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

二戰前後幾十年，比爾·科西是一家黑人酒店和度假勝地的主人，妻子很早去世，兒子婚後沒幾年因患病死去。家裡只剩下兒媳梅和孫女克里斯汀。科西一直與妓女克萊秀關係密切，但他後來娶了當時只有11歲的希德——孫女克里斯汀的好朋友作了第二任妻子。希德和克里斯汀之間的親密關係遭到了徹底破壞。克里斯汀曾經積極投入民權運動，後來身無分文回家。然而，科西在遺囑中卻意欲將財產全部留給克萊秀，廚娘兼管家L為了保護科西家人的利益，改寫了遺囑。希德和克里斯汀都因宣稱對財產獨享繼承權，幾十年在同一屋檐下相互敵視。後來在希德彌留之際，克里斯汀竭力照顧她，兩位老婦人記起了少年時的友情和多年來她們之間的戰爭，在交談中終於解開了感情的死結。

黑人母親是整個非裔美國人的靈魂，她們不僅是物質生活和情感需要的供給者，而且是非洲祖先的傳統文化和黑人社區的價值觀念的集中體現者。深受歷史創傷折磨和現實處境困擾的黑人女兒四處尋覓母親的蹤跡、渴望返回母親的懷抱。這一行動既是恢復被壓抑的心理慾望的表達，又是回歸過去的政治慾望的聲明。

非裔美國人文化中的母性觀念與具有種族化傾向的女性主義母性理論截然不同。黑人的母性是最具政治性的。非裔美國人文化中的母性觀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交織的層面上：其一，母親和母性是美國非裔文化的核心；其二，母親和母性能夠確保個體生理和心理的健康，能夠保障非裔美國人，以及更大範圍的非裔美國文化的授權運動。

基於以上的文化觀念，黑人的母性通常被認為是黑人婦女能夠在其自身的授權中發展信念的場所。黑人婦女可以把母性視為自我實現和在黑人社區獲得地位的基礎，以及引發社會能動性的催化劑。

受母性觀念和授權思想的啟發，莫里森在非裔美國人的文化中看到了母愛的政治意義，只有黑人母親獲得了權力、受到了重視，她們的孩子才能擁有權力，創造輝煌的未來。保存生命是母親的首要職責。通常，在充滿敵意的惡劣環境下，黑人女性的母性職能被最小化為維持生命的存活。

“保存孩子的生命是母性實踐的核心成份、不變目標”，因為孩子是黑人社區中最有價值卻又最脆弱的部分。然而，主流話語中的母性職能，僅僅重視母親的養育和培養功能，完全忽略了少數族裔孩子的生存困境和女性的母性經歷。有色人種婦女的孩子們，他們中的許多都忍受著“生理上的飢餓”，卻沒有這樣的選擇。僅限於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母性實踐，主流話語中的母性職能只把養育看成自然的、規範的經歷，而那些黑人女性保存生命的母愛卻被視為不真實的、不合法的異常現象。對於莫里森這樣的黑人母親而言，以保存的母愛維持孩子的存活是母性職能基本的、不可缺少的維度。

一旦生命得以保存, 黑人母親隨後的職能就是養育孩子，以便他們在種族歧視、性別壓迫和階級剝削的白人世界里成長為健全的、完整的成年人，從而抵制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的意識形態，培養自我尊重、自我愛護的自愛觀念。

莫里森藉助創作小說《愛》，是用“愛”來塑造的黑人母親形象，“授權”黑人母親自我保護易受傷害的孩子和維護機能失調的社區。一方面，黑人母親用愛的方式保護著孩子，愛是自我授權的源泉，也是行使權利的方式。另一方面，黑人母親還是社區力量的保存者和傳統文化的傳遞者，愛是喚醒黑人的呼聲，也是凝聚社區的紐帶。無論對於黑人孩子，還是黑人社區，黑人母親都以愛的行動揭示出自愛和互愛的意義和價值，呼籲黑人群體加強團結、修正弊病，實現集體授權的政治意圖。

《愛》小說故事從1942年說起，講述柯西一家人在民權運動中的種種表現。

比爾·科西

科西屬於黑人中產階級，他的巨額財產來源於父親對黑人的告發，而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是由祖輩的黑人辛苦勞作積累而來的。因為對父親財產來源的憎恨，科西對黑人親切關懷，做了很多事情來彌補父親曾對黑人民族做出的傷害。大蕭條時期，柯西從一個白人手裡買下了蘇克灣一家破產的“只限白人”的夜總會，並將它打造成供黑人娛樂的度假酒店。

可以說科西是個好的壞人，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壞的好人。”他是造成希德與克里斯汀這兩個女人爭鬥50年悲劇的元兇。科西是那個讓她們爭奪遺產的人。科西是那個把她們的生活徹底毀滅的人。科西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做了可怕的事情，給別人帶來了巨大的傷痛，以至於無法癒合。科西活著的時候，“就象王子。科西死了以後，他身邊的女人們依然因為他而爭鬥，因為他遺囑上那句模稜兩可的把遺產留給他親愛的科西家的孩子，而敵視、爭鬥、期盼對方早死。

