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文·漢森

阿爾文·漢森1887年出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的維堡。漢森是維堡地區第一個接受大學教育的人。

1910年漢森獲得了雅克敦學院授予的學士學位，漢森留在了達科他，他先後在普林斯頓湖和南達科他學校做教師和督學。美國的鄉村氛圍給漢森的個性和思想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在達科他農場上形成的習慣和價值觀始終伴隨著漢森，他總是不停地工作，晚上和周末也不休息。漢森和凡勃倫、凱恩斯等經濟學大師一樣，也不是大學畢業后就成為經濟學教師的。

1916年的秋天，漢森接近30歲時才開始第一次在布朗大學接觸經濟學。

1918年，漢森又獲得了威斯康星大學的博士學位。一年後，漢森成為明尼蘇達大學的經濟學教師，直到1937年他進入哈佛大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的許多觀點對美國的普通學生而言還是很陌生。由於沒有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家作為這個新思想的支持者，凱恩斯思想的影響僅局限於美國的一部分地區。

這種情況沒有出現多久，1941年，美國的凱恩斯學派找到了支持者，這個人具有一定的學術地位，講話頗有分量，他就是哈佛大學的漢森。1941年，漢森已經是一名傑出的美國經濟學家，是美國經濟學會前任會長，又是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享有盛譽的利陶爾主席。

漢森毫無畏懼地探求大蕭條的原因，他是美國凱恩斯學派的堅強核心。在凱恩斯學派不斷形成的時期，漢森發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論文來傳播凱恩斯主義思想。只要有可能，漢森總是利用個人登台露面的機會來傳播凱恩斯的思想。

1939年5月，漢森被邀請在美國經濟臨時委員會成立前作證，他利用這個機會詳細闡述了凱恩斯對大蕭條的分析。這席發言引起了一場對漢森所提論題的公開辯論，這正是漢森所希望的結果。通過所有這些活動，漢森不斷向學生們灌輸勇於探求新理論的渴望。毫無疑問，漢森將凱恩斯革命在美國不斷推向成熟時期。

1946年美國出台就業法案，法案包含了創立經濟建議顧問團，這是一群職業經濟學家就適當的經濟政策問題向總統提供建議，這些是在漢森的特別敦促下進行的。

漢森出版的《凱恩斯導讀》逐章詳細討論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及每一章中提出的論題。《凱恩斯導讀》是理解凱恩斯思想的基礎教學輔導材料，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於有助於理解和接受凱恩斯主義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的學生幾乎全部是通過漢森的《凱恩斯導讀》來學習《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而不是直接讀原著。即使今天，《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和《凱恩斯導讀》通常同時出現在書架上。漢森對凱恩斯主義的綜述是研究新經濟學發展過程的一個極為方便的基準。

1975年他以87歲的高齡與世長辭，漢森享有“美國凱恩斯”的美譽。

保羅·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記者問他，獲得諾獎的秘訣是什麼？薩繆爾森當即回答，去找一個好老師。薩繆爾森說的他的好老師就是美國最早的凱恩斯主義者、新古典綜合派的奠基人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漢森原來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信奉自由放任，研究經濟周期理論，並有《繁榮與蕭條的周期》 、 《經濟周期理論》 、 《一個不平衡世界中的經濟穩定》等著作問世。1936年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之後，他很快拜讀，並成為凱恩斯的信徒，為了宣傳凱恩斯主義，他於1937年到更為開放自由的哈佛大學任教。20世紀40年代的哈佛大學經濟系是鼎盛時期，著名的國際貿易理論權威陶西格擔任系主任，熊彼特講授“高級經濟理論”，列昂惕夫也在這裡任教。漢森主持財政政策研討班，帶領學生學習凱恩斯的《通論》。薩繆爾森回憶，那時課堂上講的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他們學《通論》還有點“地下活動”的意思，但這使他們年輕人更加興奮地討論凱恩斯的觀點。美國第一代凱恩斯主義者，以後新古典綜合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從這裡出去的。這些人中有以後獲得諾獎的薩繆爾森、托賓、索洛、肯尼迪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海勒，以及以提出奧肯定理著稱的奧肯等人，還有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左派經濟學家斯威齊，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都留重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教授陳振漢等人。漢森開放的討論式教學、熱情而耐心的教誨和淵博的學識使這些學生受益匪淺。

