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泳翊

閔泳翊出身驪興閔氏，是朝鮮高宗的王妃——閔妃（明成皇后）的侄子。他的生父是閔台鎬，生母是坡平尹氏，1860年6月18日（舊曆咸豐十年庚申四月二十九日）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1875年初，當時閔氏家族的頭號 人物閔升鎬一家被炸彈暗殺以後，在閔妃的授意下，閔泳翊被過繼給閔升鎬為養子。他的同父異母妹妹是純宗李坧的元配夫人（純明孝皇后）。

閔泳翊早年的經歷可謂是一帆風順，比一般的貴公子更加炙手可熱。因為他出後於閔升鎬，所以就成為了閔妃最親的侄子，尊稱“竹洞宮主人”，並且受到閔妃的特殊關照。

1877年，剛服闋的閔泳翊就以“直赴”（不經過初試而直接參加殿試的特許）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那時他還不滿十八歲，這種平常人皓首窮經才能得到的功名對他來說如同探囊取物。比這還要不可思議的是，閔泳翊登科一年便升任吏曹參議（正三品）這樣的要職，這在朝鮮王朝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史書記載此時的閔泳翊“兩殿（指高宗李熙和王妃閔妃）絕愛之，言無不從，日三詣闕；退則賓客填咽，后至者終日不得謁” ，由此可知弱冠之年的閔泳翊就已經烜赫一時了。

1880年以來的開化政策也是由閔泳翊主導的。

1881年初，閔泳翊參與組建朝鮮第一個近代機構——統理機務衙門，並任軍務司堂上，后又擔任該機構的二把手——協辦。同年，朝鮮模仿日本軍制，編練了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支新式軍隊——別技軍，閔泳翊正是別技軍的負責人。此外在朝美建交的過程中，閔泳翊也在幕後發揮了重要作用，據說他苦口婆心地為朝美建交而奔走遊說於朝堂，甚至到了病倒的地步。閔泳翊不僅飛黃騰達，還過著高調奢侈的生活，並且作為負商廳的負責人亦能號令褓負商。

因此，他在1882年7月的“壬午兵變”中成為起義軍民的主要攻擊對象。自兵變兩個月前以來，閔泳翊因繼生母宋氏之喪而丁憂在家，兵變發生時閔泳翊的家宅遭到破壞並燒為灰燼，他本人剃光了頭髮，裝成和尚逃出漢城，才躲過一劫。當時漢城還盛傳閔泳翊糾集褓負商攻進漢城屠城的謠言。

壬午兵變被鎮壓后，閔泳翊主要從事外交活動。他先於1882年9月隨朴泳孝到日本訪問，後於1883年1月出使中國天津、上海，交涉海關事務。

閔泳翊在當時被視為開化黨的人物，與金玉均等人關係密切，支持朝鮮改革，擺脫清朝控制。閔泳翊在日本訪問期間，曾向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抱怨清廷對朝鮮的干涉，甚至對清軍抓走閔妃集團的政敵——興宣大院君也不以為然，他表示：“雖然剷除大院君對朝鮮來說不是壞事，但這種做法是辱國。清國不應該有如此干涉朝鮮內政的權利。”當巴夏禮問道：“那麼，有清政府的援助不是更好嗎？”閔泳翊回答：“豈有此理，朝鮮人已經無法容忍清國最近的干涉了！”在訪問中國以後，閔泳翊更是表現出親日的姿態，對此金玉均曾高興地說：“值得慶幸的是，閔參判不但沒有醉於支那酒，還目擊了支那政治的亂象，又與穆麟德同行，見聞亦因以增多，始知支那之不足重，從而鞏固了倚賴日本之心，此實為無上之幸也！”閔泳翊與金玉均同心協力，開化黨也有了堅實的後盾。

1883年，美國政府以福特（Lucius Harwood Foote）為駐朝公使，攜國書抵達朝鮮漢城，為了表示兩國交誼，朝鮮高宗任命閔泳翊為報聘正使兼全權大臣，率團訪問美國。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且富有意義的外交任務。報聘使隨行人員多為開化黨要人，如洪英植、徐光范、俞吉濬、邊燧等，閔泳翊使團還帶了一名在朝鮮海關任職的中國人吳禮堂 做顧問，途經日本時又由駐日美國使館斡旋而聘請了美國人帕西瓦爾·羅威爾（中文名魯越，Percival Lawrence Lowell）為外國人秘書，同時還讓日本人宮岡恆次郎擔任英語翻譯隨行。使團在溝通過程中，先由懂日語的俞吉濬將閔泳翊等人的意思傳達給宮岡，再由宮岡翻譯成英語傳達給魯越。

