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
明代張溥創作的碑記
《五人墓碑記》是明代文學家張溥於崇禎元年（1628年）創作的一篇碑文。
《五人墓碑記》記述和頌揚了蘇州市民敢於向惡勢力進行鬥爭的英勇事迹，熱情歌頌了五位烈士至死不屈的英勇行為。作者對於他們“激於義而死”的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肯定了鬥爭的重大意義和不朽功績，進而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的主題思想。文章議論隨敘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盡致，題外有情，題外有旨，開人心胸。
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謚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1.蓼（liǎo）洲周公：即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今蘇州）人。萬曆年間進士，曾官福州推官、吏部主事、文選員外郎等職，因不滿朝政，辭職歸家。東林黨人魏大中被逮，途經吳縣時，周順昌不避株連，曾招待過他。後周順昌被捕遇害。崇禎年間，謚忠介。
2.郡：指吳郡，即今蘇州市。
3.當道：執掌政權的人。
5.旌（jīng）：表揚，讚揚。
6.去：距離。
7.墓：用作動詞，即修墓。
8.湮（yān）沒：埋沒。
9.草野：鄉野，與“朝廷”、“廊廟”相對。
10.皦（jiǎo）皦：同“皎皎”，光潔，明亮。文中指顯赫。
11.丁卯（mǎo）三月之望：天啟七年（1627年）農曆三月十五日，此處屬於作者筆誤，實際應為天啟六年（1626年）丙寅年。
12.吾社：指應社。
13.行為士先者：行為能夠成為士人表率的人。
14.聲義：伸張正義。
15.貲（zī）財：錢財。
16.緹（tí）騎：穿桔紅色衣服的朝廷護衛馬隊。明清逮治犯人也用緹騎，故後世用以稱呼捕役。
17.堪：忍受。
18.抶（chì）而仆（pū）之：謂將其打倒在地。抶：擊；仆，使仆倒。
19.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這時做蘇州巡撫的人是魏忠賢的黨羽。大中丞：官職名；撫吳：做吳地的巡撫；魏之私人：魏忠賢的黨徒。
20.其：指毛一鷺。
21.呵：呵斥、責罵。
22.噪而相逐：大聲吵嚷著追逐。
23.匿於溷（hùn）藩：藏在廁所。溷：廁所；藩：籬、牆。
24.按誅：追究案情判定死罪。按：審查。
25.傫（lěi）然：聚集的樣子。
26.詈（lì）：罵。
27.脰（dòu）：頸項，頭顱。
28.函之：用棺材收斂他們。
29.大閹：指魏忠賢。
30.縉（jìn）紳：也作“搢紳”，指古代縉笏（將笏插於腰帶）、垂紳（垂著衣帶）的人，即士大夫。縉：同“搢”，插；紳：大帶。
31.編伍：指平民。古代編製平民戶口，五家為一“伍”。
32.曷（hé）：同“何”。
33.矯詔：假託君命頒發的詔令。
34.鉤黨之捕：文中指搜捕東林黨人。鉤黨：被指為有牽連的同黨。
35.株治：株連懲治。
36.逡（qūn）巡：欲進不進、遲疑不決的樣子。
37.非常之謀：指篡奪帝位的陰謀。
38.猝（cù）發：突然發動。
39.聖人：指崇禎皇帝朱由檢。
40.投繯（huán）道路：天啟七年，崇禎即位，將魏忠賢放逐到鳳陽去守陵，不久又派人去逮捕他。他得知消息后，畏罪吊死在路上。投：擲、扔；繯：繩圈，絞索。
41.抵罪：因犯罪而受相應的懲罰。
42.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還有剃髮為僧，閉門索居，假裝瘋顛而不知下落的。
43.辱人賤行：可恥的人格，卑賤的行為。
44.暴（pù）：顯露。
45.贈謚美顯：指崇禎追贈周順昌“忠介”的謚號。美顯：美好榮耀。
46.加其土封：增修他們的墳墓。
47.百世之遇：百代的幸遇。
48.戶牖（yǒu）：指家裡。戶：門；牖：窗。
49.隸使之：當作仆隸一樣差使他們。隸：名詞用作狀語，像對待奴僕那樣。
50.屈：使屈身，傾倒。
51.扼腕墓道：用手握腕，表示情緒激動、振奮或惋惜。
52.明死生之大：表明死生的重大意義。
53.匹夫：指平民，這裡指五義士。
54.社稷：國家。
55.冏（jiǒng）卿：太僕卿，官職名。
56.因之吳公：吳默，字因之。
57.太史：指翰林院修撰。
58.文起文公：文震孟，字文起。
59.孟長姚公：姚希孟，字孟長。
墓中的五個人，就是當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時候，激於義憤而死於這件事的。到了現在，本郡有聲望的士大夫們向有關當局請求，就清理已被廢除的魏忠賢生祠舊址來安葬他們；並且在他們的墓門之前豎立碑石，來表彰他們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這五人的死，距離現在建墓安葬，時間不過十一個月罷了。在這十一個月當中，大凡富貴人家的子弟，意氣豪放、志得意滿的人，他們因患病而死，死後埋沒不值得稱道的人，也太多了；何況鄉間沒有聲名的人呢？唯獨這五個人聲名光榮顯耀，為什麼呢？
我還記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們社裡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為讀書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張正義，募集錢財送他起程，哭聲震天動地。差役們按著劍柄上前，問：“在為誰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們打倒在地。當時以大中丞職銜作應天府巡撫的是魏忠賢的黨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蘇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這時趁著他厲聲呵罵的時候，就一齊喊叫著追趕他。這位大中丞藏在廁所里才得以逃脫。不久，他以蘇州人民發動暴亂的罪名向朝廷請示，追究這件事，殺了五個人，他們是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就是現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這五個人。
