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之邦

江陰被稱為“忠義之邦”，源於明末抗清守城戰，史稱“江陰八十一日”，當年那可歌可泣、壯懷激烈的八十一天，江陰人以血染的風采光耀史冊，忠烈之氣與天地共存。戰後，為了安撫江陰百姓，滿清統治者採取了懷柔政策，尤其是那位乾隆皇帝，在乙酉守城戰131年後，對抗清三公——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分別賜謚“忠烈”、“烈愍”、“節愍”。而第一位讚譽江陰為“忠義之邦”的，則是清嘉慶年間的江蘇學政姚文田。據《道光江陰縣誌》記載，這位學政大人“督學時念邑殉乙酉之義，特書忠義之邦四大字”。當時，主持君山梅花書院的諸生何春煦，將這四個字摹勒后，懸掛於書院仰止堂內。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江陰修城時，知縣金咸請邑人張錫齡，將二十多年前姚文田書寫的“忠義之邦”四字臨刻於石，每字兩尺見方，嵌入南門城垣。進出南門的江陰人，看到這雄渾有力的四個字，無不平添幾分自豪感。

歷史上，江陰人的忠義是出了名的。明代正德初，宦官劉瑾擅政誤國，在朝的三位江陰人——主事黃昭、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或以挽死諫，或以奏章忤，被稱為“殿前三虎”。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稱之為“江陰一時三忠”；天啟年間，被列入“東林后七君子”的繆昌期、李應升，勇斗閹官魏忠賢，慷慨赴獄，死於酷刑，時稱江陰“雙忠”。天啟朝所謂的“獄者十三賢”，江陰也有繆文貞、李忠毅居其二。在改朝換代的動蕩中，陳震亨在泗陵殉節，朱養時在舟山犧牲。其他的一些孝悌節義的事情，書上屢見不鮮，如周蘭等人防禦海寇，吳況等人防禦倭寇，就連最下層的百姓也知道取義成仁，捐軀報國，難道只是酒氣使然嗎？恐怕也是一種浩然之氣吧？明《崇禎江陰縣誌》評價江陰“不獨為禮讓之邑，實稱忠獻之邦，長江底柱，允足表峙東南也”。明末乙酉抗清后，更獲“義城”之名。對於江陰來說，“忠義之邦”這一美譽當之無愧。

1937年冬，日寇入侵，江陰南城門上的“忠義之邦”石額遭炮擊，毀去“義之”兩字。八年抗戰，江陰人民前赴後繼，不屈不撓，終於同全國人民一起戰勝了日寇。巧的是，抗日勝利之年，距明末江陰守城抗清，正好整整三百年。當年11月，國民黨縣長方驥齡命其秘書孫俊在(陸家橋人)摹補“義之”兩字，鐫刻后砌上南門城牆。不料，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吳宗淵與縣長勾心鬥角，他趕到南京，通過關係，得到了蔣介石親筆書寫的“忠義之邦”題字，回來后命工匠鐫石，換上南城門。方驥齡無可奈何，只得派人將孫俊在補寫的字取了下來，並將殘存的姚文田所書“忠邦”兩字，移往中山公園南大門亭中，從此。人們將此亭稱為忠邦亭。“文革”期間，“忠邦”兩字被毀掉，直到1986年按摹本重刻後補上。而南城門上蔣介石所書“忠義之邦”四字，早在上世紀50年代拆除城牆時即已毀失。這次重建的南城門上“忠義之邦”匾額，從字體看，仍採用了當年蔣介石的題字。

江陰南城門古稱朝宗門，明末守城戰中，守城勇士曾奉閻應元之命，從此門衝出，給移營十方庵的清兵以重創；閻應元還在南門城樓上親自操炮，將正在十方庵高台指揮的清軍十王當場擊斃，南門之戰成為抗清守城一役中濃墨重彩的篇章。至於南城門對面的忠義街，現街名系抗戰勝利后所定。據明《嘉靖江陰縣誌》記載，“朝宗門至駐節亭”為南門街。清《道光江陰縣誌》記載：“自朝宗門南出，過永安橋(俗名瓶罐橋)而南至高橋堍曰河西街。”可見今天的忠義街，明代時曾稱為南門街，清代時曾改名河西街，到了民國年間，這條街又叫作南外大街。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當時的國民黨縣政府即議決將南城門定名為忠義門，南外大街定名為忠義路。1946年12月12日，《江聲日報》以《“忠義之邦”萬世流芳 南外大街更名忠義路》為題，報道了這條街正式更名的消息。報道中稱，命名忠義路，一是為了紀念明末清初孤城抗敵，博得忠義之邦不朽之光榮；二是為了紀念抗日戰爭中的忠義戰績。