1883年9月2日，跨過太平洋的閔泳翊一行在美國舊金山登陸。隨著閔泳翊一行到達美國，美洲大陸上第一次出現朝鮮人的身影。閔泳翊乘火車經過華盛頓抵達紐約，當時的美國總統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在紐約，因此閔泳翊便在9月18日上午在紐約第五大街飯店會見阿瑟總統，向他遞交翻譯成韓文的國書，並對他行跪拜之禮，引起當時美國社會的注目。

當時正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美國資本主義空前發展，異常繁榮的美國物質文化生活深深吸引了閔泳翊。閔泳翊在美國參觀了世博會場館、示範農場、紡織工廠、醫院、醫藥製造公司、電氣公司、鐵路公司、消防署、陸軍士官學校、教育局等公共機關和設施，並深表折服。

1883年10月12日，報聘使團在華盛頓白宮與總統話別。此後，洪英植及其隨員崔景錫、高永喆、玄興澤與外國人魯越、宮岡、吳禮堂從原路返回，俞吉濬留美深造，而閔泳翊、徐光范、邊燧（會日語）則在通曉日語的美國海軍少尉福久（George Clayton Foulk）的陪同下取道歐洲回國，一路上經過了英國、法國、義大利、埃及、亞丁、印度、錫蘭、新加坡、香港等地，閔泳翊一行不僅在英法繼續領略先進文明，還在埃及遊覽了金字塔並嘆為觀止（但由於是法老陵墓，所以閔泳翊等拒絕進入金字塔內部參觀，只有福久一人進入），在錫蘭，閔泳翊又同當地高僧談論佛教。

總之，閔泳翊經此行而極大開拓視野，他甚至可以說是當時與外部世界接觸最廣的朝鮮人。

閔泳翊一行於1884年6月1日回到朝鮮，他在復命時，高宗國王問他：“美國富強天下第一雲，卿今目睹，果然否？”閔泳翊回答說：“其國地多產谷，人皆務實，所以商務最旺，非他國比之矣。”高宗又問：“歷覽中何處為最勝乎？”閔泳翊回答說：“泰西皆以法京巴黎為第一，而以臣所睹，美國紐約為勝。巴黎非不繁麗，而其雄盛似不如紐約矣。”而且閔泳翊在歸國后還對美國駐朝公使福特說：“我從黑暗界去到光明界，又從光明界回到黑暗界。我將走的路尚不明確，希望美國指明。”他對美國的由衷嘆服溢於言表。閔泳翊一行返回朝鮮以後，就直接引進了電氣訂單、郵政制度、育英公院、農務牧畜試驗場等先進事物，有力推動了朝鮮社會的近代化。

閔泳翊在舊金山曾會見過中國領事黃遵憲。後來黃遵憲曾為此事作詩道：“褒衣博帶進賢冠，禮樂東方萬國看。尺二璽書旗太極，是王外戚是王官。”可見當時閔泳翊一行受關注的程度。

閔泳翊回國后被任命為右營使兼軍務局總辦，掌握了朝鮮的兵權，權傾朝野。此時他的思想發生變化，不再支持開化黨的行動，而是堅決維護閔氏家族的利益；也不再反對清朝干涉，而是倚靠清朝，成為事大黨的頭目，與清廷駐朝將領袁世凱過從甚密，按照金玉均的說法就是“閔泳翊自遊歷歐米（美）以來，附清之志益固，憎惡日人外形於色”。另一名開化黨人尹致昊也在日記中斥責道：“如彼（指閔泳翊）頑愚，一周世界，而不知自強之為光；萬般演諭，而猶樂屬人而苟保，豈不寒心哉？”閔泳翊原本和金玉均、洪英植、李東仁等開化黨人是至交，但由於閔泳翊的思想變化加上他高高在上的地位，使他和開化黨人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