雖然科西是比利·博伊的父親、梅的公公、希德的丈夫和克里斯汀的祖父，但在這些人眼裡，科西無一例外地都扮演著父親的角色。科西雖然非常愛他的兒子，但他承認：“或許他會成為另外一個人，但科西讓兒子成為了他的影子。”在兒子的眼裡，科西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一切都得聽從科西、取悅於科西。他的兒媳梅更是將他視作“主子”，拚命地取悅他，用盡一生的心血來幫助他經營飯店，但最後卻落得個精神失常、鬱鬱而終的悲慘下場。

克里斯汀5歲就失去了父親，科西與克里斯汀的關係與其說是祖父女，不如說是父女，但他這個“父親”在克里斯汀的成長過程中並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他對她冷漠、缺乏關愛。因為克里斯汀有著和她父親一樣的灰色眼睛，他一直刻意躲避她。

希德在與科西30年的婚姻中，從未享有與科西同等的地位。他們雖是夫妻，但希德一直稱科西為“爸爸”，不僅是因為科西的年齡足以做她的祖父，而且因為科西對她有絕對的權威。她11歲的時候，就被科西選為妻子，而科西選她的原因是因為“娶一個女孩，他可以按自己的口味來調教她”，“他想養大她，等不及看她長大” ，“只有處女能生很多孩子”。希德被科西選為妻子的時候，還只是一個孩子，自己沒有選擇權和決定權，科西處處以父親的身份教訓她，甚至對她不忠。

在科西的心目中，希德從來都沒有佔據過重要的位置，他曾親口承認：“除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茱莉亞，他從未覺得跟任何女人有關係。”

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五歲時，父親去世，丈夫一死，克里斯汀的母親梅卻並沒盡到一個母親應盡的責任，梅把女兒扔給廚娘兼管家L照顧， “給三個月的嬰兒斷了奶，”自己一心一意照顧起公公來。失去父愛和母愛的克里斯汀，在這種缺乏關愛的環境中，卻找到了自己的快樂。她和小玩伴希德成了姐妹一樣的朋友，有時克里斯汀會讓希德在她家裡留宿，她們會在被窩裡小聲地講自己編出來的故事，“她們一起笑得肚子痛，分享一種秘密的語言，當她們睡覺的時候，她們知道彼此的夢境也是一樣的。”她們同塌而眠，親密無間，無話不談，而且彼此之間創造了只屬於她們兩個人的，只能被她們倆自己彼此理解的秘密語言。

儘管克里斯汀付諸諸多努力，她還是未能保全與希德的那段純潔的友誼，因為她自己的祖父娶了希德。兩個年齡相仿的女孩突然從好朋友變成了祖母和孫女。面對這種尷尬的關係，兩個人疏遠了，甚至成了敵人。 “一年一次——也可能是兩次，她們相互捶打，撕扯頭髮，扭打在一起，她們停下來后，又想著用別的方法去加劇對方的痛苦。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們都意識到她們兩個誰都不可能停火。”

後來，希德和克里斯汀都聲稱對財產獨享繼承權，幾十年來在同一屋檐下相互敵視。在科西的豪宅里，克里斯汀住在樓下，希德住在樓上，兩人長期為敵，相互詛咒。不過，她們最終和解，多年的積怨得以化解，靠的是少年時深厚的姐妹情誼。

希德想通過修改科西的遺囑來報復科西，改變自己的命運。她的這一企圖被克里斯廷發現。在爭鬥中被推下閣樓摔成重傷。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與克里斯廷終於盡棄前嫌，言歸於好，促膝而談。在交談中，克里斯汀流露出她一直在怨恨祖父，她對希德說，“是他把你從我這裡整個拿走了。”

希德

希德是克里斯汀童年的玩伴，第二任奶奶。她們在科西生前爭寵，在科西死後爭財產。可以說，她們都是男權制的犧牲品，父權制的“替罪羊”。希德在11歲時，被當時已經52歲的科西選為他的第二任妻子，這令所有人大吃一驚。貧賤的出身，使留心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忌妒和誹謗，甚至連維達說話的口氣都像是留心勾引了科西並騙取了他的財產。

科西之所以選擇希德的主要原因是她還是處女，可以生很多孩子，而且科西被希德弱小的樣子所吸引，想要撫養她長大。然而希德並沒能給他生下一男半女，而且希德和梅——科西的兒媳以及克里斯汀之間的爭鬥讓科西煩惱。幾年後，科西就長期和妓女凌霄在一起，因厭惡家中的三個女人一直爭鬥不休，科西在遺囑中把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了凌霄。為了保護科西家的女人不流離失所，L撕毀了真正的遺囑，提供了科西醉酒時寫在菜單上的一份遺囑。這份遺囑中稱房子和所有的財產都留給“可愛的科西孩子”，而希德一直稱呼科西為“爸爸”，所以法官判定留心就是那個“科西孩子”。這樣希德才有了一個安身之所。

