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學

20世紀初年，蘭克學派的治史主張開始受到各國史學家的批評，口述資料又重新受到史學界的重視。1938年，美國歷史學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歷史之路》一書，首次發出開展口述史學研究的呼籲。二戰以後，也就是1948年，尼文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口述史料學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彙編》倒1971年，已收集到2500種各界人士的談話記錄，達2425000頁之多。在尼文斯的帶動下，口述史學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整個西方發展起來。

總起來看，當代西方的口述史學和傳統的口述史學已有明顯不同：傳統史學只把口頭傳說當作一種輔助性的東西，而當代口述史學則把口述資料作為研究寫作歷史的主要依據；傳統史學記載口述資料主要靠一支筆和一張紙，當代口述史學記錄資料則廣泛應用了打字機、謄寫機、錄音機、電影、電視等現代化手段；傳統史學對口頭資料的搜集，是一種比較粗糙和簡單的活動，當代口述史學則已經有了專門的理論探討，比較著名的成果有美國歷史學家W．鮑姆的《口述史料的抄錄與編寫》、S．柯蒂斯的《口述歷史指南》P．湯普森的《往昔的回聲：口述史學》等等。另外，當代口述史學也逐漸有了自己的組織。1966年，美國口述史學的研究機構已超過90個，1967年，成立了美國口述史學協會，1971年出版了《口述歷史評論雜誌》；傳統史學的口述資料主要來自社會的上層，當代口述史學則把注意力集中在社會的下層。例如在美國，以往不受重視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口述史學得到較大發展，口述資料在社會史、地方史、企業史、勞工史、城市史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運用。從這一點上來看，口述史學的出現適應了當代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

口述史學在西方史學研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第一，口述資料可以作為文獻資料的補充。當代西方的口述史學家都強調指出，口述資料和文獻資料在歷史研究中各有利弊。文獻資料的優點是排除了心理因素，從時間上看，事件發生當時的文件和書信比後來記載下來的口述資料更可靠一些。但如果文獻資料遭到有意無意的曲解，任何人都毫無辦法，因為一些文獻當事人已經死亡，而口述資料的當事人卻是活的，歷史學家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立場對口述資料作必要的修正。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口述資料反而比文獻資料更加真實。

第二，口述史學恢復了普通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傳統史學所以忽視人民群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料不足，而口述史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另外，口述資料的應用還使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認識更加全面。過去的文獻資料大都來自統治階級，往往是一面之詞，而口述史學則揭示了被統治階級的看法。

第三，口述史學再現了落後國家的歷史，有助於打破歐洲中心論的傳統模式。比如非洲歷史上就幾乎沒有什麼文獻記載，在殖民者的歷史著作中，非洲史不是一片空白，就是遭到污衊和歪曲。非洲獨立以後，一些研究非洲歷史的學者到各個部族收集口述資料，取得了豐碩成果。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分析，最終恢復了非洲歷史的基本輪廓，肯定了非洲人民對世界歷史的巨大貢獻。

第四，口述史學還是一種動態的歷史教育方法，其通俗、生動、形象的特點容易引起教師和學生的興趣。美國許多大學和中學都把口述史學作為正式的歷史課程，有的大學還設置了口述史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

但是口述史學存在的問題也是很明顯的，比如口述資料往往帶有一定的片面性，採訪誰不採訪誰都是由口述史學家決定的。史學家的立場是否公正，材料來源是否可靠，這些都值得懷疑。口述資料有時可能脫離歷史實際，因為口頭傳說往往都是一代人一代人傳下來的，難免有些誤差。另外，口述史學只適用於缺少文獻資料的特定領域和細小的問題，對於研究比較龐雜的問題就不太適合。對於以統計為主的經濟史和以原始文件為主的政治制度史，口述史學也難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