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至庄

鄒至庄，博士，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經濟學會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主席，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名譽院長，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鄒至庄教授在經濟學的多個領域都有所建樹，20世紀60年代，他創建的“鄒測評模型”（CHOW TEST），提出的動態經濟分析方法和最優控制方法，蜚聲國際；而普林斯頓大學的計量經濟學研究計劃更是以鄒至庄命名，這些奠定了他在計量經濟學領域的泰斗地位。自20世紀80年代初，鄒教授開始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是最早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海外學者之一。為了衷心感謝鄒至庄教授對中國經濟轉型所作的特殊貢獻和對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關心和支持，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以他的名字命名，特別設立“鄒至庄最佳經濟學論文獎”。此外，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還以他的名義專設“鄒至庄研究生獎學金”，全額資助（包括全免學費與提供生活費）內地優秀傑出大學畢業生攻讀應用經濟學碩士課程。

鄒至庄教授1951－1955年先後在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隨後在MIT、Cornell、Columbia等多所名校任教，並擔任過IBM Thomas J. Watson研究中心經濟研究經理。他是美國哲學學會會員、康奈爾大學的學部委員、美國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學會的會員，並長期擔任《美國經濟評論》、《中國經濟評論》、《國際經濟評論》、《動態經濟學和控制雜誌》、《MOCTMOST》、《經濟學和統計學評論》副編輯或編輯。出版專著十餘部，發表論文160多篇。

鄒至庄是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最主要的貢獻是“鄒氏測試”（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數的先驅。1989年，美國的《教育經濟學報》(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全球經濟學家排行榜”，他名列第28位，是華裔經濟學家中排名最高的。1993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學俱樂部”評選的“29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他是唯一上榜的華裔學者，排名第8。

教育經歷

康乃爾大學學士（1951年）。

芝加哥大學碩士（1952年）和博士（1955年）。

教學及職業經歷：

1.麻省理工學院助教。

2. 康乃爾大學副教授。

3. IBMThomasJ.Watson研究中心研究員和經濟研究主任（1962年—1970年）。

4.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計量經濟學研究項目主任（1970年—1997年）（2001年，該項目為紀念他而更名為鄒至庄計量經濟研究項目，GregoryC.ChowEconometricResearchProgram）。

5. 現1913年級政治經濟學教授和經濟學名譽教授並擔任香港城市大學等知名院校的客座教授。

他長期為中國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高級官員提供諮詢。2001年5月，為了向他表示敬意，普林斯頓大學的“計量經濟研究項目”被命名為“鄒至庄計量經濟研究項目”。

1929年，鄒至庄出生在中國廣東省中山市。他的父親，Tin-Pong Chow，很多年前曾一直擔任廣州商會的主席。他的母親，Pauline Law Chow，曾經在英國留學。鄒至庄耳濡目染，受父母影響很深，從小就喜歡數學和經濟學。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他們全家被迫從廣州遷到香港。1942年香港淪陷后，全家人又搬到澳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們回到了故鄉廣州。1948年，在廣州嶺南大學學習一年後，鄒至庄開始了到國外留學的生涯。

20世紀50年代對於鄒至庄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期，他在經濟學重鎮芝加哥大學遇到了經濟學界的權威人士，被人們稱為是亞當·斯密之後最重要的自由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鄒至庄深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影響，比如經濟模型應該盡量簡單，作用大小主要看其是否能夠解釋數據。在弗里德曼的嚴格指導下，鄒至庄順利地完成了博士論文——《美國汽車要求：耐用消費品的研究》。

在芝加哥大學，他還從師於其他幾位傑出的人物，比如哲學家卡爾納普、亨德里克·霍撒克、佳林·庫普曼斯、William Kruskal、雅各布·馬薩克、薩維奇(L．J．Savage)和Allan Wallis。他還參加了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組織的社會科學領域的方法論研討會。研討會成員包括物理學家費米、弗里德曼、薩維奇、瓦利斯(Wallis)和加里·貝克爾。

1960年，鄒至庄發表了他的成名作——《檢驗兩條線性回歸方程式的係數是否相同》，正是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鄒氏檢驗”(Chow Test)，並由此在經濟學界聲名鵲起。可以說，“鄒氏檢驗”的創立開始於鄒至庄對美國汽車需求的研究，該檢驗是主要用計量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用回歸的方法對經濟中結構性的變化進行研究的一種統計檢驗，目的是找到經濟變動中不同變數的關係。現在，“鄒氏檢驗”已經成為計量經濟學中的重要工具。

經濟學年會上進行主題演講本·伯南克在出任美聯儲主席之前曾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主任，他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評價鄒至庄——“鄒至庄一直是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領域的一個重要人物”。