克里斯汀在童年時期遇到留心時，彼此就認定對方是自己的另一半。“她們一起笑到肚子疼，一起發明一種秘密的語言，一起睡覺，知道彼此做著同樣的夢。”突然之間好友變成了奶奶，克里斯汀對留心充滿了怨恨，她認為是希德背叛了她並搶走了祖父的愛和財產。克里斯汀十六歲生日時，因為希德的緣故，再次被驅逐。從此她選擇了流浪生活，先是嫁了一個不忠的丈夫；後來又成了三個男人的情人；追隨黑人民權運動者果子九年，墮胎7次，最後因為她年齡太大，受教育程度也不夠，對他來說，“她不再有用了”；後來她又找了一個醫生情人，但三年後也被拋棄，只拎著一個塑料袋回到了家，繼續她和希德的爭鬥。L指出了她們的本質：“她們繼續戰鬥著，彷彿她們不是犧牲品，而是勝利者。”

縱觀克里斯汀的生活，無一不顯示出男權制度對她的摧殘，從小被忽略，長大后被不斷地背叛和拋棄，不僅是身體上遭到了摧殘，心理上更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苦痛。正像L所指出的那樣，克里斯汀和希德都是男權制度的犧牲品，父權制的“替罪羊”。

主題思想之一：在“愛”的極致——“恨”的存在中，重構愛

文學與道德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學創作常常涉及有關道德方面的內容，所以文學的道德意義向來為人們所看重。然而，道德的偉大奧秘就是愛。

《愛》小說情節單一，但蘊含著極其深刻的思想內容，作者以愛和愛的動機為切入口，深入探討了人性的本質。莫里森搖動的萬花筒為讀者展現了愛的斑斕色彩。它意味著痴迷、慾望、佔有、排斥、盲目、自私、殘忍、敬畏、仇恨、嫉妒、依賴。財產、地位和愛情似乎是任何時代都逃不過要面對的、可以反映人們道德倫理的問題，也是起著至關重要作用的問題，對於未嫁女性，婚姻變得無比重要，而結婚似乎是她們這一生唯一正確的工作，因為婚姻成了改變她們在家中地位的唯一途徑。

梅的婚姻是具有時代性的實利婚姻。這種結合本質上並不能稱之為愛的願望，這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斤斤計較和精心算計。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出賣自己的靈魂，犧牲他人的幸福，放棄道德的準則，忽視良心的審判，這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又一切都是必然的。因此，這種愛實質上是虛偽的、卑微的和極不道德的。從小說來分析，與其說梅愛科西的兒子，還不如說愛科西家的財產。梅雖然是窮牧師家的孩子，但在她整理好帶來的那個紙箱子后，換上衣服，馬上開始進入角色，指揮著L擦拭這個，清理那個，頗有女主人的架勢。作為女人，梅在情感方面顯得很特殊，她似乎是專為經營科西家的產業而嫁入豪門的。在丈夫死後，她沒有流一滴眼淚，馬上投入經營中；當克里斯汀在外四處碰壁而希望回家時，梅並沒有給她任何關心或鼓勵，正如該小說快結束時，克里斯汀告訴希德的，“恨你是‘我’媽媽喜歡‘我’的唯一原因。”因此，她對科西的順從、對丈夫的愛護、對科西產業的關注和投入，一切都起源於她對物質財富的佔有慾和改變命運的渴望。

希德的愛是動態的，無論是對克里斯汀還是科西。在她嫁給科西時，只有11歲的希德，還不完全懂婚姻是怎麼回事，在該小說結尾時，她與克里斯汀真誠的對話里，“‘我’想跟你在一起。嫁給他，‘我’以為就可以跟你在一起。”道出了最開始的單純和純潔的友誼，然而最後她也說，“科西是一個非常適合結婚的人，‘我’知道自己很幸運”，從一個被人百般刁難的小丫頭到“把錢完完全全抓在手裡”，她單純的為了“友愛”的婚姻已經徹底轉變為了“拜金”。不管怎樣，這個婚姻，正如希德自己說的那樣——給了她許多，她本人及家人都獲得了很大的利益。因此，這場交換式的婚姻——女兒換財富在物質上是成功的，但在倫理道德面前卻是失敗的。

克里斯汀的感情並不是單一的，無論是友情還是愛情，而是由愛而生之為恨。克里斯汀和希德原來是最要好的朋友。她們之間純潔的友誼在科西宣布娶希德為妻時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從此，愛變成了恨，兩人成了冤家，明爭暗鬥了一輩子。克里斯汀認為希德剝奪了她在家中的地位，在向克里斯汀求援時，希德意識到她們已經不再是往日的朋友了，因為“她朋友的眼睛里透著冷漠，好像希德背叛了她似的。”

在該小說最後，當克里斯汀和希德躺在科西旅館的閣樓里孤立無助時，她們終於揭開了一輩子的恨結。克里斯汀離開對自己不忠的丈夫后，與民權運動積極分子同居，長達九年。她為了與民權分子相配或更直白些，為他喜歡而試圖改變自己，然而，這種渴望因最終沒有得到回報而變成了絕望。在這九年裡，克里斯汀做了七次人工流產，對於民權分子與其他女人的性關係，她聽之任之，做到“習慣它”，還得“有風度”。到了20世紀70年代，她意識到民權運動已經不再需要她這樣的女人，民權分子也不再需要她，因此“她成了不相干的人”，被榨乾了的人，最終不得不一無所有地絕望而歸。

