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之邦

忠義之邦

忠義之邦,是一場面對異族侵略、面對衣冠夷狄化的生死搏擊,是民族精神的真實寫照,值得後人共勉。

典故


位於文廟明倫堂的抗清三公像
位於文廟明倫堂的抗清三公像
江陰被稱為“忠義之邦”,源於明末抗清守城戰,史稱“江陰八十一日”,當年那可歌可泣、壯懷激烈的八十一天,江陰人以血染的風采光耀史冊,忠烈之氣與天地共存。戰後,為了安撫江陰百姓,滿清統治者採取了懷柔政策,尤其是那位乾隆皇帝,在乙酉守城戰131年後,對抗清三公——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分別賜謚“忠烈”、“烈愍”、“節愍”。而第一位讚譽江陰為“忠義之邦”的,則是清嘉慶年間的江蘇學政姚文田。據《道光江陰縣誌》記載,這位學政大人“督學時念邑殉乙酉之義,特書忠義之邦四大字”。當時,主持君山梅花書院的諸生何春煦,將這四個字摹勒后,懸掛於書院仰止堂內。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江陰修城時,知縣金咸請邑人張錫齡,將二十多年前姚文田書寫的“忠義之邦”四字臨刻於石,每字兩尺見方,嵌入南門城垣。進出南門的江陰人,看到這雄渾有力的四個字,無不平添幾分自豪感。
歷史上,江陰人的忠義是出了名的。明代正德初,宦官劉瑾擅政誤國,在朝的三位江陰人——主事黃昭、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或以挽死諫,或以奏章忤,被稱為“殿前三虎”。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稱之為“江陰一時三忠”;天啟年間,被列入“東林后七君子”的繆昌期、李應升,勇斗閹官魏忠賢,慷慨赴獄,死於酷刑,時稱江陰“雙忠”。天啟朝所謂的“獄者十三賢”,江陰也有繆文貞、李忠毅居其二。在改朝換代的動蕩中,陳震亨在泗陵殉節,朱養時在舟山犧牲。其他的一些孝悌節義的事情,書上屢見不鮮,如周蘭等人防禦海寇,吳況等人防禦倭寇,就連最下層的百姓也知道取義成仁,捐軀報國,難道只是酒氣使然嗎?恐怕也是一種浩然之氣吧?明《崇禎江陰縣誌》評價江陰“不獨為禮讓之邑,實稱忠獻之邦,長江底柱,允足表峙東南也”。明末乙酉抗清后,更獲“義城”之名。對於江陰來說,“忠義之邦”這一美譽當之無愧。
1937年冬,日寇入侵,江陰南城門上的“忠義之邦”石額遭炮擊,毀去“義之”兩字。八年抗戰,江陰人民前赴後繼,不屈不撓,終於同全國人民一起戰勝了日寇。巧的是,抗日勝利之年,距明末江陰守城抗清,正好整整三百年。當年11月,國民黨縣長方驥齡命其秘書孫俊在(陸家橋人)摹補“義之”兩字,鐫刻后砌上南門城牆。不料,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吳宗淵與縣長勾心鬥角,他趕到南京,通過關係,得到了蔣介石親筆書寫的“忠義之邦”題字,回來后命工匠鐫石,換上南城門。方驥齡無可奈何,只得派人將孫俊在補寫的字取了下來,並將殘存的姚文田所書“忠邦”兩字,移往中山公園南大門亭中,從此。人們將此亭稱為忠邦亭。“文革”期間,“忠邦”兩字被毀掉,直到1986年按摹本重刻後補上。而南城門上蔣介石所書“忠義之邦”四字,早在上世紀50年代拆除城牆時即已毀失。這次重建的南城門上“忠義之邦”匾額,從字體看,仍採用了當年蔣介石的題字。
江陰南城門古稱朝宗門,明末守城戰中,守城勇士曾奉閻應元之命,從此門衝出,給移營十方庵的清兵以重創;閻應元還在南門城樓上親自操炮,將正在十方庵高台指揮的清軍十王當場擊斃,南門之戰成為抗清守城一役中濃墨重彩的篇章。至於南城門對面的忠義街,現街名系抗戰勝利后所定。據明《嘉靖江陰縣誌》記載,“朝宗門至駐節亭”為南門街。清《道光江陰縣誌》記載:“自朝宗門南出,過永安橋(俗名瓶罐橋)而南至高橋堍曰河西街。”可見今天的忠義街,明代時曾稱為南門街,清代時曾改名河西街,到了民國年間,這條街又叫作南外大街。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當時的國民黨縣政府即議決將南城門定名為忠義門,南外大街定名為忠義路。1946年12月12日,《江聲日報》以《“忠義之邦”萬世流芳 南外大街更名忠義路》為題,報道了這條街正式更名的消息。報道中稱,命名忠義路,一是為了紀念明末清初孤城抗敵,博得忠義之邦不朽之光榮;二是為了紀念抗日戰爭中的忠義戰績。

