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道情

湖北（沔陽）道情是道教的產物，古時是道徒傳教、化齋必備一種基本技能。隨著道情題材的擴大，道情作者和演唱者也在擴大。清乾隆年間，由於一批文人雅士介入道情創作，使道情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后逐步衍變成傳統民間的說唱藝術。

據《中國音樂詞典》載：沔陽道情相傳清代乾隆年間(公元1736—1795年)傳入沔陽后衍變發展而成。清代嘉慶年間(公元1796—1820年)有著名漁鼓藝人皮思金、皮思銀、張洪顯、劉泡等四人，民間稱之為沔陽漁鼓中的“三根半筒子”。后又產生了“沔陽漁鼓行會”。1911年前後，漁鼓曾與皮影戲合流，常為皮影戲伴唱。1931年後，沔陽漁鼓流傳到武漢、宜昌、沙市、黃石、鄂城等地，其影響逐步擴大。

至1940年前後，盛行於鄂中江漢平原地區。1952年以後獲得進一步發展，除繼續為燈影戲伴唱以外，又恢復了獨立的說唱形式。1958年，沔陽漁鼓參加全國曲藝會演，皮影藝人龔本槐、胡桃芝演唱的《選車記》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音製成唱片，向全國播放。由於沔陽漁鼓好唱，好聽，深受群眾喜愛，1958年底，由湖北省音樂協會正式改名為湖北漁鼓，全省各地普遍傳唱。沔陽漁鼓藝人周忠全、黃玉堂、李海林、李福林、榮廷清紮根在武漢，成為沔陽漁鼓（后湖北道情）的曲藝家。

1953年沔陽漁鼓藝人周忠全、黃玉堂加入武漢市曲藝隊，即現武漢市說唱團，後來，又有蔡賢臣、鄒立等專業漁鼓演員。鄒遠宏則豐富了道情的唱腔曲牌，編創了一批新的道情唱段。在沔陽打硪號子、天沔花鼓戲唱腔的基礎上，經過多年的藝術實踐，在表演、曲目、曲牌音樂上不斷積累演變而成的。其唱腔曲牌有的由沔陽、洪湖一帶的打硪號改編而成，有的由湖北漁鼓曲牌衍化而來，其曲目也多數從其他曲種中移植。

湖北道情多作為舞台演唱，以一人站唱為主，由小型民樂隊伴奏。其曲牌由沔陽打硪號子演變而來。

湖北道情的道具非常簡單，只有一個漁鼓和兩塊簡片(長約一米)。這簡片是竹質，故稱為“竹簡”（末端向外彎曲，上裝有銅鈴）。演唱者左手環抱漁鼓並擊竹簡，右手中指、無名指、小指並拍漁鼓；另有高胡、三弦等數件絲竹樂器伴奏。

絲竹樂器伴奏很清雅，聽起來讓人放鬆很多。

湖北沔陽道情用沔陽地方語言演唱。主要為一人站唱，也有兩人以上演唱，以唱為主，間有說白。一人站唱時，左手懷抱漁鼓筒兼執三尺長的竹簡，右手拍擊漁鼓筒端的皮膜，交錯應節。二人對唱時，另一人敲擊磁碟，唱到尾腔時，多為眾人幫腔。演出樂器有漁鼓筒，竹簡另有二胡、四胡、大三弦等伴奏樂器。演唱時表演者左手懷抱漁鼓筒並打擊竹簡，右手用食指、中指、無名指三指頭擊漁鼓筒。邊唱邊打竹簡，控制速度和節拍，漁鼓筒只在前奏和間奏時才打。道具簡便，演唱和表演比較靈活。

曲牌有[平腔]、[西]、[雙尾魚]、[荷花調]等。武漢市說唱團在長期的演唱中，逐步發展了[霞光曲]、[春蠶曲]、[流水數板]、[流水快板]、[嘆想曲]、[紅梅曲]、[趕驢曲]、[八卦調]、[花轎調]等曲牌。湖北道情曲目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從各曲種移植的傳統段子，如《湘子化齋》、《蟠桃會》、《水漫金山》等等，另一部分是新編的（含創作）如《拉煤上任》、《庸匠》、《大刀風雲》等等。這些曲目多以宣傳當時社會某項重點工作中心而編唱，有一定的“趕任務、唱任務、任務過了就告終”成分,所以傳唱不懈的曲目很少。