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之間的愛情雖稱不上卑鄙，但卻是非道德的。廚娘兼管家L的愛是一種仁愛。仁愛屬於道德的“應然”，它來自於另一個緯度，插入所有已然之中，插入了存在之種種運動和境遇之中。L是英文愛——Love的首字母，作為愛的象徵，L對科西家的女人充滿愛心，並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保護她們，她在科西家業的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這個家族忠心耿耿，有人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愛科西。她跟其他幾個女人不一樣，她崇拜科西，愛科西，但她卻離得遠遠的，自始至終做著無私的奉獻。科西在兒子死後，精神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是L帶著梅撐起了科西家的那片天空；在科西為了報復那幫讓他失望的女人們，要在遺囑中把財產留給一個外人時，是L將遺囑撕毀，取而代之的是她有意在菜單上塗鴉的幾條，使她們不至於流落街頭；在科西本人去世時，L幫著辦完喪事，沒有任何要求，離開了科西家。L作為科西家族的老員工，她把男主人珍藏在心裡一輩子，盡自己所能扶持了他一輩子，這是一種無私的愛，一種不帶任何雜質的愛，她對科西的愛沒有任何功利的成份，也不是發自本源內心的情愛，而是一種創造性的，自我犧牲的“仁愛”精神，她用自己無私的奉獻成全了所愛的人的心愿，挽救了科西一家，對後來她們的一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愛具有深刻的道德性質。

愛與恨對抗中的道德倫理缺失：

《愛》描述的不是愛，而是恨。傲慢與偏見加劇了三個科西家的女人的冷漠和仇視。她們誓將仇恨進行到底，好像仇恨賜予她們的是桂冠而不是荊棘，她們是冠軍而不是受害者。在這場沒有贏家的鬥爭中人人都是受害者。希德是被父親出賣的女兒、背叛的朋友、中道仳離的妻子、可有可無的情人。在梅眼裡，科西的意志高於母親對女兒的保護。科西一家愛的故事中充滿了錯誤和悲傷。科西家的人都是被損害的男女之愛、姐妹之愛、母性之愛的受害者。家不是他們安全與幸福的港灣，而是苦難與仇恨的源泉。

《愛》作品，也可以取名為“恨”，因為它描述的是愛的極致——“恨”的存在。作品描述了人們如何相互熱愛又相互憎恨：妖魔鬼怪爬進姑娘們的睡夢中，隱藏在角落裡，隨著她們逐漸成長；人們能夠記起往日的友誼，也學會了彼此之間進行戰爭。多年後，科西還說“‘我’恨我父親”。這個“恨”字不是源於簡單的物質問題，更多是精神上的陰影。父親和祖輩在白人面前的卑躬屈膝，是科西無法直面的歷史，是橫亘在他和快樂之間的一堵牆。父親死後，科西一反祖輩當“安靜富裕的奴隸、勤儉節約的自由民”的“悠長傳統”，甚至是走向父親的對立面：他花錢享樂，“父親讓人畏懼，兒子是一束光芒。警察向父親付錢，兒子掏錢給警察。父親所糾正的，兒子就倡導。”

莫里森在《愛》該小說中，對愛進行重新界定，引起對愛的注意，探索“蒙愛的”黑人和婦女該如何去愛，如何去除生活的陰影，讓愛不被異化。該作品中的L，以第一人稱敘述者說，人們不再注意她這個不怎麼說話的老婦人了，甚至不記得她具體的名字，只知道縮寫是L。

在該故事的結尾，L又說：“大多數人從來不曾感受過”希德和克里斯汀之間那種強烈的“激情”，然而“假如你的名字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的主題，它自然就是你的份內事了”。熟悉《聖經》的人知道，這一章的主題是“愛”，因而可以推斷L的名字是“愛”——Love。“愛”的名字被忘卻了，“愛”是什麼被忘卻了。莫里森通過對這一人名的解讀，點出了《愛》的主題，即在歷史、種族、性別等各方面因素作用下的愛或愛的缺失，為讀者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提供了一個線索。《愛》小說中人物的觀察、意識流的思考，是該小說的主體，莫里森向讀者展現了故事的精彩片段，讀者也必須跟隨並不斷發現新的重要事實，並通過自己一定的想象來“縫合”它們，從而破解其中的含義，得到啟示和領悟。

莫里森感興趣的是男女之愛與其他形式的愛能夠暴露自己的本性。人們本來竭力想保護的東西，為什麼結果卻毀了它們？作者樂意帶讀者到一個十分糟糕，甚至恐怖的地方，但是出來后卻得到一種凈化。

愛既具毀滅性，又具救贖性。科西對希德的愛不管出於何種動機，事實上都是科西家族家破人亡、走向敗落的起因，因為這種愛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引發了人性中的嫉妒與邪惡；科西對妻子朱麗葉和兒子比利的愛盡顯親情之可貴，展現出人性的美麗；L對科西那種無私的愛幫助科西家族一次次走出困境，直至化解仇恨。