作為一名優秀的學者，他不僅教了一批成功的學生，還以自己的學術研究成為新古典綜合派的奠基人。新古典綜合理論的背景是戰後經濟制度的變化。漢森認為，戰後的經濟制度不再是純粹的私人市場經濟，而是同時存在私人經濟與社會化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這就是說，市場經濟仍然是基礎，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他認為，這種經濟比純粹私人經濟優越，克服了市場經濟的一些弊病，但又不是那種集權式計劃經濟。這種經濟不是削弱市場經濟，而是推動它前進的新動力。經濟是混合的，經濟理論當然也應該是混合的，這就有了把新古典學派微觀經濟理論(論述市場機制的經濟學)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論述國家干預的經濟學)結合為一體的新古典綜合體系。新古典綜合這個名詞是薩繆爾森而不是漢森提出的，但混合經濟正是這種理論體系的出發點。

發展凱恩斯主義

作為凱恩斯的信徒，漢森最大的貢獻是解釋並發展凱恩斯主義。他1953年出版的《凱恩斯學說指南》是當時最暢銷的凱恩斯主義入門讀物。在凱恩斯主義理論的發展中他有兩點最重要的貢獻。

關於補償性財政政策

凱恩斯的財政政策是以赤字財政為特點的，但戰後美國並沒有打破財政平衡的框框。漢森認為，政府不應把本期的財政收支平衡作為目標，應該根據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來決定支出。這就是補償性財政政策。這種政策的原則是在蕭條時期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減少稅收，以刺激經濟。在繁榮時期採用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支出，增加稅收，以抑制通脹。這種財政政策並不需要保持逐年的財政預算平衡，在蕭條年份會有赤字，在繁榮年份會有盈餘，因此在長期中仍可以實現財政預算平衡，稱為“長期預算平衡論”或“周期預算平衡論”。這也是美國20世紀50年代經濟政策的基調。

在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中，漢森更重視充分就業。他認為“在物價穩定的問題上，我們不應有什麼嚴格的法則。我們應該把充分生產和充分就業列為主要目標。”“如果每次物價略有上升就把我們嚇倒，我們就會永遠落後於可能實現的發展。”這些觀點由他的學生托賓、海勒等人繼承並發展，成為60年代美國經濟政策的基調。

在50年代，漢森幾乎無人不知。著名的《幸福》雜誌曾說過“在今天，誰不熟悉漢森和凱恩斯的思想，誰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大事的演變”。漢森的哲學是“以民主思想使每個人都能合理地做到機會均等”。他對就業的關注實際是對人的關心，在他80歲獲得沃爾克獎章時，他的學生托賓說，對漢森而言，經濟學就是為人類服務的科學。

發展凱恩斯主義

一是他發展了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被稱為希克斯—漢森交叉圖。I代表投資，S代表儲蓄，L代表貨幣需求，M代表貨幣供給。這個模型用一般均衡方法說明當物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國民收入與利率的決定。這被稱為對凱恩斯主義理論的標準解釋，並成為所有教科書的核心內容。

二是他與薩繆爾森提出了解釋經濟周期的乘數—加速原理模型，又稱為漢森—薩繆爾森模型。這個模型說明了在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時，由於消費、投資和國民收入之間的相互影響，必然發生經濟周期，從而證明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必要性。這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周期理論的核心，也是戰後經濟周期理論的重要發展之一。這兩個理論都曾風靡一時，至今也仍然有影響。