鄒至庄教授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計量經濟學，包括常用來檢驗參數穩定性的“鄒氏檢驗”、估算模式和標準同步隨機方程組；第二是動態經濟學，包括不確定條件下通過拉格朗日乘數法(動態規劃法的替代)來分析計量經濟模型和動態優化的譜方法和最優控制方法；第三是中國經濟，相關成果已分別發表在《中國經濟》(1985)、《了解中國經濟》(1994)、《中國的經濟變革》(2002)和《認識中國》(2004)幾本專著上。

2017年7月21日，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中國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在京宣布，決定將2017年中國經濟學獎授予：鄒至庄在計量經濟學領域所做出的貢獻。

鄒教授在計量經濟學方面是世界最權威的學者之一。他對計量經濟學和動態經濟學的貢獻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是耐用品的需求方面，主要著作是《美國汽車需求：耐用消費品的研究》(北荷蘭出版公司，阿姆斯持丹，1957)，第二是用於測試計量經濟關係暫時穩定性的“鄒氏檢驗”，主要著作是《計量經濟學》(1960)；第三是微觀動力學方面，主要著作是《技術變革和計算機需求》(見《美國經濟評論》，1967)：第四是宏觀動力學方面，主要著作是《在國民收入決定過程中的乘數、加速數和流動性偏好》(見《經濟和統計研究》，1967)；第五是新動態優化技術下的動態分析和經濟政策，主要著作包括《經濟動態分析和控制系統》(約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紐約，1975)、《計量分析的控制方法》(約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紐約，1981年)、《經濟學動態：拉格朗日的優化方法》(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Chow, G. C., 1957, 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in Consumer Durabl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Chow, G. C., 1975,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Dynamic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Chow, G. C., 1981, Econometric Analysis by Control Method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徠Chow, G. C., 1983, Econometr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Chow, G. C., 1985,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Chow, G. C., 1987, The Chinese Economy. (2nd E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Chow, G. C., 1994,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y.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Chow, G. C., 1997, 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w, G. C., 2002,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xford: Blackwell.

Chow, G. C., 2004, Knowing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鄒至庄教授是最早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海外學者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就把關注的目光聚焦於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多次回國向中國政府提出改革建議。他曾就中國經濟學教育向中國國家教委提出有關建議。他曾任中國原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資深顧問，受到包括中國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前任總理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的多次接見並為他們提供經濟政策諮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鄒至庄頻頻回國，平均每年都回來兩三次，輾轉各地考察情況，與政府官員、經濟學家、企業家，平民百姓交談討論，在金融、貿易、農村、西部開放、人力資本等問題上都有了深入的研究。鄒至庄對兩岸三地經濟都十分關心，他曾是台灣中研院院士，為台灣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提出政策建議。由於對台灣經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鄒至庄在海外被譽為“台灣經濟起飛設計師”之一。

他探討中國經濟改革的著作《中國經濟》(1985)已被譯成中文，並且在中國廣為傳播。2002年鄒至庄教授又出版了中國經濟研究的新著《中國經濟轉型》。當2004年《認識中國》出版以後，弗里德曼對該書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鄒至庄出生於中國內地，在西方追求學術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在書中把自己的經驗一一透露，談來繪聲繪色，又對中國的歷史、現況進行考察，對未來有所預測，本書極具權威可信，卻不失淺白。”

什麼是中國模式？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對經濟學研究有什麼獨特的價值？這是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關心的問題。鄒至庄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經濟，歸納了六個經濟學命題：其一，私人所有制並不一定產生管理效率；其二，市場刺激手段對於經濟迅速發展並不充分，市場體制和高質量的人力資本是經濟迅速發展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其三，政府的形式與經濟發展速度無關，如果存在前面所說的充分和必要條件，只要有充分的政治穩定，經濟均可能迅速發展；其四，不同的經濟體制均可以為市場經濟服務，對各種法律制度和所有制安排的研究，為習慣於觀察西方法律制度下私人企業運作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其五，政治上的可行性是經濟轉型中的一種重要因素；其六，中央計劃下的官僚主義經濟體制難以消除。