愛情與道德當然不是一回事，兩者有時是會發生矛盾的。然而，已經處於文明時代的人類的愛情，不是不受道德規範約束、不受道德觀念影響的。把愛情與道德對立起來，不僅荒唐、可笑，而且十分有害。絕不能說愛情可以把道德撇在一邊，也絕不能說不道德的愛情是真正的愛情。對於不道德的愛情，儘管可以編織出這樣那樣的“童話”，然而掩蓋在美麗詞藻下面的，不過是廉價的生物本能。

主題思想之二：在姐妹情誼和父權制的較量中回歸愛

美國奴隸制的歷史是一部對黑人奴隸，尤其是女性奴隸的暴力史。女性奴隸遭受身體及精神上的雙重暴力，被鞭打、被強暴、失去丈夫、失去孩子。儘管女性奴隸的遭遇痛苦不堪，但白人種族主義者卻對她們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認為黑人女性是不道德的、放蕩的。奴隸制結束后，美國社會對黑人女性的這種成見依然存在，甚至黑人女性自己也內化了這種成見。在這樣的內外交困之下，女性奴隸應該“結下姐妹情誼來互相幫助、互相讚美”，進而幫助女性奴隸找到自我，幫助女性奴隸在這個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的社會中找到溫暖與關愛。

黑人女性間的姐妹情誼傳統源於黑人的歷史。“黑人女性為了生存，發展了一種互助互愛的姐妹情誼。”在奴隸制時期，男性黑奴總是被奴隸主賣掉，剩下女性黑奴在家裡照顧孩子。這些女人必須學會在沒有男性幫助的環境中生存，女性在一起，共同撫養孩子，共同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因此形成了類似於母系社會的社區結構。

奴隸制廢除后，黑人女性之間彼此的依賴不僅沒有因為奴隸制的消亡而減少或消失，反而進一步加強。因為她們依然遭受著種種歧視和壓迫，“姐妹情誼使得黑人女性能夠像家人一樣應對壓迫，減輕黑人在白人統治社會成長的艱辛”，“姐妹情誼讓黑人女性能夠抵抗種族壓迫和性別歧視”。

《愛》小說中之愛，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兩位黑人女主人公希德和克里斯汀之間變幻莫測的姐妹之愛。她們之間的情誼撲朔迷離，年少時她們是情同手足的密友，但她們的友情因為父權的介入而分崩離析。在與父權制的較量中，兩位女主人公的姐妹情誼以完敗告終。從此她們爭鬥不斷，直到50年後，希德臨死之際，她們才冰釋前嫌，重新找回失落的姐妹情誼，並且認識到她們以前的生活一直以男性為中心，是她們賦予了男性權力，她們本不應該這樣，而應該依靠她們彼此間深沉的姐妹之愛“手拉手地生活”。

在《愛》小說中，“莫里森延續了她一貫的對黑人父權制及家庭中不平等的性別關係的批判”。作者匠心獨運，運用欲抑先揚的手法，在該小說的一開始，塑造了一個近乎完美的黑人男性比爾·科西。他是好丈夫、好父親、受人尊敬的成功商人、樂善好施的慈善家。但實際上，通過故事敘述者L的敘述及其他人物的回憶，逐漸清晰地看到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家長”形象。通過這樣一種反差，托尼·莫里森徹底顛覆了這個“好丈夫”、“好父親”，讓比爾·科西走下了聖壇。

同樣，該故事的一開始，作者對女性形象的塑造與比爾·科西截然相反，她竭力描繪了一組爭風吃醋，“只為博王子一笑”的女性群像，讓讀者對她們的自私狹隘嗤之以鼻。但隨著該小說的層層深入，逐漸顯示到，這些讓人憎惡的女性都是比爾·科西一手塑造的。

兩位女主人公希德和克里斯汀小的時候一見傾心，結下了親密的友情，但克里斯汀的祖父比爾·科西橫刀奪“愛”，娶了年僅11歲的希德為妻，從此克里斯汀和希德之間的友誼徹底破裂，她們在後來的50多年中爭鬥不斷。她們的爭鬥都是以科西為中心，他活著的時候爭寵，他去世之後又爭奪財產。可以說，科西是父權制的代表，她們之間的姐妹情誼遭到了父權的踐踏。50年後，兩位女主人公在希德臨死之時傾心長談，一笑泯恩仇。她們意識到她們“本該手拉手地生活，而不是到處尋找‘大爹地’”。在《愛》小說中，兩位黑人女性最終認識到姐妹之愛對她們的重要性，重新找回了50年前失落的姐妹情誼。