江陰八十一日是指1645年夏江陰人民為抵制剃髮令，在江陰典史等人領導下進行的鬥爭。因為前後長達81天之久，故被稱為“江陰八十一日”。以江陰抗清三公為代表的江陰士民抗擊清軍的英雄事迹，在中華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一頁。清軍折損三個王爺，大將十八名；參加攻城的還有後來晉封為親王的博洛（偽端重親王）和尼堪（偽敬謹親王）、偽恭順王孔有德；清兵二十四萬大軍攜二百多門大炮圍城，一共損失的士兵有七萬五千餘人。江陰方面，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傷七萬五千餘人。

這是南明和清初歷史中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軍事事件。然而，對於乙酉“江陰之變”，清朝歷代當政者都對其耿耿於懷，忌諱莫深，千方百計地將其湮滅，不為後世所知。因此，在官方主編的《清史稿》之類的正史中，對乙酉“江陰之變”不著一字，載有江陰人守城抗清81天內容的《明季南略》一書實行封殺，並將其列入清朝《禁書總目》。

但地火是撲不滅的。倡議守城的是江陰不為官的讀書人；在守城關鍵時刻鼓舞軍民鬥志、善做政治鼓動工作的，是江陰不為官的讀書人；在清軍屠城時，拒不投降，死得最慘烈的，還是江陰不為官的讀書人。為了記載明末江陰守城事，後來的江陰讀書人，自覺地擔起記載乙酉“江陰之變”的歷史責任，使其傳至後世。他們是：趙曦明著《江上孤忠錄》；祝純嘏著《孤忠后錄》；沈濤著《江上遺聞》；李天根著《爝火錄》，等等。康熙、乾隆、道光、光緒年間編纂的4部《江陰縣誌》，均記錄了“江陰守城81天”。還有，曾任清朝禮部尚書的韓菼著《江陰城守紀》，常熟人許重熙著《江陰守城后紀》……以至今人顧誠所著的《南明史》、丁文所主編的《中國通史》等，都記錄了乙酉“江陰之變”。

假若沒有他們薪盡火傳，我們後人怎麼能知道乙酉“江陰之變”？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歷史價值。沒有他們，中國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將折騰成一桶漿糊。

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被後世稱為“江陰抗清三公”。後世傳紀對江陰的評價：“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為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閻、陳二典史乃於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此言甚當，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風披靡之時，閻應元以微末下吏憑藉江陰百姓的支持，面對強敵，臨危不懼，堅持了近三個月，擊殺清寇數萬人，重挫了清寇銳氣，鉗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動了各地的抗清鬥爭。在城破以後，仍拚死巷戰，“竟無一人降者”。

江陰人民浴血奮戰，人手不夠了，老人、孩子也出來了，就連監獄的囚犯、妓院的妓女、他放下所有個人小節，為了民族的尊嚴、民族的大義，他們沒有一個退縮的，沒有一個逃城的，血戰到最後。從閏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兩個多月期間，清軍屢攻不下，共喪亡三位王爺和十八員大將，而江陰城中糧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戰士們卻士氣越發的激昂，高唱著“江陰人打仗八十日，寧死不投降”的雄壯軍歌。清軍又調來西洋大炮轟城，八月二十日，江陰城被清軍攻破。滿清政府攻進江陰后，十分痛恨江陰人民的頑強抵抗，就下令屠城，“滿城殺盡，然後封刀”。而江陰全城的老百姓、就連妓女、罪犯都本著“咸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

閩中聞報，隆武帝泣曰：“吾家子孫遇江陰三尺童子，亦當加敬也！”城中屍骸枕藉，街巷池井皆滿，薰臭不可近。戰役中有一江陰無名女子，在殉節前題詩：“露胔白骨滿疆場，萬里孤臣未肯降，寄語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