中國現代經濟學的播種人，鄒至庄對中國經濟及經濟學最大的貢獻，不僅是他自己的研究著述，更在於在改革開放以後把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首先帶入中國，並為中國經濟學界培養了很多人才。 20世紀80年代，鄒至庄教授任“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委員會”美方委員會主席，推動“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項目，促成了一批中國經濟學家接受西方經濟學培訓並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被譽為“中國現代經濟學的播種人”。為了幫助中國學生出國留學，鄒至庄熱心聯繫，牽線搭橋。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由他主持、聯繫，福特基金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辦了三屆“福特班”（鄒至庄在美國汽車業界影響力極大，著名的“鄒測評”即是對汽車產業的預測，該論文在美國實證經濟學方面是引用率最高的），每年有若干來自歐美的著名經濟學家和在西方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經濟學精英人物前來執教，“福特班”實際上成了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搖籃，為中國經濟學的教學發展、為推動中外經濟學學者之間的交流開闢了一條重要渠道。福特基金會還每年資助60名學生去美國留學，選拔考試由鄒至庄親自出卷，國家教委出面組織，命名為“鄒至庄經濟學留學計劃”，在全國重點高校中選拔佼佼者。如今已成為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周林，當年是第一屆的第一名，他說，那是美國學校了解中國學生的開端，為後來大批中國學生留美搭了橋。

經鄒教授之手招去的留學生，由於個人志趣原因，實際沒有一個人選鄒教授做導師的，但鄒教授完全不介意，熱心如初。鄒教授表面嚴厲，其實非常關心體貼人的。他的太太Paula女士也在普林斯頓大學任職，負責國際學生管理，她的性格則與鄒教授互補，非常隨和，對留學生體貼入微。鄒教授夫婦逢年過節總是把留學生請到家裡，談學習、談中國發展，任何時候跟鄒教授談中國經濟，他都非常歡迎。在生活上，Paula女士創造了一種方法，把外國學生與當地家庭聯繫起來，增進互相了解。他們做這些事都是沒有報酬的。

北卡羅來那大學蔡宗武為了感謝鄒至庄教授對中國經濟轉型所作的特殊貢獻和對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關心和支持，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以他的名字命名，特別設立“鄒至庄最佳經濟學論文獎”。此外，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還以他的名義專設“鄒至庄研究生獎學金”，全額資助（包括全免學費與提供生活費）內地優秀傑出大學畢業生攻讀應用經濟學碩士課程。鄒至庄愛才識才的風範，有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的事例為證。楊小凱經歷坎坷，在文革中因直言坐過10年牢，沒有上過大學卻寫出了高水準的教材《經濟控制理論》和《數理經濟學基礎》。1983年，鄒至庄在武漢講學，見到了楊小凱，驚喜於他的才華，很快為他聯繫到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楊小凱於2004年不幸因癌症逝世，他的遺孀吳小娟在回憶文章中寫到，當時由於楊小凱的政治背景，出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鄒至庄教授親自給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寫信，希望能夠給予幫助，此信後轉到武漢大學劉道玉校長辦公室。在劉校長的協助下，楊小凱帶著僅有的30美元，一個人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有幸師從國際貿易方面的頂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羅斯曼。在普林斯頓博士考試很難，鄒至庄常常打電話告訴楊小凱考試成績，給他鼓勵。

經鄒至庄如此“間接”培養的英才，有謝丹陽、陳松年、許小年等等。李稻葵1985年從清華大學本科畢業，不巧錯過了“鄒至庄經濟學留學計劃”的申請日期，就和另外幾個獲得留學資格的同學一起作為訪問學者，去了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那時候訪問學者年齡普遍偏大，被稱為“老訪”，20歲出頭的李稻葵就成了哈佛校園裡最年輕的“老訪”。

此外，鄒至庄鄉梓情深，他是促成中山大學恢復嶺南學院的兩個關鍵人物之一，擔任著嶺南學院的董事。他告訴學生，研究經濟，需要用複雜的方法就複雜，不需要就越簡單越好。

鄒至庄認為中國的改革逐步從經濟轉向政治經濟，在這個過程中教育和醫療衛生的改革將日益突出。他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國政府的改革方向，具體怎樣做，需各地方政府針對當地情況制定措施，尤其要注意城鄉差別。根據計量經濟模型作的分析，他指出中國的教育和醫療衛生改革所面臨的問題非常嚴峻。他的模型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醫療衛生需求增加了，總供給也增加了，但是由於人口增加，人均供給並沒有增加，出現了價格增長而供給量沒有增加的現象。他提出了建立健全醫療保險制度和增加投入的建議。他把推行經濟政策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則，第一，不問不答；第二，只追求可解決的問題，而不是盲目追求理想；第三，不浪費時間干有效的事；第四，照顧落實的解決方案；第五，接受慢變不全變。

醫療服務供應增加緩慢原因是：在中國，醫療保健提供是國家政府的責任，而中央政府將這份責任分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財力有限，他們大多喜歡將其有限的財力用於發展經濟，因而只提供剛好夠的醫護人員以確保履行了自己的責任。

