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普雷斯科特1940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州，1967年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博士學位。現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員。

1962年畢業於斯沃斯莫爾學院，獲數學學士；

1967年獲卡內基-梅隆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普雷斯科特執教過多所美國名校。

1967-1971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助教；

1971-1980年期間，普雷斯科先後擔任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助教、副教授和教授；

1980-1998年，擔任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教授；

1998-1999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1999-2003年，重返明尼蘇達大學任教；

2003年以後，普雷斯科特一直執教於亞歷桑那州立大學。

現在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聯邦儲備銀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級顧問。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與應用、收入差別與計量經濟學。

普雷斯科特教授的社會職務還包括：

1988年至今，擔任美國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1992-1995年，經濟動態與控制協會主席1992-1994，高級經濟理論協會主席

1990-1992年，《經濟理論》主編；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在經濟學上的學術貢獻

除了瑞典皇家科學院公告中的貢獻外，普雷斯科特教授的經濟學貢獻還包括：與盧卡斯合作探討了不確定性下的投資問題和無窮區間的價格存在性問題；和Mehra合作提出了金融理論的“風險溢價難題”（載1985年《貨幣經濟雜誌》）。該難題引起國際上眾多優秀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的興趣，大大促進了金融學的研究，迄今該難題仍未得到徹底解決。與Hodrick提出數據平滑處理的普雷斯科特（Hodrick-Prescott）濾波方法。

普雷斯科特在增長與發展經濟學方面的貢獻集中體現在2000年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致福的障礙》一書中。該書討論了增長的核心問題"為什麼世界上的國家不能和美國一樣富裕?"此外，普雷斯科特還合編了一些有影響的著作，如1987年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跨期貿易的契約安排》（與華萊士合編）。

普雷斯科特至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涉及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貨幣、方法論和經濟政策。目前，普雷斯科特正致力於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大蕭條等重大問題的研究。

與基德蘭德在學術合作研究的成就及貢獻

據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介紹，兩位學者的獲獎成果主要體現在他們分別於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兩篇學術論文中，其成就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宏觀經濟政策運用中“時間一致性難題”的分析研究，為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實際有效運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對商業周期的研究中，通過對引起商業周期波動的各種因素和各種因素間相互關係的分析，使人們對於這一現象的認識更加深入。同時，他們的分析方法也為後來者開展更廣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經濟政策時間一致性

最好的經濟政策會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和決策，而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決策又會導致政策的失靈，從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對政策進行修改，而修改的結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棄。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謂“菲利普斯曲線”中所體現出來的傳統經濟學認為，減少失業的不二法門是執行高通貨膨脹政策。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開始受到質疑。

1977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發表文章認為，如果經濟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種特定決策能力的話，往往會制定導致更高通貨膨脹率的政策。他們特別提到了經濟決策中常見的問題之一：時間一致性問題。

時間一致性問題的核心是：經過千挑萬選，一項經濟政策終於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會影響家庭和公司對政策的預期，當這些預期轉化為實際行動時，被政策制定者認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執行。這樣一來，經濟政策制定者就會對他們的決定做出修改，結果卻是最好的政策被拋棄。這樣的結果與其說是經濟政策制定者的目標與絕大多數民眾的目標不同所致，毋寧說是不同時間對經濟政策的制約因素不同所致。

時間一致性問題在貨幣政策中體現得尤為充分。假設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小幅通貨膨脹，並將這一政策公之於眾；又進一步假設這樣的政策導致了低通貨膨脹預期和工資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必然誘惑政策制定者實行更高的通貨膨脹政策，因為這樣可以在短期內減少失業。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認為，這樣的誘惑將使經濟陷入高通貨膨脹而不能自拔，並且於解決失業無補。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個主要貢獻是對商業周期推動力的分析。這項研究成果改變了人們對商業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方法論為拓寬商業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礎。

商業周期：技術發展的現實波動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額、投資額、工作時間都產生了變化，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力供應等許多因素的預期又影響商業周期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一直把長期增長和短期宏觀經濟波動當作兩個現象分別進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長期增長被認為是由總供給決定的，技術發展是其推動力；商業周期被認為是由圍繞長期增長趨勢的總供給的某些要素導致的。這兩種觀點之間沒有真正的聯繫。