父權對姐妹情誼的踐踏：一個“穿著男人的大短褲”的窮女孩和一個坐在海灘上吃冰激凌的富家女孩，因為富家女孩的一句“嗨，想吃嗎？”而開始了她們的友誼。窮女孩名叫希德，富家女孩名叫克里斯汀。希德家裡有5個兄弟，3個姐妹，在貧窮的家裡，她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克里斯汀雖然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但她5歲就失去了最愛她的父親。她的母親為了經營飯店，在她3個月的時候就給她斷了奶，後來又把她扔給L照顧，因為她那和她父親一樣的灰色眼睛會讓她祖父科西想起自己早逝的兒子，因此科西也刻意躲避她。她們都來自於缺少愛與關懷的家庭，父母之愛的缺失讓她們彼此依靠、相親相愛。“女性朋友，是黑人女性的另一個自我。”

可以說，在她們的眼中，看到的是另一個自己。但是，她們之間的友誼因為階級的差別而為克里斯汀的母親梅所詬病，她幾次想拆散她們。“克里斯汀永遠也不會忘記她如何為希德而鬥爭，反抗母親而去保護她，給她衣服；在海灘上野餐。她們在一起大笑，笑得肚子都疼，她們創造了秘密語言，她們知道她們睡在一起的時候做的夢都是一樣的。”而她們之間這種惺惺相惜的姐妹之情卻因為科西的介入而不復存在。在希德11歲時，科西娶了希德，希德成為了比她還大8個月的克里斯汀的祖母，兩人從此反目成仇，再加上克里斯汀母親梅的不斷挑唆，兩人之間的仇恨愈演愈烈，一直持續了50年。

比爾·科西在小說一開頭被刻畫成了一位慈父。從故事的敘述者L的敘述及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科西是一個很好的人。他有能力，在經濟大蕭條時代，他從白人手裡買下了一個飯店，並且經營得風生水起，將其變成了中產階級黑人們趨之若鶩的度假勝地。在黑人的眼裡，這個地方就象一塊聖土，在這裡，他們可以找到他們需要的一切——音樂、舞蹈、食物以及安全。“科西的度假勝地不僅是娛樂場所；也是一所學校和一處避風港。”在他曾經的僱員維達的眼裡，他“是一個聖人”。

“他的心就象聖誕老人一樣。如果一個家庭付不起葬禮的費用，他就悄悄地與殯儀館聯繫。他與治安官的友誼幫助他把很多孩子從手銬下解救出來。很多年來，他一直默默地幫一個中風病人負擔求醫及其孫女的大學費用。在那些日子裡，他的忠誠獻身壓倒了別人的嫉妒，飯店沐浴在他的光輝里。”他是一位慈祥的父親，他對他的忘年交朋友桑德勒說：“‘我們’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日子。美好的日子。更像朋友，而不像父子。”當他的兒子因病去世后，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從傷痛中走出來。他是一個好丈夫，故事敘述者L回憶她第一次見到科西和他第一位妻子茱莉亞的場景：“他站在大海中，懷中擁著茱莉亞，他的妻子。‘我’從未見過如此情形。她閉著眼睛，頭來回擺動。她舉起一隻胳膊，摟住了他的肩膀。他將她摟在胸前，抱到了岸上。‘我’相信是刺眼的陽光讓我的眼睛充滿了淚水——而不是因為看到這溫柔的一幕。”

與科西一出場時高大的形象相反，該小說中的女人們一出場，沒有給讀者留下絲毫好印象。桑德勒評論說科西家的大房子因為女人們的戰爭而變得象“一座監獄”。該小說中描寫了希德和克里斯汀兩人之間的四次激烈爭鬥。第一次發生在希德和科西蜜月旅行歸來之後。

希德急切地想要給克里斯汀講他們蜜月中發生的故事。迎接她的不僅有梅的蔑視，還有克里斯汀的慍怒。當然，梅先開始，大笑希德的新衣服：但是克里斯汀也加入進來，臉上掛著希德以前從未見過的傻笑。渾身顫抖著，希德用求助的眼神看著克里斯汀。沒有任何反應。她朋友的眼神冰冷，好像是希德背叛了她，而不是她背叛了希德。

這件事情之後，她們之間的友誼不復存在。有一次希德曾經想與克里斯汀修好，讓她戴戴她的戒指，於是又一場大戰爆發了。克里斯汀用她們自己發明的她們之間的密語大喊：你是個奴隸。他用一年的租金和一支糖果就把你買下了。

第三次爭鬥發生在克里斯汀的16歲生日派對上，當從私立學校畢業的克里斯汀想要糾正希德的語法錯誤時，她們之間的戰爭又一次爆發了。希德想向科西求助，但得到的回應是科西“把她放在膝蓋上，打她的屁股”。希德羞憤難當，對克里斯汀懷恨在心，放火燒了她的床。而科西卻讓克里斯汀離家一兩周以避免她們再次爭吵。克里斯汀覺得非常委屈，因為放火的是希德，祖父卻讓她離開。她不能容忍祖父對自己的愛被另一個女人取代，自己在祖父的心目中不如闖入他們生活的貧窮小女孩希德，於是克里斯汀決定離家，讓科西從此再見不到她。從此之後，克里斯汀開始了她20多年漂泊不定的生活。

