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義

1946年8月30日生於廣東省電白縣，為家鄉第一代小學生。在電白一中讀完中學之後，於1965-1970年就學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1970-1978年在北京石油化工總廠當工人、宣傳幹事。

1978—198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學習，獲碩士學位（2000年獲武漢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1981年畢業后留文學研究所工作，1985年破格為副研究員（社科院首批破格的六人之一），1989年再破格為研究員（社科院當年破格的二人之一）。

1991年獲政府特殊津貼（為當時五十歲以下的二人之一），同年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發的有突出貢獻的學位獲得者榮譽。1993年為國務院學位辦評為博士生導師。

1994年獲國家人事部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1998年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主編，《文學年鑒》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主編（2007年），全國《格薩爾》領導小組組長。

2004年出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2006年獲評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首批四十七人之一），學部委員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最高學術職務和榮譽稱號，意在肯定社科院資深或有突出貢獻的研究人員的成就和價值。

2009年被選為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

2010年任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講座教授。

2011年3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諸子還原”四書《老子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和《韓非子還原》。

在學術研究中既注重對具體文學、文化現象的深入探究，更強調對中華文明的總體把握，先後提出“大文學觀”及文學學科分支重建，敘事學、詩學的中國學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及其動力系統（包括“邊緣的活力”），先秦諸子的生命還原和全息考證等學術主張。

楊義先生在學術研究中既注重對具體文學、文化現象的深入探研，更強調對中華文明的總體把握，以還原其應有的深度、廣度與厚度。積極倡導並實踐一種宏觀、融通、開放的研究範式，注意從人文地理學、文學圖志學、文學發生學等不同角度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先後提出“大文學觀”和“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學術主張，開創了“以圖出史、圖文互動”的文學史寫作模式。“文學地圖”關鍵詞在網際網路上可搜到700餘萬條目。在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期間，在其著述中創造性地將中國歷史上不同地理區域間的文化互動及各民族間的文化融合納入研究視野，意在還原中國文學、文化版圖的豐富性、多元性。重視西學而堅持中國本位，尊重傳統更強調現代意識，積極呼籲學界同人致力於建構一種能夠代表當代中國文化氣度的文學，文化史著述形態，以期在更高的層面上參與當今世界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競爭，實現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深層次對話。

楊義先生對中國文學、文化的研究闡釋，曾引起國內外學界的熱情響應，在國際、國內學術交流中，注重闡釋中國歷史文化的豐富內涵與當代意義。闡幽發微、探求新路，體現出鮮明的文化立場和學術風格。

楊義先生曾為英國牛津大學客座研究員（1992），英國學術院客座教授、荷蘭萊頓大學客座教授（1998）、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教授（2000）、劍橋大學客座教授（2003）。

曾講學於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愛丁堡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法國巴黎東方語言學院，荷蘭萊頓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俄羅斯彼得堡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名古屋大學，韓國漢城大學、釜山大學，以及台灣“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及國內各主要大學。被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暨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深圳大學等校聘為兼職教授。

在英國學術院客座期間，曾普查過大英圖書館東方部6萬餘種中文古籍收藏，對中國文學與中國繪畫的關係做了全面考察，複印了一百餘種、數千件罕見的古代圖文資料。此舉被海外的著名漢學家稱為“鄭振鐸先生當年倫敦訪書之後一次引人注目的海外訪書行為”。

《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卷，150萬字）為“十年磨一劍”的力作，開了個人獨立寫多卷文學史的風氣。作者為此書讀過2000多種原版書刊，論述的作家600人以上，流派30個以上。此書各卷陸續出版，海內外好評如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夏志清稱作者為“新一代治小說史、文學史的第一人”。蘇聯科學院費德林院士說“作者一人做了我們需要一個研究所做的工作”。新加坡國立大學王潤華教授認為，此書是“近幾十年來最有突破性、最有見解的文學史”。此書列為高校文科教材，已出十幾版，被國外一些著名大學列為教學基本參考書和研究生基本必讀書。又被中國社會科學文學研究所列為建所四十周年最有影響的十部著作之一，並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1979-1991）優秀科研著作獎、新聞出版總署首屆（1978-1990）“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作者也因此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文學史家之一”。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上下卷）創造了“以圖出史、圖文互動”的文學史寫作模式，在台灣與大陸先後出版，在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與台灣引起強烈的影響，被認為是文學史寫作獨創性和多樣性的一個範本。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專門為此書召開年會（1996）加以研討。著名作家蕭乾稱“這是文學史上的一部曠世奇書”。著名藏書家姜德明說“《圖志》是把死材料用活的典範，唐弢先生地下有知，當亦鼓掌稱快”。自此以後，以圖來講文學和歷史成為出版界的一個熱點，出現許多圖志類的著作，始作俑者當為此書。

1990年以後，楊義先生轉入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研究領域。所著《中國古典小說史論》被“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推為近年成果斐然的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七本代表著作之一。

《中國敘事學》以中國文學的經驗和智慧為本，參照西方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敘事學理論而形成的具有現代中國特色的學理體系。它的原創性和學術功力在海內外深得好評。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先後出版之後，被一些重要的文學理論專家認為是第一次探索中國敘事學理論體系的力作。此書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屆優秀科研成果獎，以及“中國文學研究獎”。

1998年出版的《楚辭詩學》從文化詩學和生命詩學的角度對《楚辭》進行創造性的闡釋，有學界同人稱，“《楚辭詩學》一書在對《楚辭》進行經學的讀法、訓詁學的讀法、考據學的讀法和鑒賞學的讀法之外，開創了詩學的讀法的一大宗派，為新世紀的楚辭學拓展出一片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成為楚辭學研究歷史的一塊嶄新的里程碑，因此具有重大的學術史意義”（《文學遺產》，1999年，第5期）。

2001年出版的《李杜詩學》被譽為新世紀詩學古典詩歌研究領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等院校的十位博士專門為此書召開讀書會，認為它是一本“具有整體性的創新體系的著作，把李白、杜甫這兩位中國詩史上超一流詩人的詩作研究推進了一步”。另有多位學者著文評述，認為“《李杜詩學》的突出價值在於開闢了古典文學研究具有大氣、大智慧的新境界。它無論對文學史還是對於文學基礎理論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啟迪意義”（《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李杜詩學》是一部充滿人文激情的傑作，是近年來中國詩學研究的重大創穫之一。作者以深厚的西方美學背景為基礎，廣泛涉獵中國典籍，讓西方美學理論與華夏傳統詩學作了一次成功的對話。其價值已超出李杜詩學研究本身，而具有更加深廣的理論意義和現實針對性”（《文學遺產》，2001，6）。本書獲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