1884年12月4日（農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金玉均等開化黨人聯合日本發動甲申政變，準備暗殺保守派大臣后奪取政權，閔泳翊正是開化黨計劃暗殺的高級官僚之一。當天夜晚，開化黨人借郵政局落成宴會的機會，以宴請朝廷大臣和各國使節為名義，欲將閔泳翊等人一網打盡。宴會進行之際，開化黨人在郵政局附近的民房縱火，然後大聲呼叫“救 火”。閔泳翊見此火勢，沒有等其他大臣起身，而是立刻獨自衝出宴會場去救火。早已埋伏好的開化黨人和日本殺手正等著向他行刺。當時，一個叫總島和作的日本人為了搶頭功，搶先對閔泳翊下手，開化黨刺客尹景純也向閔泳翊連砍數刀，砍中了他的頭部和腿部。閔泳翊忍住傷痛，匆忙逃回會場，血污一片。在場的大臣和使節都大驚失色，紛紛離開。開化黨的計劃由此落空。

閔泳翊回到宴會場后就昏倒在地，為德國籍的外衙門協辦穆麟德所救。穆麟德馬上請來美國傳教士安連（Horace Newton Allen，即霍勒斯·艾倫）進行救治。閔泳翊九死一生，終於撿回一條命，但是他的生父閔台鎬卻在這場政變中被開化黨人殺死。由於閔泳翊深得閔妃寵愛，因此在甲申政變被鎮壓后，閔妃對安連感恩戴德，允許他興辦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所西洋式醫院——濟眾院（延世大學附屬醫院的前身）。

閔泳翊在甲申政變后蟄居了幾個月，其間曾前往中國上海療養，又以為生父守喪為由推辭右營使一職。

他遲遲未能復出還有一個隱情，就是他在朝中遭到金弘集等人的排擠，權勢下降，威風不再。

1885年5月下旬，閔泳翊受命出使中國，經義州入華，在營口搭船前往天津，謁見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談及“朝京事勢不成體段，請由中朝擇本邦藎臣有民望者，俾付之以政府之事”，這裡顯然是在暗中毛遂自薦。他還探詢大院君回國之事，李鴻章明告他大院君將獲釋，勸閔氏家族與大院君拋棄前嫌，但閔泳翊對李鴻章的答覆非常失望，到7月下旬就不辭而別，乘船到煙台。

8月間，高宗除授閔泳翊為右營使，並且派洪在羲（后改名洪啟薰）等赴華招諭他回國就任，但閔泳翊沒有聽從。同年10月下旬，閔泳翊移住上海，11月時又斷髮洋服，前往英國，大概是負有高宗所託的某種秘密使命。

閔泳翊在上海時，曾憑藉他與法國駐津領事白藻泰（Georges Gaston Servande Bezaure）的交情而在法蘭西銀行（Comptoir d’Escompte）上海分行存銀34726兩，並獲取了14000兩的信用證。

閔泳翊赴英時停留於香港，在此期間，隨行的兩名朝鮮留學生閔周鎬（后改名閔商鎬）、尹定植偷走該信用證，冒充閔泳翊在法蘭西銀行香港分行提取10000兩后潛逃，帶去日本給了亡命中的開化黨人金玉均、邊燧。

於是閔泳翊與法蘭西銀行發生糾紛，香港的英國法院判決閔泳翊勝訴，由法蘭西銀行賠償他的損失。因為官司纏身，閔泳翊的英國之旅未能成行。1886年6月，閔泳翊又回到上海，7月12日返回朝鮮，授兵曹判書、左捕盜大將、典圜局管理等職。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報告閔泳翊歸國情形說：“閔泳翊今日由滬同義大利領事東來，查泳翊為諸閔冠，尚明大局，且能直陳，如能得君，東事應可改觀。”

當時，高宗和閔妃不滿清朝干涉朝鮮內政，遂有聯俄之議，閔泳翊回國后便捲入第二次朝俄密約事件，他扮演的角色撲朔迷離。閔泳翊曾受高宗之命於1886年8月5日前往俄國駐朝公使館請求保護，未被俄國公使韋貝（Карл Иванович Вебер）答應；其後他又在8月9月奉命將請求俄國保護的密信交給韋貝。

而閔泳翊在執行高宗聯俄政策的同時，卻前去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那裡告密，將聯俄事實和盤托出：“韓廷信諸小人愚弄，時派人赴俄使韋貝處，求相助保護。為巨文島，亦求俄派船助韓防英。俄使因而愚之，欲要文憑密約。翊苦諫不入，孤掌難鳴，大局將從此決裂。”