湖北道情唱詞的格式以七字句、十字句為主，一般可在此基礎上靈活運用，句子長短不拘，雙句貫穿全篇，其間可以嵌字，也可構成三字、四句、五字垛句。全篇通常為一道韻轍到底。

一篇段子的唱詞結構，大致分為開頭、正文和煞尾三個組成部分。開頭一般為四句，簡述故事發端；正文為主要篇幅，展開矛盾糾葛，揭示主題；煞尾一般也為四句，總括全篇，與開頭相呼應。例如《韓湘子上壽》中的開頭就是：“數九隆冬天氣寒，韓湘子出家在終南山，山洞裡面把經念，想起了唐王的生期在今天。”正文有數十句，敘唱韓湘子到金鑾殿假借給唐王拜壽，與唐王對話，展開矛盾糾葛，步步深入，揭示唐王殘酷搜刮民脂民膏，致使黎民百姓貧困痛苦。最後煞尾四句是：“道童(指韓湘子)說罷看不見，唐王呆若木雞眼望穿，迴轉身來氣得顫，倒在金鑾殿好像泥一灘。”

湖北道情唱調整體藝術手法多種多樣，常用排比句、頂真(針)體。排比句如《頌雷鋒》中的片斷：“學習他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高，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見行動；學習他革命意志堅如鋼，無產階級的骨頭硬邦邦；學習他處處都聽黨的話，釘子精神鑽研文化科學知識不放鬆；學習他永遠革命，革命到底，事事打先鋒。”頂真(針)體如《韓湘子上壽》中的片斷：“美女們一個個都是芙蓉面，面似桃花三月鮮。鮮紅一點櫻桃口，口內就把銀牙含。寒(含)閃閃一對杏子眼，眼似秋波柳眉彎。”這種頂真(針)體運用恰當，可以加強藝術表現力。

除此而外，還可借用某個數字，串敘所要表達的內容，如《韓湘子上壽》中的另一片斷：“要變戲法有有有有有有，拿了八顆黃豆在手中間。八顆黃豆空中撒，變成八個蝴蝶上下翻。八個蝴蝶往下竄，變成了八個美女站金鑾。”

湖北道情唱詞藝術手法的變化，必然會引起詞格、結構的衍變，要求唱腔曲牌與之相適應。因之，湖北道情在洪湖一帶民間鄉土音樂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唱腔曲牌。演唱的幾十支曲牌中，保留了“西韻”、“西悲曲”、“秋蟬曲之一”、“秋蟬曲之二”、“數板”、“龍抬頭”、“龍擺尾”、“喜盈門”、“荷花調”、“散板”、“雙魚尾”、“短腔”、魚咬尾”等十多支曲牌，成為 湖北道情的基本腔調。在整個段子中，這些曲牌各具有不同的結構功能，表現出以“西韻”為主幹的聯曲體形式。

湖北道情往往通過不同的唱腔曲牌，顯示地方色彩、鄉土風味及藝術特色。

夏祖勤，1942年生，湖北仙桃人。現為中國曲藝家協會會員、湖北省音樂家協會會員、仙桃市戲劇家協會理事、仙桃市民間藝人協會秘書長，湖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沔陽漁鼓代表性傳承人。夏祖勤在民間文藝方面，堪稱“奇才”。他精通“沔陽漁鼓、湖北道情、快板、沔陽皮影戲”等，會演出，會編寫，會輔導。1972年11月，他獨創“湖北道情”《省柴灶就是好》，在荊州地區匯演時獲創作表演一等獎。

