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弼

民國3年（1914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政法學校。在留學期間，與邵飄萍合辦“東京通訊”，並擔任上海《申報》、《時事新報》駐日通訊員。民國5年（1916年）回國，入時事新報館任編輯。民國8年（1919年）春起在北京，任《京報》主筆。因批評北洋政府入獄，報紙被封。釋放后重入《時事新報》，先後任總編輯、總經理、總主筆。民國10年（1921年）6月參加創辦上海《商報》，任主筆。民國15年（1926年）起，先後曾在上海國民大學新聞系、上海滬江大學商學院新聞科任教。抗日戰爭初期，主持《申報》筆政。民國30年（1941年）到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總主筆。抗日戰爭勝利后，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特派員，創辦長春《中央日報》，任社長。民國36年（1947年）赴香港，曾任《國民日報》社長。1951年去台灣，任《中華日報》顧問兼主筆。1961年12月逝世於台灣。

潘公弼是金山的姐夫、邵飄萍的搭檔、中國新聞界的老前輩；他是《京報》的創始人、《星洲日報》（聯合早報）的主筆、《中央日報》的社長。

在《時事新報》期間，鄒韜奮與他在一間辦公室工作。韜奮先生回憶說：“他用堅決的態度解決職務上的當前的各問題，一點都不著急，一點沒有疾言厲色。任何同事進來和他商量什麼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爭辯，他總是對事對人根據他的見解作堅決的應付，很從容不迫地作堅決的應付，無論如何，總是始終和和氣氣的。從沒有看見他發過脾氣。”

這位謙和、溫順、沒有脾氣的人，卻用紙和筆，詮釋了新聞輿論正氣凜然、申張公道力量。

潘公弼於1914年赴日本東京政法學校留學。1915年7月，他與邵振青（飄萍）等三人合辦了“東京通訊社”，這個通訊社向國內京、津、滬、漢等地報紙寄發東京通訊，主要報道留日學生和愛國華僑的反袁活動情況，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野心。它較早報道了日本政府強迫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消息，引起國內震動。

1918年10月，“同學同事同患難”的潘公弼和邵飄萍共同創辦了著名的《京報》。《京報》的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明確的提出了報紙的宗旨：“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

舊中國辦報，“集資千金，局居斗室，因陋就簡，就可創業”（潘公弼《六十年來中國之日報事業》）。

《京報》一開始只有邵飄萍和潘公弼兩個人，採訪、著譯、編輯……所有的事情，都由他與邵飄萍分任。《京報》無黨無派，不依附特殊的權力集團，主張言論自由，很快得到讀者的喜愛。

《京報》大膽批評北洋政府，邵飄萍、潘公弼先後入獄，報紙被封。邵飄萍死後, 邵飄萍的妻子湯修慧邀請潘公弼的弟弟潘劭昂擔任《京報》主筆。潘公弼則南下上海，在大學主講新聞。後來主持《時事新報》,這期間，他的文章常引起轟動。人們喜歡把他的名字，與當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並列一起，稱為中國報界的“南潘北張”。

在《時事新報》期間，鄒韜奮說，“潘先生對於新聞業的各個環節都很熟悉。在編輯方面，從校對到總編輯、總主筆，他都干過；在經營方面，他也干過各種職務。所以他在解決各個部門的問題時，都有獨到的見解。潘公弼在新聞界的豐富經驗，使韜奮獲益不淺。他說：“我在人生觀方面，政治的和社會的思想方面，雖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對於他的辦事的經驗，處理問題時的鎮定安詳，對人接物的恰當，都應該表示我的敬意。”

1924年4月12日，著名詩人泰戈爾抵達上海，徐志摩擔當翻譯，張君勱、鄭振鐸、潘公弼等文化人士悉數前往迎接。

1929年潘公弼先生總結自己從事報紙編輯的實踐經驗，發表了《新聞編輯法》。他認為，想要製作良好的新聞，編輯方面不可不採取四個步驟，即收集資料、選擇資料、整理資料以及由引而編成資料。理論界認為，潘先生的研究實質上已經涉及到了編輯的本質問題的探討，表明中國的新聞編輯學研究已經開始起步了。

30年代，100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場“中國夢”。他們隨心所欲、侃侃而談，暢想著未來的中國。

《時事新報》潘公弼的“中國夢”顯得悲觀：“中國終究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共和國家。有了強暴的領袖，他掠奪政權；有了賢明的領袖，人民奉讓政權。所謂掠奪與奉讓，並不拘於一種醜態；所謂政權，是一部或全部。人民卻安居樂業於低度的保障之下。國際地位的增進，有待國內產生若干世界的科學家與哲學家；當然，政治相當的昌明，國防相當的充實，亦是必要條件。”記者的眼光，總是別樹一幟。

抗日戰爭初期，潘公弼一度主持《申報》筆政。

1940年，主筆關楚璞離開《星洲日報》，俞頌華、郁達夫繼任，最後由潘公弼接任。這個報紙，便是現在的《聯合早報》。

日本投降后，潘公弼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命為負責接收東北文化事業的特派員。在長春，他創辦了《中央日報》，任社長。著名演員金山、張瑞芳夫婦，本來準備去美國一所大學任教，周恩來獲悉潘公弼的任命后，當即給金山寫了一封密函：“山、芳：姊夫（潘公弼）有去東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機北上。……”張瑞芳1995年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周恩來想利用金山和潘公弼的這層關係。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金庸被派往香港。據說，金庸被派往香港，純屬偶然：報社預備派去的是另一個人，那個人當時剛剛結婚，不願遠離，才由金庸臨時代往。更驚奇的是，金庸登上開往香港的飛機后，發現自己身無一文，頓時失色。而鄰座正好是時任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見他窘態，問起緣故，給了十塊港幣。

潘公弼一輩子與報紙打交道，對報紙編輯、評論言論、輿論影響多有精到的論述。1994年版台灣國立編譯館的國文課本第六冊第九課，收錄了潘先生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的《報紙的言論》。

徠潘先生說，報紙的言論雖然可以代表輿論，但是必須自身健全，然後才能發揮輿論的功能，進而才能對社會、對國家有所貢獻。他認為，輿論自身健全的條件有四條。第一是動機純潔；第二是識見卓越；第三是文才暢達；第四是膽氣橫逸。他還論述了世界文明國家政治演進的途徑，指出輿論政治是民主精神的現象，並就法律允許言論自由的意義、朝野對輿論如何加以判斷和尊重等問題進行了剖析。即使在今天看來，其見解之透闢，仍具積極的指引作用。

1949年，潘公弼的弟弟潘劭昂擔任國民黨中央社重慶分社主任。十二月七日，在等待了三天之後，中央社好不容易從空軍弄了個226號專機，十幾位中央社的高級編輯記者從成都新津機場撤至海南，卻不幸在海口遭遇墜機慘禍。這起墜機事件，共死亡二十多人。潘邵昂先生頭部嚴重受傷，在香港療養多年，後來來到台灣。但潘先生從此絕意世途，未擔任任何工作，八十一歲在台灣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