然而，當五個人臨刑的時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著中丞的名字罵他，談笑著死去了。砍下的頭放在城頭上，臉色一點也沒改變。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兩銀子，買下五個人的頭並用木匣裝起來，最終與屍體合到了一起。所以現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個人。
唉！當魏忠賢作亂的時候，做官的人能夠不改變自己志節的，中國之大，能有幾個人呢？但這五個人生於民間，從來沒受過詩書的教誨，卻能被大義所激勵，踏上死地也不回頭，又是什麼緣故呢？況且當時假託的皇帝的詔書紛紛傳出，追捕同黨的人遍於天下，終於因為我們蘇州人民的發憤抗擊，使閹黨不敢再株連治罪；魏忠賢也遲疑不決，畏懼正義，篡奪帝位的陰謀難於立刻發動，直到當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賢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這五個人的功勞呀。
由此看來，那麼如今這些高官顯貴們，一旦犯罪受罰，有的脫身逃走，不能被遠近各地所容納；也有的剪髮毀容、閉門不出，或假裝瘋狂不知逃到何處的，他們那可恥的人格，卑賤的行為，比起這五個人的死來，輕重的差別到底怎麼樣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義顯露在朝廷，贈給他的謚號美好而光榮，在死後享受到榮耀；而這五個人也能夠修建一座大墳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經過這裡沒有不跪拜流淚的，這實在是百代難得的際遇啊。不這樣的話，假使讓這五個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盡享天年，人人都能夠像奴僕一樣使喚他們，又怎麼能讓豪傑們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發他們有志之士的悲嘆呢？所以我和我們同社的諸位先生，惋惜這墓前空有一塊石碑，就為它作了這篇碑記，也用以說明死生意義的重大，即使一個普通老百姓對於國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幾位有聲望的士大夫是：太僕卿吳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長先生。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賢專權，閹黨當政。他們網羅黨羽，排斥異己，欺壓人民，形成了“鉤黨之捕遍於天下”的局面。當時以江南士大夫為首的東林黨人，主張開放言路，改良政治。他們多次上疏彈劾魏忠賢，鬥爭非常激烈。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對東林黨人進行殘酷迫害。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又派人到蘇州逮捕周順昌，蘇州市民群情激憤，奮起反抗，發生暴動。事後，統治者大範圍搜捕暴動市民，市民首領顏佩韋等五人為了保護群眾，挺身投案，英勇就義。次年，崇禎皇帝即位，罷黜魏忠賢，魏畏罪自縊，閹黨失敗，周順昌得以昭雪。為了紀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蘇州人民把他們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稱為“五人之墓”。作者於崇禎元年（1628年）寫下這篇文章。
按照“墓誌”文的格局，首先敘述他們的姓名、籍貫、世系、行事等等。但作者卻另闢蹊徑，只用“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一個判斷句開頭，就“五人”為什麼而死作出判斷，說明“五人”是當周順昌“被逮”的時候“激於義而死”的，這裡已包含著對“五人”的頌揚。按照作者在篇末點明的主題思想的邏輯，“激於義而死”，“死”的意義就“大”；如此而死，雖“匹夫”也“有重於社稷”。作者接下來由“死”寫“葬”，由“葬”寫“立石”，給讀者留下懸念。寫“葬”，寫“立石”，用的是敘述句，但並非單純敘事，而是寓褒於敘。不是由不肖之徒，而是由“賢士大夫”們“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這正是對“五人”的褒揚。所以緊接著，即用“嗚呼，亦盛矣哉”這個充滿激情的讚頌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雖然只是從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許多與“五人”相對比的因素，為下文的層層對比留下了伏筆。
第二段就“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沒不足道”與“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為”相對比，實際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與“激於義而死”的不同意義。但作者卻引而不發，暫時不作這樣的結論，而用“何也”一問，使本來已經波瀾起伏的文勢湧現出軒然大波。如前所說，在一開頭點出“五人”“激於義而死”之後，原可以就勢寫怎樣“激於義而死”。但作者卻沒有這樣做，而是寫“墓而葬”，寫立碑“以旌其所為”，寫在“五人”死後的“十有一月”中無數“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於疾病，從而在兩相對比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凡人皆有死，但一則受到賢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則與草木同腐，“湮沒不足道”。在這尖銳的一問使文勢振起之後，才作為對這一問的回答，寫“五人”怎樣“激於義而死”。文情曲折，文勢跌宕。這一切，都是為更有力地歌頌“五人”之死蓄勢。
