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文

中學時代，參加革命學生運動。1929年春在北平中國大學學習期間參加反帝大同盟。1930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北平反帝大同盟組織部長、黨組書記、中共北平市委宣傳委員。

1931年11月，參加北平市反日聯合會，任義勇軍部長，1932年1月至1932年10月任北平義勇軍訓練班主任教官。

1933年受黨組織派遣至馮玉祥部，參加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抗日戰線報社社長。同年夏，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部第一路游擊隊副總司令員。

1936年，在天津市電話局開展工運和情報工作，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期間，組織電話局工人救國會，發動數干名青年學生到解放區和敵後開展救亡運動，參加組織冀東暴動。先後擔任冀東自衛會軍事組副組長、平西抗日聯軍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冀東辦事處主任、平西專署專員、冀東行署副主任、冀熱遼行署副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東進委員會代書記、遼寧省副主席、黨組書記、遼吉區行署主任、遼北省政府副主席、黨組書記、哈爾濱特別市市長等職。

1948年，任瀋陽市市長、黨組書記，1953年後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務院第一辦公室副主任、駐保加利亞大使、越南大使。

“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致殘，並被無辜關押10年之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平反。晚年從事革命回憶錄撰寫工作，為黨史資料徵集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

1986年夏，原越南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黃文歡書贈朱其文“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1987年8月於北京病逝。

1948年11月2日，瀋陽解放。瀋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在從11月2日起開始在大和旅館辦公。軍管會主任陳雲，副主任伍修權和陶鑄。伍修權併兼瀋陽衛戍區司令，陶鑄兼衛戍區政委。同時，朱其文受命擔任中共第一任瀋陽市市長。

同一天，留在瀋陽的美、英、法等三國領事，與蘇聯商務代辦還得到了朱其文就任瀋陽市長的就職通知。美國駐瀋陽總領事瓦爾德起草了一封公函，專門派助理參贊羅卡格送往市政府的辦公地點。

第二天，瓦爾德就得到了朱其文市長的復函，邀請他及英、法兩國總領事與蘇聯商務代辦第二天下午2點30分前往市長辦公室晤面。

5日的接見很大程度上卻只是寒暄性質的。根據要求，剛剛從哈爾濱市市長位置上轉過來的朱市長只是面帶笑容，介紹了新政府保護外國人的一些必要措施，這包括發放證件、機動車通行證和標誌旗，以及派兵守衛各領事館和重要的外國人住宅等。瓦爾德看上去對派兵把守領事館和他的住宅一事頗有些異議，但他無法說服朱市長改變其決定。

讓瓦爾德感到意外的是，三天之後，朱市長竟親自進行了回訪。而且，還表現出極為友好的態度。

瓦爾德當然不會想到，朱市長的這次回訪成了他政治生涯當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當天晚上，陳雲就從翻譯那裡得知了朱其文對美國總領事的談話內容。他當即在軍管會的例會上，把這位已不年輕的市長嚴厲地批評了一通。

他嚴肅地說：“擅自回訪，極不妥當！

外事問題，有些不必講，有些不應講。言多必失，幹什麼那麼天真？不要怕人笑我們不答覆。要知道，對方是帝國主義！”

朱其文解釋說：“我本來只是認為這是一個外交禮儀，實在沒想那麼多……”

“太天真！”坐在一旁的陶鑄也批評說。“美、英、法外交人員都是些職業帝國主義分子，對他們決不能像對待一般人民的態度一樣，一個負責幹部，連這一點警惕性都沒有嗎？”

次日，陳雲、伍修權和陶鑄三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就此事向中央進行彙報，並作了自我批評。

1948年11月11日下午3時，陳雲通過電話向東北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林彪彙報了軍管會開會討論的結果，即1、對外國人少見、不見，允許才見。2、對外領人員的法律地位暫不承認。3、有關外領提出的問題，可以回答，但不多講。4、外領提出的問題不在瀋陽市長工作範圍內的，不予回應。5、已經發放的外領汽車通行證，全部收回。

林彪首先關心的就是這些領事館有沒有電台。如果有，一定要繳下來。談到朱其文的問題時，林彪生氣地說：“這個時候搞什麼花樣？亂彈琴！嚴格照中央的指示辦，下令不要見什麼外國人，有問題一律寫信來，搞不清的一律講不能回答。”

4時許，陳雲再度召集瀋陽軍管會負責人開會，陳雲在會上提到了收繳電台的問題。

12月11日，，瓦爾德等人因拒絕交出電台以及涉嫌間諜活動等原因，最終被驅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