商業周期與經濟政策的新理論

商業周期推動力與經濟政策設計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為這些意義重大的領域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不僅對宏觀經濟分析如此，對許多國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實踐也是如此。

傳統經濟理論：把宏觀經濟波動主要歸因於需求的變動；經濟政策分析則集中在解釋應該執行什麼樣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抵消需求的波動，但幾乎沒有人致力於解釋實際經濟政策運作。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和大蕭條的遺產還統治著商業周期和穩定政策的研究。經濟學家把宏觀經濟波動主要歸因於需求的變動。

20世紀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顯出來。基於現有理論制定的穩定政策根本無法達到經濟政策的目標。西方世界的經濟一直處於一種滯漲狀態———失業和通貨膨脹並存，但是盛行的理論卻無法對此做出解釋。與此同時，宏觀經濟波動並非僅僅緣於需求波動也表現得日益明了。供應方面的波動在商業周期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發表的兩篇相關論文中，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對宏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發表文章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徹底檢討，為宏觀商業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在他們的商業周期模型里，技術發展的現實波動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額、投資額、工作時間都產生了變化，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力供應等許多因素的預期都影響到商業周期的變化。他們的模型已在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這位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在亞利桑那大學任教，同時還是惟一在美聯儲任職的諾獎經濟學家。作為時常要與格老喝咖啡的“同事”，他在美國的宏觀經濟決策中，擔當特殊角色。

在他的個人主頁上，有一幅漫畫：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與他並肩而立，前者笑容滿面地說：“是呀，愛德華，我們用明尼蘇達宏觀實驗室來輔助我們的決策。”普雷斯科特正是該實驗室的主持人，實驗室的首席科學家基德蘭德則是他的弟子，並與他一同分享了最新一次的諾獎。

建言中國經濟

“視線所窺，永是東方”——歌德的名句推動大師們紛紛東來佈道。

遠在美國之時，普雷斯科特就致力於研究中國經濟史。他與人合著的《致富的障礙》一書的封面饒有興味地用了一張中國街道的照片。不久前，他還就中國的外匯儲備和匯率問題提出了建議。

這次來中國，他將逗留近半個月時間。前天，他在諾獎論壇上作了《如何在人口老齡化條件下為養老提供財務支持》的演講。其後，他將赴上海開展學術活動。6月11日，他將出現在北京大學，就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發表演講，並與中外學者、企業家展開圓桌討論。

挑戰凱恩斯主義

“這是經濟學的黃金時代。”亞利桑那大學介紹普雷斯科特的材料中有普氏的這麼一句話。他認為：經濟理論已成為運用定量方法研究的一門“硬科學”。

普雷斯科特的學士學位是數學。他運用定量方法向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發起挑戰，並最終與弟子基德蘭德以“經濟政策一致性”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奪得諾貝爾獎，並被視為“新商業周期理論之父”。

“經濟政策一致性”強調，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之初就要考慮到其長期穩定性，從而防止投資者因為對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而發生動搖。

在“真實經濟周期”模型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供給等許多因素的預期都影響到經濟周期的變化，技術進步的真實波動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額、投資額、工作時間產生了變化。這完全顛覆了傳統的凱恩斯模型。

平易近人的良師

亞利桑那大學對普氏推崇有加。該校的網站這樣介紹他：他的工作改變了過去三十年宏觀經濟學的思路。在學生面前，普雷斯科特沒有高高在上的大師架子。他自稱：從學生乃至本科生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提出了許多好問題，有的問題最後演變成為出色的學術論文。”在他辦公室的牆上，總是掛著一塊小黑板。人們時常看到他和學生一邊演算一邊討論。

普雷斯科特的博士論文導師盧卡斯評價說：“普氏的學生用不著學習做他的助手，他們學到的是如何成為獨立的研究者。”

在普雷斯科特的個人主頁上，掛著一張他和學生聚會的留影。當他2002年獲得內默斯特經濟學獎時，頒獎大廳里擠滿了從全國各地趕來祝賀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