三、四兩段寫“五人”怎樣“激於義而死”。和全文開頭處的“當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應，第三段從“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寫起。當時以大中丞的官銜做江蘇巡撫的毛一鷺是魏忠賢的爪牙，“吳之民”本來就痛恨他；而“周公之被逮”，又正是這個閹黨爪牙指使的，所以“吳之民”就更加痛恨他。寥寥數語，表明“周公”與閹黨形同冰炭，互不相容。既然“吳之民”痛恨閹黨而同情受閹黨迫害的“周公”，那麼因閹黨逮捕“周公”而激起的這場“民變”的正義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寫市民暴動只有四個字：“噪而相逐”。但由於明確地寫出“逐”的對象是“魏之私人”，因而雖然只用了四個字，卻已經把反閹黨鬥爭的偉大意義表現出來了。“吳之民”與“五人”是全體與部分的關係。不單寫“五人”，而寫包括“五人”在內的“吳之民”“噪而相逐”，這就十分有力地表現出民心所向，正義所在，從而十分有力地反襯出閹黨以“吳民之亂”的罪名“按誅五人”的卑鄙無恥，倒行逆施。在前面，只提“五人”，連“五人”的姓名也沒有說。直等到寫了“五人”被閹黨作為“吳民之亂”的首領被殺害的時候，才一一列舉他們的姓名，大書而特書，並用“即今之倮然在墓者也”一句，與首段的“墓而葬”拍合。其表揚之意，溢於言外。接著又用一小段文字描寫了“五人”受刑之時“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的英雄氣概和“賢士大夫”買其頭顱而函之的義舉，然後又回顧首段的“墓而葬”，解釋說：“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很明顯，這裡既歌頌了“五人”，又肯定了“賢士大夫”。而對於“賢士大夫”的肯定，也正是對“五人”的歌頌。
五、六兩段則著重寫“五人”之死所發生的積極而巨大的社會影響。“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閹黨把“亂”的罪名加於“吳民”，作者針鋒相對，把“亂”的罪名還給閹黨，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以“嗟乎”開頭，以“能有幾人歟”煞尾，表現了作者壓抑不住的憤慨之情。用“而”字一轉，轉而歌頌“五人”，闡發“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的主題。“縉紳”都是“讀詩書”、“明大義”的，卻依附閹黨，危害國家“，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作者從地主階級立場出發，認為素聞詩書之訓的“縉紳”應該比“素不聞詩書之訓”的“匹夫”高明，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因而發出了“亦曷故哉”的疑問。這個疑問，他不可能作出正確的回答。但他敢於承認這個事實，仍然是值得稱道的。他不但承認這個事實，而且以“縉紳”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為反襯，揭示了以“五人”為首的市民暴動在打擊閹黨的囂張氣焰、使之終歸覆滅這一方面所起的偉大作用。第六段以“由是觀之”領頭，表明它與第五段不是機械的並列關係，而是由此及彼、層層深入的關係。“是”指代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從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看來，仗義而死與苟且偷生，其社會意義判若霄壤。作者以飽含諷刺的筆墨，揭露了“今之高爵顯位”為了苟全性命而表現出來的種種“辱人賤行”，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種“辱人賤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輕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輕若鴻毛；仗義而死，重於泰山。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在作了如上對比之後，作者又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另一種社會效果。從正面說，由於“五人”“發憤一擊”，“蹈死不顧”而挫敗了濁亂天下的邪惡勢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從反面說，假使“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死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應該指出：這不僅是就“五人”死後所得的光榮方面說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傑之流”的精神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方面說的。號召人們向“五人”學習，繼續跟閹黨餘孽作鬥爭，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所以接下去就明白地告訴讀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文章通過記敘五人之墓建立的緣起、五人的功績、為五人請求建墓立碑之人，熱情洋溢地表彰了蘇州市民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五位市民英雄形象，他們不畏強暴、伸張正義，具有“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精神品質。作者在文中倡導了一種匹夫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心的價值觀。這篇文章藝術上的精彩之處是運用夾敘夾議之法，融敘事、抒情、議論於一爐。既描寫事件的經過，又穿插了作者的愛憎態度。就全篇來說，前半篇重在記敘，後半篇重於議論，而這兩篇又不是截然分開的。借事發揮、明道正義，褒貶分明，語語從肺腑流出，感慨淋漓，激昂盡致，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明·林雲銘《古文析義》：拿定激義而死一意，說有賴於社稷，且有益於人心，何等關係，令一時附閹縉紳無處生活。文中有原委，有曲折，有發揮，有收拾。華袞中帶出斧鉞，真妙篇也。
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議論隨敘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盡致。當與史公《伯夷》、《屈原》二傳並垂不朽。
清·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作者目擊其事，故言之直切痛快，令人讀之亦痛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