歷史


江陰八十一日
江陰八十一日
江陰八十一日是指1645年夏江陰人民為抵制剃髮令,在江陰典史等人領導下進行的鬥爭。因為前後長達81天之久,故被稱為“江陰八十一日”。以江陰抗清三公為代表的江陰士民抗擊清軍的英雄事迹,在中華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一頁。清軍折損三個王爺,大將十八名;參加攻城的還有後來晉封為親王的博洛(偽端重親王)和尼堪(偽敬謹親王)、偽恭順王孔有德;清兵二十四萬大軍攜二百多門大炮圍城,一共損失的士兵有七萬五千餘人。江陰方面,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傷七萬五千餘人。
這是南明和清初歷史中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軍事事件。然而,對於乙酉“江陰之變”,清朝歷代當政者都對其耿耿於懷,忌諱莫深,千方百計地將其湮滅,不為後世所知。因此,在官方主編的《清史稿》之類的正史中,對乙酉“江陰之變”不著一字,載有江陰人守城抗清81天內容的《明季南略》一書實行封殺,並將其列入清朝《禁書總目》。
但地火是撲不滅的。倡議守城的是江陰不為官的讀書人;在守城關鍵時刻鼓舞軍民鬥志、善做政治鼓動工作的,是江陰不為官的讀書人;在清軍屠城時,拒不投降,死得最慘烈的,還是江陰不為官的讀書人。為了記載明末江陰守城事,後來的江陰讀書人,自覺地擔起記載乙酉“江陰之變”的歷史責任,使其傳至後世。他們是:趙曦明著《江上孤忠錄》;祝純嘏著《孤忠后錄》;沈濤著《江上遺聞》;李天根著《爝火錄》,等等。康熙、乾隆、道光、光緒年間編纂的4部《江陰縣誌》,均記錄了“江陰守城81天”。還有,曾任清朝禮部尚書的韓菼著《江陰城守紀》,常熟人許重熙著《江陰守城后紀》……以至今人顧誠所著的《南明史》、丁文所主編的《中國通史》等,都記錄了乙酉“江陰之變”。
假若沒有他們薪盡火傳,我們後人怎麼能知道乙酉“江陰之變”?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歷史價值。沒有他們,中國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將折騰成一桶漿糊。
江陰八十一日
江陰八十一日
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被後世稱為“江陰抗清三公”。後世傳紀對江陰的評價:“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為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閻、陳二典史乃於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此言甚當,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風披靡之時,閻應元以微末下吏憑藉江陰百姓的支持,面對強敵,臨危不懼,堅持了近三個月,擊殺清寇數萬人,重挫了清寇銳氣,鉗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動了各地的抗清鬥爭。在城破以後,仍拚死巷戰,“竟無一人降者”。
江陰人民浴血奮戰,人手不夠了,老人、孩子也出來了,就連監獄的囚犯、妓院的妓女、他放下所有個人小節,為了民族的尊嚴、民族的大義,他們沒有一個退縮的,沒有一個逃城的,血戰到最後。從閏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兩個多月期間,清軍屢攻不下,共喪亡三位王爺和十八員大將,而江陰城中糧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戰士們卻士氣越發的激昂,高唱著“江陰人打仗八十日,寧死不投降”的雄壯軍歌。清軍又調來西洋大炮轟城,八月二十日,江陰城被清軍攻破。滿清政府攻進江陰后,十分痛恨江陰人民的頑強抵抗,就下令屠城,“滿城殺盡,然後封刀”。而江陰全城的老百姓、就連妓女、罪犯都本著“咸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
閩中聞報,隆武帝泣曰:“吾家子孫遇江陰三尺童子,亦當加敬也!”城中屍骸枕藉,街巷池井皆滿,薰臭不可近。戰役中有一江陰無名女子,在殉節前題詩:“露胔白骨滿疆場,萬里孤臣未肯降,寄語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