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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爾丁
英國十八世紀小說家
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1707年4月22日-1754年10月8日),18世紀最傑出的英國小說家,戲劇家。18世紀英國啟蒙運動的最偉大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國第一個用完整的小說理論來從事創作的作家,被沃爾特·司各特稱為“英國小說之父”。
亨利·菲爾丁
1734年,他結了婚,為維持生計,租下“小劇院”自任經理自編劇本。他寫作、改編了不下25部不同類型的戲劇,多數是小歌劇形式的鬧劇或風俗、陰謀喜劇,最重要的是諷刺劇《巴斯昆》(1736)和《歷史記事》(1737)。《巴斯昆》上演歷久不衰,前半部諷刺選舉中的賄賂舞弊,後半部諷刺牧師、律師、醫師等行當的腐敗情形。《歷史記事》,借用當時記述國內外大事的年鑒的名稱,寫發生在1736年社會、政治、戲劇方面的情況。在政治場景中五個政治家商議徵稅的事,他們決定向無知徵稅,因為大多數有錢人是無知的。劇中有場戲影射當政首相羅伯特·沃波爾用搜刮來的錢財賄賂反對派。這部政治諷刺劇大大激怒了羅伯特·沃波爾,1737年5月,政府通過“劇院檢查法案”,封閉大批劇院,菲爾丁不得不結束戲劇創作。
菲爾丁為生活改學法律,3年時間修完7年課程,1740年獲得律師資格。同時他進行寫作,先後主編《鬥士報》等四個刊物並開始創作小說。
1740年11月理查森的《帕梅拉》出版,此時,菲爾丁偶然看到了理查生的帕梅拉,因為不喜歡其中的道德說教,菲爾丁寫了部戲仿作品,《對沙米拉·安德魯女士生活的辯解》,被認為是對喬納森·斯威夫特和約翰·格雷的繼承。
1742年他發表了約瑟夫·安德魯傳,以帕梅拉的弟弟約瑟夫為主人公。 1743年他發表了三年前已經寫好的《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這本書被認為是對沃爾波爾的諷刺,其主人公江奈生·魏爾德和沃爾波爾呈現平行發展的關係。其中帶著一堆小偷,滿心志向成為“大偉人”的魏爾德,被認為是影射沃爾波爾領導的輝格黨。
1748年他奉派為倫敦威斯敏斯特區警察廳長,訓練了最早的一批偵察犯罪活動的偵探警察,接觸到社會生活的形形色色,為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他在小冊子《為窮人採取有效措施的提議》(1753)里,表示了對窮人的同情。1754年,他由於痛風病加劇而退休,遵醫囑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療養,寫了《里斯本航海日記》(1755),但到達不久后便去世。
菲爾丁被蕭伯納認為是除莎士比亞外英國從中世紀至19世紀之間最偉大的劇作家。
菲爾丁的戲劇作品主要屬於笑劇、模仿嘲諷劇和諷刺劇。曾為劇院編寫劇本,一度主持小劇場。先後寫了《堂吉訶德在英國》、《歷史紀事》等二十五部政治諷刺喜劇,均遭禁演。
沃爾特·司各特稱菲爾丁為“英國小說之父”。
40年代后菲爾丁致力於寫作長篇小說《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尖銳諷刺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其《約瑟夫·安德魯斯傳》,以幽默筆調揭露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代表作《湯姆·瓊斯》,通過一個棄兒的身世,諷刺和抨擊當時貴族資產階級社會的庸俗、虛偽和道德敗壞,菲爾丁還在各卷緒論中提出關於小說創作的意見,認為作家應該熟悉生活。菲爾丁奠定了至19世紀末一直支配著英國小說的全面反映當代社會的現實主義傳統,其作品對歐洲小說的發展影響很大。
亨利·菲爾丁
這部小說拋棄了慣常的書信體,以作者的口吻直敘。帕米拉的兄弟約瑟夫在《帕米拉》中B先生的親戚布比的家裡當男僕,遭到布比夫人引誘。約瑟夫象姐姐一樣有美德,但遠不如姐姐幸運,因為拒誘而被布比夫人逐走。約瑟夫從倫敦去鄉村找他的情人、女僕芳妮,路上遇見本村牧師亞當斯,兩個同行,又與去尋約瑟夫的芳妮相遇。小說從卷一第十章以後不再戲擬,而是寫三人在路上的經歷,構成作品的主要部分。他們在路上遇到各色人物:客店老闆、斷路強盜、善良和邪惡的牧師、仁慈和自私的旅客、糊塗的治安法官、企圖凌辱芳妮的鄉紳以及地主、管家、隱士、窮人等等,對路上場景、畫面的描寫,反映了當時英國鄉村社會情況。作者還塑造出生動的癖性人物——亞當斯牧師,他是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心地善良,愛打抱不平,但性情古怪,對人情世態缺少了解,相信好心會有好報,作者以這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來和社會惡習作對照。
《約瑟夫·安德魯傳》是菲爾丁出版的第一部小說,而他寫作的第一本小說是《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1743 )。魏爾德是18世紀聲名狼藉的罪犯首領,有“偉人”的稱號,最後被處以絞刑。18世紀早期便出現關於他的謠曲、虛構性對話、小傳和小冊子,其中就有笛福寫的小傳。反對派作家將魏爾德與首相華爾浦爾相比,認為他們都是強盜。菲爾丁也是以魏爾德的事迹為根據來諷刺華爾浦爾型的政客,但他的諷刺最尖刻、最有藝術性。