漢森不僅是凱恩斯主義理論的解釋者和發展者，也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倡導者。他在《經濟政策與充分就業》、《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美國經濟》、《六十年代美國經濟》等著作中論述了政策問題。漢森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因為“經濟停滯不是自動調節的教條所能解決的，解決的辦法是大大地擴大民主政府的作用，擔當起維持充分就業的作用”。他把美國國會1946年通過的“就業法案”作為“經濟計劃的大憲章”，因為這個法案把維持充分就業作為聯邦政府的重要職責。他與凱恩斯一樣不太重視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作用，重點強調的是財政政策。

漢森·阿爾文著重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提出了“長期停滯理論”。他認為20世紀初以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是處於長期停滯的階段，從趨勢上看，資本主義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越來越小於潛在經濟增長率。因此，主張利用國家財政政策來有效地控制“停滯”，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增長。在稅收理論方面，漢森提出了“補償性的財政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大政府開支，減低稅率，提高社會總需求，造成財政虧空；在經濟繁榮時期，縮減政府開支，提高稅率，降低社會總需求，造成財政盈餘，使兩個時期的財政盈虧互相補償，以達到實現“充分就業”、“熨平經濟波動”，加速經濟增長的目標。他認為這種稅收政策對應的經濟危機、經濟波動和促進經濟增長有很大作用。稅收是刺激投資的重要手段，而所得稅在這方面的作用尤為明顯。認為適用稅率來調節需求比運用利率的收效更大。主張用較低的累進所得稅率，來鼓勵私人消費和投資支出，對投資於固定資本的部分，根據具體情況應實行減稅或免稅。漢森的一些理論對後來的新古典綜合派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的稅收思想主要集中在其《經濟政策和充分就業》一書中，重點分析了稅收對投資、刺激經濟、調節經濟、消費和儲蓄的影響。

漢森認為，稅收是刺激投資的重要手段，而所得稅在這方面的作用尤為突出。如何運用所得稅刺激投資，他認為，

一是對收入中用於新投資的部分實行減免稅。公司保留收入投資於固定機器設備者不納租稅或按較低稅率納稅，而不投資於固定機器設備者須繳納全稅。

二是實行虧損結轉。五年內損失准予結轉下一年度的辦法，足以鼓勵冒險性的企業投資。

三是加速折舊。加速折舊的方法，也可以允許一個企業在耗費大量而又具有冒險性的新投資后的頭幾年繳納較低的租稅。

四是退稅。對於重新投資於固定資本的那部分收入的所得稅實行部分退稅制度。

稅收減免對防止經濟衰退有重大影響。他認為，如果政府的預算達到一定數額時，稅收將對防止經濟蕭條之侵襲發生巨大的影響。他指出，在大危機年代，為什麼稅收的影響不大，因為當時預算收入少。而戰後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不僅個人所得稅在聯邦稅收中的比重不斷增加，而且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極其廣泛。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所得稅的減免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租稅的減免可以立即推行，其規模之大幾乎可以達到足以制止恐慌的程度，我們很需要這樣的方法來有效地應付迅速積累的經濟衰退。"

漢森認為，稅率是一個有效的"調節工具"，稅率對制止通貨膨脹有著重要作用，是“維持充分就業的頭等重要的手段”。

稅率的變動，主要是所得稅稅率的變動，其中起有效作用的是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因為個人所得稅收入中有50%-60%來自這一稅率，該"稅率影響所得稅的全部納稅人；它適用的範圍，最廣泛，影響大眾購買力也最大"。如果提高稅率，人們手中收入減少，對通貨膨脹的發展可立即予以有效制止；如果降低稅率，人們手中收入增加，從而刺激消費支出增長。當然，漢森認為，即使這樣，個人所得稅稅率也不能任意變動，因為任何稅率的變動，即使是溫和的，在實際中也會產生較大困難。他主張建立"一個穩定而漸進的租稅結構，在這個結構下，稅收將隨國民收入而上下"。稅率的變動必須由行政當局控制，"國會根據現行稅收法案以及其他法典所確立的原理和準則，對於這個標準個人所得稅率表應由立法規定一定的伸縮範圍，授權總統在這個範圍以內，為了維持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的目的，可於必要時或需要時決定加以運用，同時要考慮到這一行動和其他措施的聯合效果。"