第四次爭鬥是在科西的葬禮上。從希德的生活中消失了23年後，克里斯汀出現在科西的葬禮上，拔刀捅向希德，兩人又一次激烈地爭吵。

托尼·莫里森塑造的希德、克里斯汀及梅的形象讓讀者覺得她們冷酷、自私、無情，三位本該有著友情及親情關係的女性，卻互相之間表現得冷漠、仇恨、充滿敵意。

科西被莫里森刻畫成了一個“父親”的形象。他的慈父形象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說明他對家人、朋友及社區的其他黑人象父親一樣慈祥溫和，另一方面，他又是黑人社區及科西家族的家長，擁有無上的權威，代表著父權制。

該小說的題名是“愛”，除了在該故事結局的時候，希德臨死之前說出了‘愛’字。在該小說中，沒有出現過一個“愛”字，該故事中的人物提到“愛”字的時候，也總是用“它”字來代替。該小說的題目是“愛”，但是該小說中所有人物最缺乏的恰恰是愛，愛的缺乏造成了對愛的強烈渴望，也造成了該故事中的人物對愛字的諱莫如深，因為沒有愛，所以無法言說愛。讓人稍感欣慰的是希德臨終前終於說出了這個字，“愛。‘我’真的愛。”她們原來是如此深愛，由於彼此的怨恨使得，她們從12歲以來就再也沒有過傾心地交談，在她們生死分離之際，她們終於承認了彼此在她們心裡有多麼重要，希德說：“‘我’想跟你在一起。嫁給他，‘我’以為就可以。”愛，非異性之愛，而是姐妹間的情誼讓她們冰釋前嫌。

在父權制下，只有姐妹之間的愛才能把她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讓她們獲得靈魂的救贖和心靈的安寧。她們生命中最後的交談，讓希德毫無遺憾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因為她們不僅承認了彼此之間的深愛，而且她們終於意識到她們不應該彼此抱怨，而應該把抱怨的矛頭指向科西這個她們悲劇的製造者。科西從姐妹們這裡奪走了她。姐妹們終於明白讓她們痛苦、掙扎、顛沛流離、無依無靠的並不是她們，而是比爾·科西和他所代表的父權制。

如果說姐妹們意識到科西是造成她們悲慘生活的罪魁禍首——這對姐妹們來說，是一次思想上的飛躍，那麼更大的思想飛躍是姐妹們意識到，正是她們賦予了科西權力，讓科西能夠隨意擺布她們的命運，姐妹們最後認識到：她們創造了科西。科西創造了他自己。姐妹們幫科西創造了他自己。

如果不是女人們賦予了這個男人權力，科西根本不會有如此權力。女人們象衛星一樣圍繞在科西的周圍，提供了滋生科西權力的土壤。

姐妹們最終意識到，姐妹之間，本該手拉手地生活，而不是到處去尋找“大爹地”。痛定思痛，姐妹們終於認識到50年來，她們因為科西而爭鬥，讓他成為了她們生活的中心，賦予了他無上的權力，建立了他的父權，姐妹們本來不應該敵對，而是應該手拉手、依靠姐妹彼此之間的愛來生活。姐妹之愛，才是姐妹們對抗父權制的有力武器，也是她們爭取平等、自由和幸福的希望之光。

一、似“隱”之音

作者型敘述聲音表示一種“異故事的”、集體的並具有潛在自我指稱意義的敘事狀態。“異故事”這個詞由熱奈特提出，指“敘述者從他所敘述的故事中消失”。這種敘述聲音通過寫作本身、自由間接話語、突然中止敘述等方式和策略申明身份和立場。

在《愛》中，全知敘述聲音伴隨有限視角的運用，並沒有清晰明朗地表明作者的態度，只是用簡潔明快的語言交待背景、人物、動作發生，將更多的猜想與評判讓給讀者。第一章“肖像”中，第三人稱敘述了如圖畫般呈現出背景以及人物朱尼爾，敘述中並無任何憎惡或喜愛的態度展露。在一個最多零上幾度的，太陽也慘淡無助的釋放熱量的天氣，一個女孩出現在Silk街——簡單交待天氣與人物。另一個人物桑德勒出現，隨即全知視角轉變為桑德勒的有限視角，觀察這個女孩，頭髮長而凌亂，穿著高筒靴和皮夾克，好像個迷路的孩子；朱尼爾到達科西家后，視角又不斷地轉變，由朱尼爾到克里斯汀再到希德，由現實描述到意識形態流轉。不斷地交錯轉變，使得讀者可以根據自己所見大膽猜想。視角不停流轉的同時，突然中止敘述策略的運用，一方面為讀者提供更廣闊的想象空間，另一方面又使讀者不得不帶著疑問緊隨文本進程，讀者就好似不斷被放著長線的風箏，雖愈飛愈高，愈想愈遠，愈思愈喜，卻始終心隨敘述聲音。

莫里森選擇作者型敘述聲音在《愛》中的運用是全文本的基調，是隱性地掌控話語權威；而個人性與集體型敘述聲音的運用明顯地體現了莫里森對話語權威的掌控，以實現黑人女性對自我主體的覺醒。

