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強

歷任河北省財政廳副處長、副廳長，財政部財政預算管理司副司長、司長、部長助理、副部長等職。

2001年7月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國家科教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2003年4月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同年11月兼任衛生部黨校校長。

2005年4月任衛生部黨組書記、部長。

2007年6月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2009年2月任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主任。

2011年12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免去高強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職務。

2016年12月任中國健康管理協會總顧問。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高強：寧可犧牲經濟利益 也要保護人民健康 2003年，“非典”肆虐。當時出現在媒體中頻次最高的一個官員，就是時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兼常務副部長的高強。

“寧可犧牲經濟利益，也要保護人民健康，只要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災難就可以轉變為財富。”這是高強2012年9月在接受人民日報、人民網記者白劍峰專訪，回顧那場危機時說的。

臨危受命 在風口浪尖他選擇坦誠如實相告疫情2003年4月20日下午3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關於“非典”疫情的新聞發布會。衛生部的一張新面孔首次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實數據。他就是當天上午剛被任命為衛生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的高強。此前，他是國務院副秘書長，曾從事過將近30年財政工作。

高強在新聞發布會上的開場白里有一句話是“這麼多記者參加，說明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和關心。”

行前，高強向國務院領導請示新聞發布會“口徑”。國務院領導明確“授意”：堅持公開透明的原則，承認工作中的不足，敢於承擔責任，給群眾以信心，顯示政府的決心。高強回憶道：“國務院領導告訴我，新聞發布稿是經過審定的，按此發布。至於回答記者的問題，可以自由發揮。”

他向記者通報了全國內地最新的疫情情況。“截至4月18日，全國累計報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同時講了北京的情況，“按最新統計，北京共確診非典型肺炎339例”，針對北京市的數字與前幾天公布的數字變化很大，高強做了三點解釋：“5天以前，衛生部公布北京確診病人是37人，現在是339人，增加了302人。但這302人絕不是在這5天內出現的病人，而可能是10天以前、20天以前已經發病了，住在某一個醫院裡，但是並沒有發現。現在把過去沒有發現的病例找出來，如實地向大家報告，這是中國疫情統計制度的一個進步。”

高強表示，“國務院決定，從明天開始，將原來五天公布一次改為每天公布一次；公布的數字既包括確診病人數字，又包括疑似病人數字，以引起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對防疫工作的重視，共同努力，控制疫情。”從2003年4月26日到6月24日，通報疫情變為電視直播，這60天的每天下午4點，都由中央電視台直播衛生部“每日疫情通報”。

此次新聞發布會以真實準確的數據擊敗了社會上的“流言”，而“每天公布一次”數據的承諾讓人們有理由相信黨中央、國務院對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極為重視，對公布疫情是坦誠的，對廣大人民群眾是負責的。此次發布會也開了我國“信息公開”的先河，“非典”五年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信息公開常態化。

“當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人民群眾希望及時了解真實情況，體現了對國家的關心。政府應當堅持公開透明，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大家。從法律上講，這是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因為公眾有權知道真相，並監督政府工作。從執政方式上講，這是堅持群眾路線。政府不僅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如果認為只靠政府工作就能解決問題，而不願意組織和依靠群眾，就會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高強回憶起當時的信息披露時如是說。“一旦有了人民群眾廣泛的參與和支持，再大的難關也能攻克。”

2014年12月27日，在第七屆健康中國論壇上，原衛生部部長高強忍不住吐槽，很多吐槽點讓人感到意外。

本屆“健康論壇”的主題是“醫藥健康產業融合與新生”，高強理解，所謂融合與新生，就是力求將健康領域中有關的部門、行業、人群、利益、矛盾、觀點等等融合在一起，把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融合在一起，難度確實很大。

吐槽醫療投入：

國家投那麼多錢，怎麼老百姓就沒感覺

不久前媒體發表一個醫改藍皮書叫《中國醫藥體制改革報告》，它指出， 2009年—2013年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累計是30682億， 2014年財政的預算安排的衛生支出10071億。2003年我剛到衛生部的時候，全國的財政衛生經費只有778億，11年增長到10000多億。

但是給人感覺是，政府的投入並沒有有效的減輕居民個人的負擔。政府的投入錢哪兒去的？有人說是被浪費了，流到了醫院、藥房、製藥企業和醫生的手裡，人民群眾並沒有直接的受益。

問題在於政府的投入中，很少用於改革公立醫院不合理的創收機制。近幾年雖然有的醫院改革以葯補醫的機制，醫院收入減少了，但這部分需要彌補的，政府也沒有相應的增加補助，而是通過調整醫藥服務收費標準增加收入而彌補，這種機制怎麼能夠有效的減輕群眾的醫藥費用負擔呢？