后又將密信出示給袁世凱。此舉導致袁世凱決議聯合興宣大院君廢除國王高宗，另立李埈鎔為新王，告密的閔泳翊處境也非常難堪，他自請到天津向李鴻章解釋此事，途中在煙台轉向上海、香港藏起來，不願出面作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袁世凱仍未放棄廢君的企圖，又與金允植等商議，招閔泳翊回朝鮮，共同策劃陰謀。閔泳翊應袁世凱多次電邀，於1887年6月回國，向高宗呈上起用大院君、停止賣官等10項改革建議，未見採納。

與此同時，閔泳翊被袁世凱招去策劃廢黜高宗、擁立李埈鎔，他又分別泄露給高宗、閔妃和美國公使。

袁世凱的廢君計劃遂告破產，閔泳翊也經由煙台再赴上海、香港等地，並與袁世凱徹底反目。事後閔泳翊為了“將功贖罪”，又在1887年9月從上海拍電報到朝鮮，主張派公使常駐到歐美國家，以此乞求歐美列強的援助以抗拒中國，引起了“派使西國之爭”（朴定陽事件）。

閔泳翊自1887年逃到中國以後，遠走香港、上海、蘇州等地，再也沒回過朝鮮。袁世凱曾在1893年向清廷報告了在華的閔泳翊與朝鮮王室之間的關係變化：“前數年韓君妃頗信閔泳翊，遇事輒寄電諮詢。近年以泳翊反覆無常，策無一成，王早厭之，以妃故不敢遽形於外。嗣緣閔氏中多毀泳翊，妃亦漸疑其不堪任事。唯念其系胞侄，不忍遽棄，而諮詢各事因亦漸稀。”

閔泳翊流亡中國期間，朝鮮政府在之後十多年間曾授予他統衛使、判義禁府事、吏曹判書、駐歐公使、宮內府特進官、議政府贊政等官職，不過閔泳翊都沒有回國赴任。但這並不代表閔泳翊與政治徹底絕緣，他在朝鮮政界仍然是不容忽視的存在。如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戰爭前夕，日本試圖扶植閔泳翊上台以打開朝鮮局面，於是命其駐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與閔泳翊面談，但閔泳翊明確表示不願回國，另一方面閔泳翊也在密切注視國內動態，當時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強迫朝鮮接受所謂內政改革條件，閔泳翊從香港致電國內說：“若施圭介一言，則受彼騙弄。安南覆轍，非姑息而速禍？國事在此，堅執自強，圭介計窮當輟，勿慮也”。

在此期間，閔泳翊從香港來到上海，曾向在江海關任職的恩人穆麟德請教聯俄制日的方案，穆麟德建議由高宗授予閔泳翊全權來聯絡北京的俄國駐華公使，但此事不見下文。

1897年8月31日，朝鮮政府任命閔泳翊為駐歐洲六國特命全權公使，以尋求西歐列強對於高宗李熙稱帝的支持。但法國對閔泳翊當年與法蘭西銀行的官司耿耿於懷，因而拒絕承認，加上閔泳翊本身就不願參與政治，其出使之行也就作罷。

閔泳翊經歷了政壇的大風大浪以後，逐漸心灰意冷，從1896年起不再過問政治，與吳昌碩等中國藝術家專心研究書法、繪畫、篆刻等藝術。另一方面，閔泳翊來華時，曾攜帶宮中的巨額內帑，他到了中國以後，利用這筆巨款經營紅參貿易，不僅給高宗匯錢，自己也大發橫財，腰纏萬貫，“僭侈逾王公”。

1897年在上海與他敘舊的尹致昊寫道：“閔泳翊擁有舒適的房子和優越的生活，人也發福了，但他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僅僅滿足了他的動物性而已。我不羨慕他的生活方式。”可是當時的朝鮮逐漸為日本蠶食，國勢江河日下，閔泳翊身為一名朝鮮人也對此非常痛心。1895年朝鮮發生了“乙未事變”，閔妃被日本人殺害於宮中，閔泳翊聽說這個消息后，內心更加痛苦煩悶，終日借酒澆愁，吳昌碩等勸阻不聽。此後經歷了乙巳勒約、日韓併合等事件，朝鮮半島最終為日本吞併，閔泳翊一再遭受打擊。這種打擊不僅來自心理上，還有日本人對他的直接敲打。在高宗被逼退位后，日本的韓國統監府盯上了閔泳翊販賣紅參的利潤，指使韓國傀儡政府派玄興澤到上海，控告閔泳翊挪用了當初給他的內帑，當地法院判玄興澤勝訴，凍結了閔泳翊的銀行存款，閔泳翊提出不服，法院又判閔泳翊勝訴，玄興澤再次起訴閔泳翊，這時閔泳翊趕緊向日本駐滬代理領事松岡洋右示好，還說要把兒子送到日本留學，於是松岡洋右向日本政府保證閔泳翊所擁有的這些財產只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絕無幫助海外韓人搞獨立運動的用途，至此這樁官司才告一段落，時為1909年10月。

