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上橋

明神宗萬曆卅年，北直隸人王九敘以進士接任渭南縣令，見到縣城西門外沋河上無橋，過往行人只能徒涉。沋水“旱則成陸，澇則建瓴。其波濤泛溢，視渭加險焉。異時徒杠與梁，雖未病涉，至夏則飄飄付東流耳”，為長久計，遂於次年動工在瀋水上“創以石橋”，並於卅五年竣工。萬曆卅八年繼任的縣令楊所修又加長了橋身，從此行旅稱便，“益稱永賴，赤水宜仿為之”②。可見瀋水石橋建成后，赤水河上仍無石橋，因而才有“宜仿為之”的建議。

據《三續華州志》記載：下橋始建於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竣工於康熙六年（1667年）。后因山洪暴發，河床淤高，橋眼堵塞，遂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又在原橋之上疊建了一座九孔石拱橋，從而形成了橋上橋的奇觀。後來下橋被淤泥淹沒，與八十年代初，被當地群眾挖取砂石時發現，從而使”橋上橋”的奇姿展現於世。赤水橋上橋1992年4月被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下橋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版《新續渭南縣誌·赤水橋》一欄：“順治庚子（十八年，即1660年）諸生李若蘭、樊中傑等十餘人創修（石橋），費不給。中丞白如梅捐千金，成於康熙丁未（1667年），號白公梁。”文中明確地指出這時所修的石橋是創修而不是重修；《三續華州志》也簡要地記敘了下橋是“自康熙丁未，中丞白公捐金創建”。

《續華州志》記載最詳：“有諸生李若蘭、渭上諸生樊中傑、姚文英，耆民王希龍……之屬。於順治庚子鳩工命匠，驅石含木，方次第以就大觀。則費尤慮其弗給也，中丞白公慨輸千金。命渭南縣丞孫公、州同知董公督理茸治。而梁告成於康熙丁未（六年，即1667年）。於是民僉曰白公梁。”這就是下橋的來歷。

上橋

《新續渭南縣誌》記敘了下橋建成后，“至道光中百六十餘年。河身漸高，堤累決。壬辰（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郡侯張公稟於道憲，捐集多資。派武生梁清選、耆民馬聲遠督修。共九眼，旁設石欄”。《三續華州志》對修建上橋的原因敘述更詳：“至道光中百六十餘年，河身漸高，橋眼淤塞，水難暢流。以致堤岸累決，淹沒民田無數。赤水南北盡成澤國，居民苦之。壬辰，郡侯張公稟請道憲，捐資重修。砌石增高，兩邊添設護欄，以防車馬傾陷。自是河流復暢，堤岸籍無衝決。”從中可知：共有九孔的上橋建於公元1832年，自此就有了這座奇特的橋上橋。架設上橋的原因既不是一場暴雨洪流堵塞的結果，更不是地震使下橋橋身下陷，而是經過160餘年的長期淤積，致使下橋橋眼壅塞，流水不暢，兩岸常因此遭受洪澇災害，后才架設了上橋。

曾任明參議的渭南籍人南軒寫有《赤水隈記》①：“赤水界於渭、華之境，濱水而居者為東、西鎮，往稱膏腴。顧自嘉（靖）、隆（慶）中，奔流數薄，堡、墉漸圮，迤北尤衝決甚，壠變為沙汀。田日瘠而賦猶取，民殊苦之。縣令張棟乃籌費築堤，以通灌溉……”張棟於明萬曆年間任渭南縣令時築堤，文中沒有說到河上有橋。

在現存各種版本的華縣地方志書中，《華州初志》僅介紹了河名“赤水”是因“周處斬蛟”使河水變赤而得名；《續華州志》中介紹遇仙河“河昔有榷無梁，涉者病之。前郡侯（康熙元年至八年知州王潞）命諸生李明達、鄉耆戴永才北伐山石，砌為橋焉”時，還有“灌水（即赤水）昔亦無梁。吐納亂流，渺橸漲溢”③。

清代時華縣屬同州府轄區，清文宗咸豐二年（1852年）版《同州府志·白公橋》也有“華州西灌水上昔無梁。順治庚子，諸生姚（樊）中傑等創”④。

綜上所述，順治庚子（1660年）以前，赤水河上沒有任何橋樑，更不用說石橋了。

赤水河的中、上游共有三條支流，分別是東、西澗峪和箭峪。它們都發源於少華山北坡，河源海拔均在2500米左右。上游在基岩山區，流程長度分別在12—13km；出山後，中游流經黃土塬區的流程各長約15km。三條支流匯合后流出黃土塬才稱為赤水河。河水通過石橋后，北流3km入渭。上游的出山口和黃土塬邊緣的海拔高度分別為800米和400米，由此可以計算出上、中、下游的河床平均比降分別為56%、28%、8%。河床比降的變化影響到流速的大小與河流的攜沙、排沙能力，因此在山口形成了巨大的沖積扇，而赤水橋所在的下遊河段則比較容易形成淤積。

上、中、下遊河床比降、流速的變化是所有河流共有的特點和自然規律。影響河床淤積速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河水的泥沙含量及其變化情況。