漢森還分析了稅收結構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他認為，稅收必然影響消費函數和儲蓄函數，但影響的程度取決於稅收的多少和稅收的結構。如果稅收結構主要偏重於對廣大消費者的徵稅，勢必使消費數額大量減少；如果稅收主要來自高收入階層，儲蓄函數變動較大，消費函數變動較小；如果雙管齊下，則既影響消費又影響儲蓄。他進一步分析，當稅制結構越趨於限制消費時，就越需要大量的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資來保證充分就業；而當稅制結構越趨於減低儲蓄時，充分就業所需要的各種支出數額就越少。那麼，應採用什麼樣的稅制結構為好呢？漢森認為，應建立一個對消費和儲蓄影響較小的稅制結構。由於政府的任何稅收或多或少地會影響消費和儲蓄，他主張通過舉債來代替稅收。

人們對漢森最感興趣的地方是，他具有將凱恩斯的著作與美國的實際情況聯繫的特殊才能。用當時的標準來看，1930年他是一個正統的經濟學家。1927年他寫的關於經濟周期的那本書被普遍視為這一領域的標準參考書。1928年他與人合寫了一本教科書，因而對英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和瑞典經濟學家，比如克內特·威克摩爾非常精通。他對經濟周期很感興趣，因此在《通論》問世之前就仔細研究過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作品。

漢森在威斯康星大學的畢業論文是他成長的一部分。他對幾個獨特的美國經濟學家特別是約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印象深刻。那時候新古典主義理論和政策正處於全盛時期，康芒斯就開始為政府功能的擴張辯護。

他對經濟體系的看法，尤其是勞動人民的困境使他反對那些認為自由市場能夠自行導致最優解決辦法的觀點。康芒斯的哲學傾向於政府和市場合作。他並不認為政府可以干預經濟；他的目的是協助市場在更多更廣的方面進行運作。

今天看來這樣一個觀點是極為傳統的；但在本世紀前30年這種觀點並不流行。漢森在他職業生涯的剛開始就接受了康芒斯的判斷。因而他比同時代的人更易於接受擴大政府職能。還在威斯康星大學讀書時，漢森最偏好的一個論題就是經濟周期，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受凡勃倫的學生韋斯利·克萊爾·米歇爾的作品的影響很深。米歇爾對經濟周期的研究方法受到凡勃倫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懷疑的啟發。米歇爾收集了大量的數據，他認為這些就足以解釋波動的潛在原因，而不需要任何細緻的“理論”。

漢森沒有接受米歇爾對理論的厭惡；他將米歇爾對實證分析必要性的強調與對理論框架的支持相融合。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始終對經濟周期模型表示懷疑，正如他哈佛的同事E.H.張伯倫對完全競爭模型的懷疑一樣；他們都與現實不符。這當中又有一個關於漢森在經濟學思想史中地位的諷刺性事件：他非常反感二戰後盛行的宏觀經濟數學分析模型。“漢森的獨創性有被忽視的趨勢”，保羅·薩繆爾森說：“因為1935年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數學時代。讓駱駝通過針眼可能比讓非數學的天才進入有創建的理論家神殿還要容易一些。”

在今天高度專門化的學術市場上，我們會把1930年的漢森歸於對經濟周期極感興趣的擅長定量分析的制度經濟學家。到大蕭條結束時，我們將加一個前綴“凱恩斯學派”。漢森獨特的非正統背景的美國背景使他向新經濟學的轉變引起了歷史學家的極大興趣。很幸運，他已為我們提供了關於他在股市崩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這段時期思想的完整記錄。從這些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新經濟學的懷疑逐漸減退而轉變成熱心的支持。

《經濟周期理論》(1927年)

《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1941年)

《經濟政策和充分就業》(1947年)

《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1949年)

《凱恩斯學說指南》(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