《乙巳條約》締結后，韓國國內流傳著閔泳翊在上海養兵數十萬以驅逐日本、庇護韓國抗日義兵將領、向清朝皇帝請求發兵東援等各種風聞，事實卻是閔泳翊表示“不見韓人”，韓國志士安重根來上海求見時就吃了閉門羹，斥責他說：“公乃韓國人，不見韓人，何國之人見之？況公為韓國世代國祿之臣，當此岌業之時，無愛下士之心，高枕安卧，頓忘祖國興亡，世豈有如此之義乎？今日國家危急，其罪都在公等大官，非民族之過失，故面愧而見耶！”閔泳翊以此來逃避國破家亡的現實。然而在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以後，閔泳翊仍然出了4萬元來聘請歐美辯護律師，試圖搭救安重根。閔泳翊就一直處於這種糾結狀態之中。1914年6月8日，昔日的閔氏巨頭——閔泳翊最終因酗酒傷肝而在上海法租界病死，享年55歲。閔泳翊病卒以後，純宗李坧派李王職事務官多田桓前往上海，會同其子閔庭植將閔泳翊遷葬朝鮮水原。

• 生父：閔台鎬（1834年—1884年）

• 生母：坡平尹氏（1833年—1865年）

• 繼生母：鎮川宋氏（1849年—1882年）

• 養父：閔升鎬（1830年—1875年）

• 養母：光山金氏（1830年—1859年）

• 繼養母：德水李氏（1851年—1919年）

• 異母妹：純明孝皇后閔氏（1872年—1904年）

• 庶弟：閔泳璇（1875年—1934年）

• 妻子：光山金氏（1861年—1921年，壬午兵變中被殺的閔妃集團高官金輔鉉的孫女，1896年曾去上海探望閔泳翊，並奉高宗命勸其回國，沒有成功，1901年回國。）

• 兒子：閔庭植（1897年—1951年，據說閔泳翊天閹，原本沒有生育能力，但是去了中國以後得到奇葯，恢復陽道，於1897年與其中國小妾生了兒子閔庭植，乳名為“寶”。 ）

閔泳翊“幼頗慧悟，嗜書畫”，10多歲時就在朝鮮畫壇上佔有一席之地。1884年12月，閔泳翊在甲申政變中被刺，險些喪命，面對殘酷的宮廷鬥爭，年輕的他只得亡命他鄉，先是客居香港及廣東，而後是蘇州及上海，憑藉著他深厚的漢學功底及精湛的書畫造詣立足於中國。閔泳翊在今上海市北京路瑞康里766號建立“千尋竹齋”，作為自己在中國的家，自己也以此為號。

喜好交友、耽於藝術的閔泳翊來上海后，很快便融入了海派書畫家群體，與吳昌碩、任伯年、胡公壽、錢慧安、蒲華等結交。尤其與吳昌碩友情很深，據朝鮮人金圭鎮回憶，他曾在1891年去中國拜訪吳昌碩，吳昌碩問他：“你認識閔泳翊先生嗎？”金圭鎮回答：“還沒見過他。”吳昌碩突然改變臉色而不再理會他，同時金圭鎮還稱：“閔泳翊從1886年以來到蘇州找吳昌碩后，便沉醉於藝術的忘我之境。”這些記錄顯示吳昌碩很看重閔泳翊的才華，也說明了閔泳翊來華后與吳昌碩的深厚情誼。而吳昌碩在閔泳翊去世后寫的長詩《挽蘭丐》序中寫道：“（閔泳翊）客滬上，交卅余載，嗜予刻印”，據此可知他們的交情已經達到30餘年。閔泳翊於1883年1月底來中國天津，吳昌碩正好也在1883年2月初因公來津，兩人在天津邂逅相識不無可能，也符合吳昌碩“交卅余載”的記載。