小說以魏爾德的傳說為敘述框架。魏爾德從小便偷盜,成人後他組織盜賊集團,實行嚴格紀律,贓物大部分歸他所得,對不服者便向政府告發。在獄中他還和另一強盜爭奪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權利。故事中心是政治諷刺。在諷刺性定義里,“偉大”是與善良相反的,事業的成功往往是與德行不相干的,“偉大”便是壓迫、剝削、欺騙普通民眾,因此“征服者、絕對君主、首相”與盜賊並無區別。菲爾丁攻擊了謀私的政客們,獄中兩派囚犯爭奪“帽子”的一章,影射了兩黨間爭奪的可笑和他們在掠奪本質上的一致。小說中塑造了正面形象珠寶商人哈特夫利夫婦,他們遭受到魏爾德的無情迫害,最終苦盡甘來。但他們形象刻畫得並不成功,哈特夫利善良,富有感情,但了無生氣,哈特夫利太太無從魏爾德手中的逃脫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湯姆·瓊斯》
小說第二部分是湯姆和蘇索亞在路上的活動。本想出海的湯姆迷路去了倫敦,他與蘇索亞多次近在咫尺,但始終沒有遇上。他在客店遇見一夥軍人,因與人爭吵受傷,遇見以前的塾師巴特里奇,二人同行。路上他們遇見隱士、乞丐、藝人、律師、吉卜賽人、劫盜、稅官等人。這部分佔了小說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小說中最有趣也是最有意義的部分,描寫了社會各階層人物,表露了對不幸者的同情。
主人公在倫敦的經歷構成了小說的第三部分。尋找蘇索亞的湯姆遇見蘇索亞的表姐貝拉斯頓夫人,受到她的誘惑。貝拉斯頓夫人還唆使費拉摩爵士佔有蘇索亞,幸而魏斯頓及時趕到救了女兒。湯姆因自衛傷人入了獄。最終真相得以大白,湯姆實際上是伯里琪的私生子,布立非的同母異父兄弟。布立非的種種詭計被揭穿,被無罪釋放的湯姆成為奧爾華綏先生的繼承人,一對歷盡苦難的情侶終成眷屬。
菲爾丁塑造了出色的人物形象。湯姆不是個理想化的青年,他性情急躁、衝動魯莽,特別不能遏制自己的情慾,經不起誘惑,與女性關係不夠檢點。但是他天性善良,光明磊落,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從不有意地損人利己。湯姆不是道德的化身,但他生機勃勃,體現了健康、自然的人性。正如浪漫派詩人柯勒律治說:“讀完理查遜后捧讀菲爾丁的書,如從火爐烘烤的病房出來走入五月惠風和暢的露天草地上。”布立非與湯姆彷彿處於兩極,他外表看來篤信上帝,遵守一切規定了的行為準則,不忘責任和道德,實際上內心詭詐,自私貪婪,虔誠和美德只是他謀取私利的面具。布立非與湯姆的對立是虛偽的清教道德和“自然道德”之間的對立。
菲爾丁譴責文明世界的偽善和庸俗,讚揚純樸的人的善良,與啟蒙時期“返回自然”的思想相似。他借山中隱士之口敘述城市文明條件下經歷的不幸,但他不贊成隱士解決問題的辦法,希冀通過人們的道德改善去達到社會和諧。
《湯姆·瓊斯》因為它出色的結構備受稱讚。小說篇幅宏大,有鄉村、路上、倫敦三部分,描繪鄉村、城市生活的全景、各色男女肖像,但線索清晰、故事連續、引人入勝。湯姆的身世之謎成為強烈的懸念,直到結尾才解開。結尾是出人意料的,但以前的伏筆又是令人信服的。小說的語言也清晰、靈活、機智。
《阿米莉亞》
這部小說比作者其它小說要沉鬱,描寫的是社會黑暗面,很少有前兩部小說的滑稽幽默成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帶有感傷主義因素。小說中批判了社會的不平等,特權人物為所欲為,美德被任意踐踏,法律也幫助富人,窮人處處受壓迫和凌辱。阿米莉亞悲憤地說:“老天哪!我們的大人物是些什麼東西做成的啊?難道他們確實屬於另一類型而跟別人不同嗎?難道他們生來就沒有心肝的嗎?”這部小說具有很強的批判性,但在情節結構上卻組織欠佳。小說有兩個明顯分開的部分,即布斯對早年生活的敘述及阿米莉亞的遭遇和不幸。故事的敘述冗長,長篇對話也相當乏味。但對主要人物的心理、感情的刻劃、描寫細緻。
菲爾丁對小說理論也有很大的貢獻,他首先確定了小說在文學形式中的地位。在《約瑟夫·安德魯傳》序言里,他把自己的小說稱為“散文滑稽史詩”,在《湯姆·瓊斯》各章緒論中,他闡述了自己的小說理論。他認為小說最接近史詩,除了沒有韻律,有史詩的一切特徵:“故事、情節、人物、感想和文體。”他的小說具有滑稽可笑的特點,但也不同於喜劇,“它的情節所涉及的更寬,包羅的更大,內容包含著的事件範圍更廣,它所介紹的人物更是多種多樣。”在人物塑造上,他強調“典型”。在情節方面,他強調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結合。他特別注意小說的結構,認為要詳略得當。故事引人入勝,要具有內部的統一性。他在小說中確立起全知全能的敘述形式,令敘述語言與人物語言區別開來,使英國小說不再是簡單的敘述而成為一種有意趣的文體。
從小說理論到實踐,菲爾丁為英國小說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
《一七三六年歷史紀事》(1737)
《大偉人喬納森。菲爾德傳》(1743)
《湯姆·瓊斯》(1749)
《艾米莉亞》(1751)
《里斯本航海日記》(1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