平他心上的“傷痕”，從而種下了自身的“傷痕”。二人都沒有享受到“勝利”。夢魘成了現實，語言不幸言中，“勝利”了兩個多月，什麼事都沒有變好，有的反而更壞。……“小人物“”的失望——幾近失望，以及心理上的“傷痕”，包括心理上的“寒夜”，都是對於腐敗現實的強烈抗議。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錢理群、山東大學人文社科教授，博士生導師溫儒敏、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汪文宜、曾樹生的悲劇，是處於黑暗現實中而又追求個性解放的現代知識分子精神上被摧殘、肉體。上被吞噬的悲劇。這固然跟他們本身的思想性格弱點有關，但歸根結底還是社會的悲劇。一切不幸、貧窮、失業、疾病都與萬惡的戰爭和黑暗的社會分不開。小說在這一點上，顯示了他尖銳的批判力量。但如果做更深入的體味，會發現巴金這部現實感很強的小說中又蘊函有對人性對家庭倫理關係的深層思索。如其中對婆媳之間無休止“戰爭”的描寫，就發掘到心理方面的深層原因，自然也牽涉到對特定倫理關係制約下的人性困境的探討。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除巴金外，還有王文慧、歐陽鏡蓉、黃樹輝、餘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中國當代作家。

1921年4月1日，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發表在《半月》刊第17號刊載上。1922年冬，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預科和本科班（英文）肄業。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長篇小說《滅亡》，引起文壇的關注。1932年5月23日，長篇小說《霧》出版。1933年1月，長篇小說《雨》出版；5月，長篇小說《家》出版。1935年3月，中篇小說《電》出版。1936年4月，《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出版。1938年3月，長篇小說《春》出版。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1954年9月15日—29日，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60年4月，散文集《讚歌集》出版；同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1979年12月，雜文集《隨想錄》（第一集）出版。1982年10月，《隨想錄》（第三集）出版。1983年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1990年，獲得蘇聯人民友誼勳章；同年獲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1998年3月，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003年11月，被國務院授予“人民作家”榮譽稱號。2005年10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