二、“個人”之音

在《愛》小說中，讀者能清晰發現文本的敘述框架是有個人性的敘述聲音L，在該小說開始與結尾，包括中間第三、四、六章評論性的敘述所構成。L在該文本中的作用的舉足輕重的，是靈魂人物，她的一生都獻給了科西一家人。她對科西有著難以釋懷的感情，敬重科西，卻不畏他的權勢。因此這個人物的塑造對黑人女性地位的確立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該小說開篇，L說“女人們的雙腿大大地分開，‘我’哼起歌來。男人們變得不安分起來，但他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屬於他們。他們放鬆下來，不再緊張。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站著看，這是一種磨練，但是‘我’什麼也沒有說。”L隱晦地交待了男女關係，但不做任何錶態，只是哼著歌，靜觀一切。從這簡單的開篇，顯示出L具有獨立的敘述能力，無論是男女關係的複雜或社會、人心的不斷改變，L有自己的判斷。第三章中，L回憶起科西的神秘情人——克萊秀，L說道：“科西先生也認識她，儘管你問他，他會拒絕回答。然而，他對‘我’不會，科西先生從不對‘我’說謊，一點兒也沒有。”L肯定地說此番話，讀者不禁發問，L何德何能，讓一個如此富有並受擁戴的男人對她誠實可靠？L在對一個已逝的黑人男性的回憶中，似乎獲得了可能是虛構的權威，但這足以讓黑人女性在文學作品中佔有一席之地。在該小說結尾處，L揭示了她的名字正是Love——愛，“如果你的名字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的主題，它自然就是你的份內事了。”莫里森選擇這樣一位黑人女性來體現“愛”的力量，這正表達作者的女性話語權威。

三、“力量”之音

集體型敘述聲音指在敘述過程中某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群體被賦予敘事權威：這種權威通過多方位、交互賦權的敘述聲音，也通過某個或某群體明顯授權的個人的聲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集體型聲音有三種模式：某敘述者代表群體發言的“單言”形式，複數主語“我們”敘述的“共言”形式和群體中的個人輪流發言的“輪言”形式。集體型聲音被邊緣群體和被壓制的群體廣泛地運用，從而為整個群體實現“話語權威”。莫林森所有的敘述者使用口語式、會話型的話語，使得每個敘述者成為群體中的角色個性。

在《愛》該小說中，以下幾位黑人女性被賦予聲音：科西的孫女克里斯汀，第二任妻子希德等，均通過各自的敘述與視角，推動故事的展開。克里斯汀與希德，這兩個重要角色在該小說最後敞開心扉，釋放壓抑了50多年的感情，不僅代表兩位普通女性的心聲，也是全體黑人女性為反抗男權社會、白人社會所發出的令人深省的聲音。“不，呃，就像‘我們’被賣掉是開始，便認為是獲得自由，隨後‘我們’又將自己賣給更高一層的買家。”“‘我們’指的誰？黑人？女人？是指你和‘我’？”

“我們”這個辭彙的含義是將女性劃出男性範圍，為女性言說自我提供場所，獲得話語權威。“‘我們’本可以手挽手地生活，而不是到處尋找老爸。”“他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我們’虛構了他？”“他虛構了他自己。”“‘我們’一定幫了忙。”以上是克里斯汀與希德關於柯西的一段對話，沒有明確是誰說的哪句話，這種模糊性告訴讀者，此番對話適用於她們任何一方，更適合任何黑人女性。對話中使用了兩次“我們”表明黑人女性敢於直面自我，喚醒自我對主體力量的認知，從而掌控話語權威。

集體型敘述聲音的運用，對於邊緣群體表達其群體意識，相比個體性敘述聲音運用的“力量”更加強大，更具說服力。L的個人性敘述聲音穿梭於整個文本，其“愛”的深意觸摸著每個黑人女性，而集體型敘述聲音更是將“愛”的觸角擴大、延伸。莫里森呼籲全世界人關注黑人女性，用“愛”關注每一個處於被邊緣、被壓制的群體。

在《愛》小說中，莫里森通過作者型敘述聲音，個人性敘述聲音，集體型敘述聲音交錯敘述這個“愛”化解群體之間仇恨的故事，以此獲得女性話語權力。然而，這不僅僅是關於黑人種族內部的愛恨情仇，而是通過向生活在種族歧視仍存在的現實世界人們發出“愛”的呼喚。

《愛》作品，具有宏闊的歷史廣度以及對重要文化問題的積極關注。

——卡羅琳·德納爾（喬治亞州立大學的副教授）

《愛》的一大特色便是敘事聲音的不斷轉換。

——顧悅（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

《愛》中，構築了一種更為平等、尊重的愛情。

——新京報

托妮·莫里森（Tony Morrison），原名克婁·安東尼·沃夫德，美國黑人女作家，1931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洛雷恩鎮。父親善於講述黑人民間傳說；母親是教堂唱詩班領唱。1993年，托妮·莫里森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主要作品：《最藍的眼睛》（1970 年），《秀拉》（1974 年），《所羅門之歌》（1977 年），《柏油娃娃》（1981 年），《寵兒》（1987年），《爵士樂》（1992 年），《天堂》（1997 年），《愛》（2003 年），《慈悲》（200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