明朝中葉以後，人口增長加大了對耕地的需求。不合理的過度開墾帶來水土流失和洪澇災害增多。所以才有嘉靖、隆慶以來的“奔流數薄”和萬曆年間修堤之舉。經歷了清初的康、乾時期，初步醫治了明末、清初戰亂和天災人禍帶來的創傷，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再次造成人口急劇增加。由於平原地區人口過載，黃土塬區和基岩山地先後成了農耕開墾的目標。濫墾活動不僅破壞了原有的植被，加劇了水土流失，導致河流下游淤積速度日益加大。

自公元1667年下橋建成到公元1832年，由於河床淤積，橋眼壅塞，水流不暢，以致於堤岸累決，洪澇成災，前後歷經了165年。下橋加上橋基的高度為4.5米，以完全壅塞計，平均每年的淤積速率為26.7毫米。上橋於道光年間建成后，“至咸（豐）、同（治）間，山內開墾日甚，河身漸淤漸高，較堤反而隆起丈余，故累致衝決。同治乙巳（1869年），左爵帥（宗棠）委侯補知縣瞿良斌會同華、渭官紳，令民挖沙築堤，俾河水直達於渭”①。現場勘查可知：上橋全高4米，橋面即在河堤上。如果當時的河床較堤面還高出丈余，則比下橋橋面高出7米。自公元1832年算起，僅歷時37年。年均淤積速率達190毫米，超出前一段時期淤積速率的7倍。當時淤積速率增大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山內開墾日甚”，中、上游水土流失加劇，其結果是赤水河下游在清末已成懸河。

和赤水石橋相鄰，而且形成、演變歷史相近的遇仙河石橋同樣記錄了這一時期當地生態環境的變化和所帶來的惡果。遇仙橋也始建於清初（康熙元年至八年間），地方志中所說“續志昔無梁，諸生李明達、耆民戴永才北伐山石砌為橋。雍、乾兩朝屢修葺……光緒十五年，橋東決。上憲撥金三百完繕之。廿一年水漲，橋將圮。周太守懋臣來勘，加修橋身五尺。撥銀一千一百六十五兩……戊戌（1898年）三月橋成”②。

對遇仙河石橋附近河床嚴重淤積，清末已成懸河，及水患頻繁的原因等問題，當時的學者也作了精闢的分析：“乾隆四十年，郡侯潘公時選諭耆民胡芸、胡元穎等募資重修。迄今百餘年，河底沙淤漸高，橋眼閉塞，僅為一隙。堤外地低於河心數丈，遇山水暴發，憑高直下，勢若建瓴。衝決之患，較赤水更甚。雖年年挑沙，無如旋挑旋積，為患日深。推原峻岭不準開墾。久之，草木根株盤結堅實，沙石不致隨水而下。各河舊積之沙，亦漸順流入渭。……何可橫決為患哉？即山中可墾之地不敷山民種植，而渭北蒲（城）、富（平）等縣荒地尚多。但不惰農，何患無田！則數十年以後水患漸除，而深林茂樹，日就蕃衍，材木亦不可勝用矣。”③可見，退耕還林、還草和易地安置的科學理念和決策古已有之。遺憾的是當時的社會制度和歷史背景使之無法實現，遂使水土流失日趨嚴重，水患也無法根絕。

陝西省渭南和華縣之間的界河名赤水河，東、西兩岸各有一座同名小鎮分屬兩地。數千年來，一直是陝西關中東去中原的關陝大道必經之地。古往今來，經過的商旅行人、鐵騎戰車不計其數，如今都已成過眼雲煙。唯有連接兩岸而結構獨特的古老石橋依然屹立，見證著千百年來人事休咎和環境變遷的歷史。

石橋結構的獨特之處是它由上、下兩層相互對應的橋拱和橋面組成了罕見的“橋上橋”。橋面東西長70米，寬5米。上橋九孔，下橋八孔。全由材質、尺寸和加工方式相同的灰白色花崗岩石條砌成。拱形橋洞各高3.5米，寬3.4米。上、下橋的橋柱、橋洞垂直對應。形狀、大小完全一致。不同的是：上橋橋面兩側各砌有高一米左右的石質護欄，欄外有九條雕刻精美的石龍，分別鑲坐在每個橋洞的拱頂，龍頭朝南，吮吸著上游南來的洪水；龍尾向北，指示著下遊人渭的方向。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日見繁榮，農民生活逐步提高。古鎮煥發了青春，石橋也增添了無限的生機。橋上橋的獨特結構吸引著無數遊人，觀光旅遊者接踵而至。橋上橋也於1992年被列為省級保護文物。

有關橋上架橋的原因及其歷史在當地民間流傳著多種說法：一是石橋建於明代，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當地在特大地震的極震區，石橋下陷①，震后在其上架設了上橋；另一種說法也認為下橋建於明代，上橋則是文革時期所建②；第三種說法是：下橋始建於何年已不可考，據《續華州志》記載，下橋重修於清康熙六年③，至“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一場洪水帶來的泥沙淤埋了橋眼，才在下橋上增修了上橋”。根據對有關歷史資料的考證與分析，上述幾種說法均與史實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