1979年，他根據民間“從小偷針，長大偷金”的傳統故事編寫“沔陽漁鼓”《臨死吃媽一口奶》，全文發表在《楚天藝術》，其中唱詞“一進監號，心驚肉跳；兩塊鋪板，難以睡覺；三次提審，全部成招；四面高牆，又陡又高；五（武）裝警察，來回放哨；六月馬桶，又臭又騷；七（吃）得不好，餓得開叫；八字命苦，該我坐牢；九（久）犯必露，法網難逃；十十（實實）在在，死罪不饒”，極具教育警示意義，夏祖勤至今尚能脫口而出。 1983年，夏祖勤創作皮影戲《火焰山》和兒童劇《小熊貓學本領》，在荊州地區作品評獎演出中獲創作、演出兩個一等獎。

1989年11月，由夏祖勤創作，與曾小清同台演出的“沔陽漁鼓”《一子兩母》參加省第五屆“荷花書會”，獲創作、表演兩個二等獎，作曲、伴奏兩個一等獎。2000年，《一子兩母》在《楚韻新曲》一書中全文發表。1991年，他主編出版《仙桃諺語》一書。由於在這項民間文學集成工作中成績顯著，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省文聯、省民族宗教局特授予他“屈原獎”。從1961年到1991年的20餘年時間裡，他編寫和演出曲藝節目300多篇，除前述有關作品外，還有歌詞《放鴨姑娘》在省刊《長虹》發表，大型神話皮影戲《火焰山》劇本在《布穀鳥》全文刊登。

周維表演輕鬆大方，刻畫人物惟妙惟肖，畫龍點睛的動作生動形象；其嗓音條件獨特，“邊夾膛”的發聲方法和諧，運用自如，且鄉土氣息特別濃。

1930年生，湖北地方曲藝四大麴種之一湖北道情的創始人,民間藝人。早在武昌區曲藝隊工作時，周維便發掘源自道教勸諭行善的唱腔“道情”，改造創新出有地方特色的湖北道情。他將其唱腔根基深深扎在天沔一帶的鄉土音樂之中，博採打硪號子和沔陽漁鼓、沔陽花鼓戲等部分曲牌的精華，形成自身富有江漢平原風味的音樂唱腔。在唱腔的藝術手法上，以洪湖打硪號子的基本曲調予以板腔變化，形成以“西韻”為主幹的具有板腔變化因素的周派曲牌唱腔，富有較強的表現力。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他的帶動下，湖北道情曾風靡一時。

周維表演輕鬆大方，刻劃人物維妙維肖，畫龍點睛的動作生動形象；其嗓音條件獨特，“邊夾膛”的發聲方法合諧，運用自如，且鄉土氣息特別濃。

湖北沔陽道情的主腔叫“西韻”，依沔陽花鼓戲中的“西腔”而得名。在“西韻”的基礎上，或取其頭，或截其尾，或擴充其音調，或變換其節奏，或將其他曲牌加以改制，又發展出了“西韻頭”、“西韻尾”、“西韻上下句”、“西韻花腔”、“西韻垛句”以及“秋蟬曲之一”、“秋蟬曲之二”、“數板”、“龍抬頭”、“龍擺尾”、“喜盈門”、“荷花調”、“散板”、“雙魚尾”、“短腔”、魚咬尾”等十多支曲牌等十數支曲牌。唱詞以七字句、十字句為主，也可間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以造成音節上參差交錯的效果。每個段子均以“西韻”作為唱腔骨架，並依其唱詞內容和表達思想感情的需要，擇用數支曲牌，圍繞“西韻”穿插進行。各個段子的唱腔曲牌雖不盡相同，卻有其共同的基本結構規律，即以“西韻”貫串全篇；“西韻頭”開頭，“西韻尾”煞尾，中間選擇其他曲牌與“西韻上下句”交錯。其結構布局大致是：“前奏曲”—“西韻頭”—“西韻上下句”—其他曲牌與“西韻上下句”或“西韻尾”交錯穿插—“西韻尾”。

在湖北曲唱的曲藝品種中，湖北道情形成最晚，但在群眾中的影響並不遜於其他曲種，武漢市說唱團除了專業道情演員演唱，從事其他曲種的演員還有不下10人演唱它，從而積累了大量曲目，滲透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