閔泳翊書宗顏真卿，以畫蘭撇竹馳名藝壇，筆力雄健、氣格清逸。當時滬上藝苑有“海上三丐”之稱，“書丐”為高邕、“印丐”為吳昌碩、“蘭丐”即是閔泳翊，可見這位朝鮮藝人在海上的名聲。每到星期天，閔泳翊會邀請海上畫派的諸位友人相聚於“千尋竹齋”，喝酒吟詩，揮灑丹青，筆走龍蛇。作為書畫名家的閔泳翊尤對吳昌碩的篆刻相當崇尚而服膺，從他與吳昌碩相識之初就開始請其治印，在以後的日子裡，從未間斷，這位“海上蘭丐”與“海上印丐”的金石緣、書畫情近三十年。

多才多藝的閔泳翊亦善吹簫，他隨身攜有鐵簫一支，常在書畫之餘、微醉之後，簫聲咽嚥、如泣如訴，傾吐著他的憂國憂民、思鄉憶舊之情。而吳昌碩為他刻的一系列印章，猶如一部印史，記錄了他多舛的命運和深切的哀怨：“甲申十月園丁再生”，甲申年即1884年，閔泳翊在當年差點被開化黨刺客暗殺。“椒房貴戚”、“石韞尚書”則記錄了他曾顯赫的身世。而“園丁生於梅洞長於竹洞”，顯示了他對梅竹的深愛青睞和崇拜梅竹和情操氣節。吳昌碩共為閔泳翊刻了300方印章，其中在《吳昌碩印譜》、《田黃堂印譜》中確認的有213方。

韓國歷史學界一般把閔泳翊歸為穩健開化派。但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的書籍大都稱他為守舊派，這是不準確的。閔泳翊與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人（急進開化派）都認同西方的近代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主張進行近代化改革，閔泳翊和金玉均、洪英植等人甚至有過一段非常好的交情。但兩者所選擇的道路是不同的，閔泳翊選擇了親附中國而推行漸進式改革，金玉均等人選擇了日本道路而發動甲申政變，因此他們最終分道揚鑣乃至水火不容。但不能因為道路不同就把閔泳翊評價為守舊派。

當時許多評論還指出閔泳翊公忠體國與富有能力，如金允植向李鴻章稱讚閔泳翊“年雖少，公忠體國” ，袁世凱致二姐的家書中說：“閔泳翊乃此間第一公忠臣也” ，美國顧問德尼（Owen Nickerson Denny）也謂閔泳翊為“最有能力與最忠實的朝鮮臣民之一”。尹致昊則評價：“芸台（指閔泳翊）公心之可愛，而無容人之量”。除了政治上的才能之外，閔泳翊也很有經濟頭腦，他很早就統領褓負商，經營人蔘，潛逃中國后更是利用自己攜帶的內帑展開紅參貿易，日子過得相當滋潤，而沒有淪為一個落魄的寓公。

然而，閔泳翊的政治操守很成問題，經常表現出投機主義。突出的例子便是第二次朝俄密約事件后，閔泳翊先後向袁世凱和高宗告密，這種矛盾的做法使其失去的二者的信任，不得不潛逃中國，體現了他反覆無常的兩面派作風。袁世凱的叔父袁保齡便評價閔泳翊“狡黠過人”，在朝鮮人中也對閔泳翊有“反覆多疑吝陋”的印象。

1887年閔泳翊最後一次回國時，曾提出起用大院君的建議，但大院君反應冷淡，認為閔泳翊早年和金玉均、洪英植交好，最後卻成了仇敵；后與袁世凱共謀，卻中途變卦，為人翻雲覆雨，不足依恃。

此外像穆麟德夫人、福久等歐美人士亦曾指出閔泳翊易受影響、反覆無常的人格。閔泳翊頗受詬病的另一點則是為人吝嗇。

閔泳翊在書法和繪畫方面具有非常高的造詣，他的中國友人吳昌碩曾在輓詩中盛讚道：“丐也畫蘭兼畫竹，唯不畫土筆尖禿。千秋不讓所南翁（鄭思肖），空谷孤芳自幽獨。”他的“芸楣蘭”與興宣大院君的“石坡蘭”齊名。閔泳翊和吳昌碩的友情也是中韓文化交流的見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