可以想像，在公立醫院仍然實行自收自支的創收機制的情況下，如果政府撥款只用於改善醫院的基礎設施條件和購買大型設備，其結果只能是進一步增強醫院的創收能力和水平，很可能進一步加重群眾的醫藥費用負擔。

吐槽醫院創收：

只給你買設備，不給你發工資

對於醫務人員和群眾的利益融合我們講了多少年，一直強調公立醫院要保持公益性，不要和群眾爭利，但是收效甚微，關鍵就在於我們的醫院到現在還是一種公里創收的機制。政府對醫務人員的工資基本上是一分錢沒有的，完全靠醫療服務賣葯去掙錢的方式，掙得多發的多、掙得少發的少，這種機制是鼓勵醫務人員去增加收入的，同時也導致了醫療費用負擔的加重，這種機制始終難以解決。

我們有些部門堅持的原則是辦事不養人，我可以給你錢買設備、建房子，但是我們不能保證你工資，你去服務創收發工資，這種機制是把我們的醫務人員推到了群眾利益的對立面，這是導致醫患衝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既傷害了群眾利益，也傷害了我們醫務人員尊嚴和白衣戰士的形象。

吐槽慢病防控：

病人越來越多，只會等病人上門

2003年非典使我們認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於是國家投入巨額的資金加強了基本預防控制體系建設，所以現在應對各種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的能力明顯的增強，但我們在預防各種常見病、多發病、老年病、慢性病等方面，能力依然相當的薄弱。

心腦血管病、癌症、糖尿病、腎病、肝病等嚴重疾病仍然在威脅著人民的健康。2006年我在衛生部有一個調查，當年全國到各類醫療機構去就診的人數是28億人次，去年超過了60億人次，這說明我們一些嚴重疾病的控制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過去叫“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說明預防疾病控制的重要性，但是真正把這個正確的健康理念落實到工作中還有非常長的工作要做。

我們現在衛生控制體系預防控制和疾病治療是分離的，我們的疾病控制人員大多是應付傳染病的傳播，而對慢性病、常見病的傳播是否沒有太多有效的手段。我們的醫生大多數是坐診看病，等病人上門，很少深入到社區、家庭去調查、了解疾病的流行趨勢。這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何實現防治結合，不僅需要衛生系統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社會的學術機構、廣大媒體以及億萬民眾的積極參與，形成一種社會合力，共同控制疾病的發生和流行。

吐槽醫保報銷：

越是進口的療效好葯，越不報銷

我們的醫保機構對於醫療服務行為的監督非常薄弱，還對居民的健康權益卻設置了種種的限制，比方說我們都是參加醫保的，大家在看病報銷醫藥費的時候都有一個目錄，這個目錄內的是可以報銷一部分的，但是還有相當多的藥品和服務是在目錄外的，是全部不報銷的。越是貴重的葯、越是進口的藥物、越是一些療效好的葯，都不報銷。

現在問題在於，我們的醫保部門只監管報銷的費用，對群眾自費的費用沒有人管。如果我們的公立醫院為了創收，就引導老百姓多服用自費的藥品和服務，群眾的負擔怎麼會減輕呢？

我不贊成我們的費用報銷體系是採取一部分報銷、一部分不報銷的雙軌制，凡是與治病救人有關的費用和服務都應該納入到報銷的範圍。

吐槽藥物審批：

幾個人關著門批葯，能不腐敗嘛！

現在的醫藥秩序非常混亂，不僅是大家都為了經濟利益，都為了利潤而爭奪市場，更嚴重的是過去幾年我們政府的部門在藥品的審批和葯價的核定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我們全國也就七八千種葯，但是批出來的葯號大概18萬、19萬差不多，一個品種的葯有幾十個號，而且批出的價格不一樣，同樣的藥品相差十幾倍，這就導致了同葯多名、同葯多價，難免不產生腐敗。

藥品是一個特殊商品，不同於其他的商品。第一、事關人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人命關天；第二、患者使用藥品是在醫生指導下的被動消費，難以主動選擇；第三，葯價的高低和療效並非成正比，花錢多未必療效好。和別的消費不一樣，到飯店吃飯，花一千塊肯定吃的比花一百塊的好，但是吃藥花的錢很多，但是療效不一定好。所以這種特殊性就需要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對群眾的合理用藥給予高度的保護，就需要我們的政府對藥品實行特殊的政策和監管措施，而不是放任。

監管要價審批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出在審批制度本身，而是出在審批環節的不公開、不透明，只有少數人秘密審批，這不是制度問題，這是操作的問題。

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藥品基本都是政府監管，沒有放開。前幾天一個法國朋友來跟我介紹，他們法國的全部藥品都是政府監管，政府核定，但是不是一個部門，有衛生、財政部、經濟部、保障部，幾個部門聯合組織一個葯價委員會，聯合審批、定期公布，這能出什麼腐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