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

潘家是當地名門望族、書香門第，到了潘梓年這一輩，潘梓年與二弟潘有年（即潘菽）、四弟潘美年及堂弟潘漢年先後義無反顧地先後投身革命。

1923年，潘梓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到保定中學任教。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接著被派回宜興重建黨組織他利用縣教育局長的公開身份積極開展工作，在家鄉發動過宜興暴動。 1927年9月，潘梓年調赴上海，在北新書局主編《北新》《洪流》等進步刊物和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真話報》。

1929年6月潘梓年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他成了當時中共革命文化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他還於1930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日報》上海地區總採訪。1930年，他開始投筆從政，由新聞文化人向職業革命家轉變。

1930年任社會科學家聯盟的負責人，后調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兼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1932年春，主持丁玲、田漢等人的入黨儀式。

1933年5月14日與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無視酷刑，幾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閉口不言。在獄中，他筆耕不輟，一方面創辦了“黑屋詩社”，出《詩刊》，鼓勵獄友；另一方面，嘔心瀝血，完成了長篇哲學專著《邏輯和邏輯學》，翻譯了柏格森的《時間和意志自由》等書，著譯達上百萬言。特別是《邏輯和邏輯學》反響巨大，書中的“質量互變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見解相當獨到。毛澤東還親自去信加以讚賞，可惜，此信竟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被毀。

經中共中央營救，1937年6月出獄。同年12月根據中共的指示以社長的身份赴南京籌辦《新華日報》的出版，與章漢夫、華崗等先在南京，后在武漢四處奔走，辦交涉、找房子、搞設備，經過艱苦努力，衝破國民黨當局的重重阻撓，終使《新華日報》於1938年1月在武漢創刊。潘任社長。潘在繁忙的公務中，擠出時間，寫社論、專論、雜文、總結，經他精心審改的稿件，不計其數。他注意改進業務，《新華日報》從內容到版面都顯現出鮮明的特色，報紙堅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日軍之手，報社不得不內遷重慶。轉移過程中，船行至燕窩江畔慘遭日軍轟炸，16位同志遇難，其中就包括時任報社編輯及文書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

《新華日報》在潘梓年的領導下克服在戰時物資缺乏和在國統區辦報的惡劣政治環境等不利條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報道風格，把共產黨抗日救國，反對內戰，反對獨裁的政治觀點及時傳播給廣大國統區人民，從而爭取到支持。將《新華日報》辦成了我黨飄揚在國民黨統治區內一麵糰結抗日的旗幟，團結和爭取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普通群眾，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影響力。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最早創新了黨報管理的方法，提出“編得好、出得早、銷得多”的九字口號，鑽研技術，改進工藝，自辦紙廠，大大穩定了貨源和提高了質量。同樣的土紙報紙，《新華日報》的印字就比別家報紙清晰。“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專門寫詩讚頌過《新華日報》的這一“奇迹”，很多群眾把這一“奇迹”與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對比，說共產黨辦什麼都要比國民黨高明。此外，潘梓年還以哲學家特有的智慧和遠見，寫下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戰的現階段》《投降主義及其各種表現》《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戰時圖書雜誌審查問題》《民眾變動問題商榷》等，僅在《新華日報》刊載的署名文章就達80多篇，在《群眾》周刊和其他報刊發表的文章更難以計數。

抗戰勝利后，奉命去上海籌辦《新華日報》總館，仍然為重慶《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寫稿。1947年，重慶《新華日報》遭到國民黨迫害，在吳玉章的領導下，潘梓年帶領全社人員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47年至延安，在黨中央城市工作部任研究室主任。1948年輾轉於鄭州、開封、武漢籌辦中原大學，並任副校長、校長和黨委書記。培養革命幹部的中原大學在河南成立，潘調任該校校長，同時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長。1949年5月16日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武漢，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接管部部長，在短期內完成城市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的接管工作。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任文教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長。領導中南6省學校接管工作，正確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著有《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大家來學點哲學》《邏輯與邏輯學》《文學概論》《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等。報刊文字收入《潘梓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