解決醫療服務供應的問題，一個簡單的辦法是，允許和鼓勵民辦醫療機構和中西醫實踐的發展。中國早已容許和鼓勵民辦學校發展，民辦醫療機構不僅會增加醫療服務的供應量，並且會引入競爭，迫使公立衛生機構改善醫療服務品質。我想不出其他還有哪個國家的政府通過這樣的簡單倡議就能如此高效地改善經濟，給人民帶來福祉。

有一些人反對允許和鼓勵民營醫療機構發展。他們認為，首先，這表示政府會失去對醫療系統的控制。但情況並非如此，因為政府可以繼續規範私立醫院的行為，就像監管私營企業和私立學校一樣。第二，有人聲稱，醫療服務應和其他商品或服務區別對待，因為對於病人會想要什麼，醫生知道得更多（經濟學上被稱為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因此，可以讓病人花費比他們實際需要更多的費用。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能假設病人是完全無知的，因為他們可以諮詢朋友和其他醫生。而本文要強調的一點是，醫生這種剝削行為在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一樣多。第三，有些人認為這個政策是不可行的，因為中央和地方的醫療衛生官員可能有既得利益，會保護公共醫療機構，反對建立私立醫院。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央政府並不需要原則上肯定民營醫療機構是否可取或優於公立機構，只需要大開綠燈讓它們成長。如果私立醫院不如公立機構，病人就不會去私立醫院。

鄒至庄的建議是，中央政府大可不必干預地方政府的政策，只要確保建立民營醫療機構的權利成為一項國家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不願意鼓勵民營醫療機構，但他們應該會酌情執行這項政策，因為鼓勵民營醫療機構能為他們帶來經濟效益，減少財政負擔以及改善人民福祉。中央政府可以把引入民營醫療機構的問題留給地方政府去權衡，相信如果實驗成功，更多的地方政府將效仿。

1、對於中美兩國在經濟上的依存關係，他認為，有些美國人的腦袋裡仍然覺得“有敵人要面對”。其實，把中國視為戰略性夥伴，對於美國而言可能有好處，因為朋友較為樂意妥協。中國是否成為美國的夥伴，主要是取決於美國。“老美現在不可能離開‘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2、經濟學是一門通過假設和求證來研究社會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的科學，“雖然大多數人認為經濟學家不能做精確預測，”但是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通過正確的方法，“有些經濟問題是可以準確預測的。”

3、“我自己研究經濟學，這是一門西方的學問，加上長期住在普林斯頓，和外國人相處來往，所以我也是美國式的想法。但從1980年以後，我開始對中國感興趣，幾乎每年去中國大陸兩三次，我究竟是用中國人的立場或是外國人的立場來看中國，就很難講了。”

1、鄒至庄成功地利用其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經濟發展的了解，以及在現代計量經濟方法方面的專業知識，將之融合為對自從1980年以業中國經濟進步的評估，並且融於這個新世紀。他的著作提供了對一個在世界上具有戰略地位地區的權威性解釋。對於這個地區，外行人所知甚少，因而需要知之更多。

——勞倫斯·克萊茵，賓夕法尼亞大學

2、在《中國經濟轉型》一書中，鄒至庄展示了欺和為經濟學家20多年與中國經濟、眾多的政府官員和學者頗有意義的接觸的洞察力。他非常成功地把歷史信息和體制信息與大量系統分析經濟的事例相結合。本書的經濟分析以一種透徹明了的方式加以展開，使得這本著作適合於經濟學家與一般讀者。

——D·蓋爾·約翰遜，芝加哥大學

3、很少有經濟學家像鄒至庄那樣對中國所知甚多。這是一部淵博的著作。該著作的成就完全可以成為一種標準的著作參考。

——奧利維爾·巴朗查德，麻省理工學院

4、鄒至庄卓有成效地表明，現代經濟學這一強大無比的工具完全適用於中國，尤其是如果對中國頗具特點的歷史與獨特的體制仔細斟酌的話。我不僅向經濟學家與學生大力推薦此書，而且也向想要更多地了解這個國家經濟的人大力推薦此書。這個國家很可能成為本世紀的領導者之一。

——格得·貝克，芝加哥大學

5、鄒至庄的《中國經濟轉型》一書綜合了經濟理論與經驗證據，對當代中國經濟的方言面面進行了嚴格與全面的考察。我大力推薦此書作為這一主題的入門書。

——詹姆斯·J·海克曼，芝加哥大學

6、台灣在戰後能開出傲人經濟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它在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曾放寬外匯管制、採行出口擴張的經濟發展路線。在這背後，包含了蔣碩傑、顧應昌、劉大中、邢慕寰、費景漢、鄒至庄等幾位自由經濟學者的遠見和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