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悟真寺

山水詩是詩的一大題材。到了中唐，詩人們追求創新，模山范水跳出了王孟藩籬，變自然凝鍊為鋪陳始終。其詩作大多淋漓盡致，氣度壯闊，篇章恢宏。

此詩前四句“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順山”。起筆不落窠臼，將游悟真寺的時間、地點交代清楚。雖有杜甫《北征》開端的痕迹，但用于山水詩，猶為罕見，實為散文遊記作法。

下文再寫捨棄車馬，徒步上山，小憩兩次，登山入寺。將登山過程寸步不遺、一一道來。入寺之後，環顧四周，“如擘山腹開，置寺於其間”，以人體比擬山、寺位置，想象怪異卻又精當妥貼。寺中所見所聞，樹木是“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松桂亂無行，四時郁芊芊”，鳥兒則“幽鳥時一鳴，聞之似寒蟬”。詩中不乏傳統的清雅幽寂，但又忠於現實、客觀摹寫，美中有瑕，不加美化，有異於傳統審美觀念。

入寺之後，必然面對眾多建築。描寫樓閣嵯峨，法相莊嚴，為詩歌難題，前人往往避開此處，著筆自然景色。詩人卻知難而進，正面描寫寺中多寶塔、玉像殿、觀音堂等建築。然而視角不同，寫來各有特點。多寶塔是“風鐸鳴四端，欒櫨與戶牖，恰恰金碧繁”、“至今鐵缽在，當底手跡穿”，重在整體與個別形象的交叉。玉像殿則“迭霜為袈裟，貫雹為華鬘”，只取玉佛雕像。兩者重點突出，詳略得當。觀音堂卻濃墨重彩，大肆鋪排：“六楹排玉鏡，四座敷金鈿。黑夜自光明，不待燈燭然。眾寶互低昂，碧佩珊瑚幡。風來似大樂，相觸聲珊珊。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點綴佛髻上，合為七金冠。”再附設舍利珠、玉笛。既表現佛堂金碧輝煌，又突出佛像圓通金像，由大到小，逐層鋪敘，聲色俱有。然而詩人更將圓。寶堂豁三門，金魄當其前。月與寶相射，晶光爭鮮妍。”於是觀音堂的光輝盡落眼中。

天明之後，獨游山徑。白居易則工筆細繪，巧施丹青。點綴以亂竹、寒蝶、山果神祠，登危石而心驚，承山風而體輕。山林逸趣，具體細緻，令讀者如悠然入其境。落日圓月，是詩歌的永恆題材，不落俗套，絕非易事。白居易筆下的日落月生，卻令人耳目一新。“西北日落時，夕暉紅團團。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東南月上時，夜氣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寫出黃金盤。”時而紅翠交輝、時而碧金相映，色彩絢爛，形象艷麗。“丹砂丸”、“黃金盤”比喻日月，頗為奇絕。以俗語入詩，卻能化俗為雅。至此一日一夜遊程，交代明白。其後則略去時間線索，截取典型山景細繪。藍水縈山、時急時緩、東崖堆石，亦青亦潤。詩人不僅描寫遊歷實境，還將目接心仰、足行不到的山光池色寫入詩中；“中頂最高峰，拄天青玉竿。鼠同鼠令上不得，豈我能攀援。上有白蓮池，素葩覆清瀾。聞名不可到，處所非人寰。”這又是以文為詩的表現手法。

詩歌按照時間順序，以游山過程貫串始終，又不時間以人文景緻、穿插心情感受，題材豐富多彩，致使敘事、抒情、寫景渾然一體，構成散文化的山水詩，詩化的山水遊記。詩歌結構，從游山到游畢抒懷，首尾完整，井然有序。但於嚴整中時見騰挪起伏。后三月之遊程即重加組合，並無嚴格時間線索。全詩或詳或略，重點突出。同是山行，上山詳而下山略；同是自然風光，詳於前而簡於後、詳於實而疏於虛；同是寺院廟宇，則突出觀音堂；同是人文古迹、則突出畫龍堂、寫經僧。行文揮灑變化、疾徐有致，結構可謂疏密有致，收放自如。

悟真寺在王順山，是著名的佛教寺院。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丁憂期滿，回朝任左贊善大夫之職，得以遊覽悟真寺，寫了這首詩。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與元稹並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有“詩魔”和“詩王”之稱。

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

其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公元846年，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