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賽提·蘇來曼

1986年至1991年就讀於新疆大學中文系維吾爾語言文學專業；

1991年至1994年攻讀新疆大學中文系維吾爾民俗文化方向碩士研究生；

1996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研究生；

1999年畢業並獲得文學博士；

2003年、2004年獲得國家留學基金會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訪學；

近年來，曾多次參加在日本、瑞典、英國、德國、哈薩克等國家舉辦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學術演講。

從2000年開始，主持國家、自治區和教育部的多項關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重大課題。

從2001年開始，成為維吾爾文學碩士生導師，並培養了一大批學子。2005年獲得教授職稱。2000年被評為烏魯木齊市“十佳傑出青年”，2006年被評為自治區“優秀博士后”等榮譽稱號。

《塔克拉瑪干中的靈魂

《維吾爾族圖騰文化》

《當敲響塔里木的門》

《艾里西爾·納瓦依》

《“海米塞現象”與維吾爾文學》（漢文版）

除上述作品外，他的40多篇關於維吾爾文學、文化、民俗學的論文榮登國內外各類學術雜誌；

1986年，立志要當一名作家的艾賽提·蘇來曼考入新疆大學中文系維吾爾語言文學專業。學校里的維吾爾文學作品畢竟有限，系裡的老教授建議他們學習烏孜別克等中亞民族語言，因為過去有很多維文書籍都是前蘇聯“東方真理出版社”通過俄語和烏茲別克語翻譯的，而維吾爾語和烏茲別克語是最接近的親屬語言。艾賽提自學了烏茲別克等中亞民族語言文學，並藉此閱讀了許多書。

大二時，他一手抱著維漢字典，一手拿著巴金的《家》硬啃了3個月，這是他通讀的第一本漢語小說。從此之後，他就一發不可收拾，對漢語的掌握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向文學的浩瀚之門。當他大二決定考研時，擺在他面前最大的障礙是：怎麼能使英語過關？當時學校沒有給少數民族學生開設英語課程，只要求他們掌握漢語。當他聽說校外有用維吾爾語教英語的夜校，他就興沖沖地報了名。最初班上有40多人去聽課，最後就剩下了包括他在內的5個人。為更好地理解和學習維吾爾和其他民族文學和傳統文化，他還業餘自修了土耳其文。

從文學青年走向學者之路

考上新疆大學維吾爾民俗文化方向研究生之前，他是一個熱忱的文學青年。大四時，他就在《塔里木》等一些維吾爾文的報刊上發表中短篇小說，其中一篇還被翻譯成漢語。“學習民俗學不是我的初衷，但民俗學卻使我有了比文學更開闊的視野來認識和了解我自己的民族。”

1994年，艾賽提·蘇來曼25萬字的碩士研究生論文《維吾爾族圖騰文化》得到新疆大學的充分重視，因為這是一本關於新疆少數民族原始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學術力作，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前所長、我國著名的學者劉魁立先生為此書作序，並親自趕來參加和主持艾賽提的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這篇論文此後獲得了首屆“天山文藝獎”。從此，艾賽提·蘇來曼走上他如沙海淘金般寂寞而充實的學者之路。

1996年9月，他以專業全部通過，英語差幾分的成績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特許留院一年參加第二年的博士研究生考試，如果英語過關則可給予“轉正”。這是他的導師、我國著名新疆少數民族文學專家郎櫻先生為他極力爭取到的。郎櫻先生說服校方：像艾賽提·蘇來曼這樣熟悉本民族語言文化和生活，又如此勤奮好學的人，正是她多年來想要找尋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研究人才。一年後，他順利通過英語考試，成為這所國家最高社科學府的博士研究生。

博士畢業之際，留北京還是回新疆，對他來說是人生的一次抉擇。一方面，郎櫻先生希望他留下，還幫他愛人聯繫了工作單位；另一方面，母校新疆大學正在申報211工程，急切盼望像艾賽提·蘇來曼這樣的青年學者回校工作。最終，他還是選擇了回母校。他說：“北京那邊條件是好，可對我這樣一個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的人來說，在遠離故土的地方搞研究就像是在孤島上一樣，缺乏土壤和空氣的滋養。黨培養了我，像陽光一樣照亮了我的前程。新疆大學現在又將我所在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列為國家級重點學科給予充分重視，我怎能不回來呢？”

走出去，是為了更好的回歸

艾賽提蘇來曼回校的第二年，他就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課題《波斯與我國突厥語民族文學中的“海米塞”現象比較研究》，並在2002年圓滿完成。同年12月應日本東京中央大學和福岡女子大學的邀請，他在日本幾所大學開辦學術講座，獲得了國外專家學者的好評。2004年，他的《“海米塞現象”與維吾爾文學》（漢文版）專著獲得自治區第六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2004年，艾賽提·蘇來曼獲得國家留學基金會赴外留學深造的機會。在各個國家中，他單單選擇去瑞典。他說：“這是因為我讀了瑞典學者貢納爾·雅林的《重返喀什噶爾》，對他書中提到的一些保留在瑞典皇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的近代維吾爾文古籍和文獻非常神往，我就是想親自去看一看。”

到了斯得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亞研究所，艾賽提立即置身於緊張而又辛苦的學習工作中。短短一年，他不僅在兩所大學（斯得哥爾摩大學和烏普薩拉大學）給金髮碧眼的外國學生教授烏茲別克語和維吾爾語；還多次開設有關新疆民族文學和民俗文化的學術講座；同時完成了他的兩篇英文研究成果《論瑞典傳教團在喀什噶爾印刷的近代維吾爾文印刷品及其語言特點》和《維吾爾語外來詞歷史文化背景》（這兩本書即將由斯德哥爾摩大學出版社出版）。最讓他興奮的還是在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等多處圖書館看到那裡收藏的近代維吾爾文古籍和文獻。圖書館工作人員對他說：“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是瑞典傳教團在20世紀初從中國新疆地區收集過來的。你是第一個來翻看和研究它們的中國學者。”

現在，艾賽提·蘇來曼正在學校主持《維吾爾文學與外國文學交流史研究》的課題。他說：“我們這一代學者可以說是生逢其時，國家對少數民族各項事業發展非常重視，學術環境也比較好，給我們的機遇也比老一代學者多很多。我之所以在求學之路上少走了一些彎路，就是因為先過了語言這道“門檻”，這對少數民族學生和學者來說更為重要。現在的時代是全球化範圍的對話和競爭，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固守一隅抱殘守缺。對我來說，走出去，是為了更好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