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譜笙

楊譜笙(1879～949)名兆釜，祖籍浙江省湖州市菱潮鎮，世居湖州城內馬軍巷。是湖州旅滬公學的創始人兼校長，陳英士先生革命活動的積極支持者，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創始人，光復上海的領導人之一，是辛亥時期傑出的政治活動家，更是一位愛國革命志士。

幼年

楊譜笙幼年隨父楊宜園居已在上海從商二十多年的三兄楊信之家(原北浙江路821號，今浙江北路61號浙江北路第二小學)。其童年時，由父親宜園公親自課讀，後由其四兄楊誠之(名兆望，晚清時任外交官，出使比利時)繼續教讀，少年時參加童子試。成年後要在楊信之開辦的康泰絲棧中工作。后楊信之與楊譜笙逐漸成為湖州幫商團在滬的領導人物，在滬絲業界的“領袖人物”。

1903年，比其年齡大一歲的表侄陳英士(名其美)來到楊氏開辦的康泰絲棧作會計助理。陳英士是學徒出身，生活上有陋習。陳英士兄陳勤士怕影響楊氏生意，托請楊譜笙“就近督教之”。

革命歲月

當時的上海是國內學生愛國活動的中心，也是反清活動的中心。陳英士因表叔楊譜笙與楊信之讓他接送表姑楊兆良(后嫁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去由蔡元培為校長的上海愛國女校就讀，陳英土與蔡元培才得以結識。雙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共同表達了反清愛國的思想。后在該校結識了于右任、張靜江等志士。在陳英士積極鼓吹的革命思想影響下，楊譜笙的思想發生了積極的轉變，逐漸成為一個革命的積極擁護者。在楊譜笙的積極努力和各方的資助下，1906年陳英士東渡日本開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先進思想的洗禮，並在日本結識了孫中山、徐錫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同年加入同盟會。

隨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在國內的蓬勃興起，光復會及其外圍組織如同鄉學會等也在江浙一帶蓬勃開展活動。各種鼓吹革命輿論的報刊雜誌，新式學堂應時創辦。楊譜笙面對這一股強大的洪流毅然加入革命行列，於1906年與楊信之一起創辦了湖州旅滬公學，並親自主持校政工作，校址就設在他的住所旁信昌里。楊譜笙告知當時辦學的目的：表面雖是便利湖州旅滬同鄉子弟求學讀書，實則是傳播革命思想，宣傳同盟會宗旨，聯絡革命志士。隨即楊譜笙經人介紹加人了中國同盟會上海分會。

當時領導上海反清革命鬥爭的機關是同盟會上海分會，由蔡元培任分會會長。在上海的同盟會成員側重於宣傳鼓動，主要是聯絡學商界人土。 1906年春，因蔡元培準備赴德國留學，同盟會總部批示該分會與同盟會江蘇分會合併；又由於清官府串通帝國主義在上海“大索革命黨人”，因此在以後的三四年間，同盟會在上海的黨務活動幾乎完全停頓，直到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會務活動才漸有起色。

1908年，陳英士受同盟會總部的派遣中斷學業從日本回到上海。1908至1911年，陳英士一邊在湖州旅滬公學任教，一邊宣傳革命思想、秘密組織和聯絡革命志士。楊譜笙與陳英士兩人年齡相若，志氣相投。兩人經常到楊氏住宅較遠的西邊“毀人灘”(是葬窮人的地方)去商量革命大事(對外宣稱“捉蟋蟀”)。他們共同分析了同盟會在上海的情況和當時上海的形勢，以及革命黨人在長江一帶的革命活動情況，及如何繼續發動反清革命的鬥爭策略。在這三年中，楊譜笙積極協助陳英士的革命活動。

1911年春，陳英士、楊譜笙，應黃興、趙聲的邀請去香港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當他們趕到香港時，黃興率領的隊伍已失敗，隨即協助料理善後事宜，並以上海新聞界代表的身份親去廣州營救在戰鬥中被傷俘的戰友，保存了大量革命的力量。

自同盟會成立以來，以華南為重點的武裝活動屢遭失敗。為了將革命的重心轉移到長江流域一帶，陳英士、宋教仁、譚人鳳、楊譜笙都認為“革命地點宜居中”決定在上海建立據點，發動整個長江流域的反清鬥爭。他們四人在黃花崗戰役失敗后重回上海，決定建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商定建立以楊譜笙住所作為通訊據點，由楊譜笙負責聯絡南洋華僑捐款(均通過楊信之三子楊奎侯經營的荷蘭史達銀行匯人)、革命志士和各地分會，最終組織革命武裝力量。為了避免他人多疑和不惹人注意，同時也為以後攻打上海製造局、光復上海，便於運輸槍械。楊譜笙決定獻出由他創辦的湖州旅滬公學作為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會址。事後證明楊譜笙的這一舉動是非常正確的，其貢獻是巨大的。

經過陳英士、宋教仁、譚人風、楊譜笙等人的共同努力，會同11省區的同盟會會長，於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湖州旅滬的公學正式宣告同盟會中部總會正式成立。楊譜笙負責參與制定了宣言、章程和決議。聲稱以“推翻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宗旨。表示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部。”指出以往軍事行動失敗的原因在於“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對同盟會過去活動面狹窄也提出批評。確定今後軍事行動方針是：“舉義必由總部召集各分會決議，不得懷抱野心輕於發難。”針對同盟會的弊病，提出：“機關製取合議，救偏僻，防專制。”，須經評議後方可執行。同盟會中部總會還設立總部機關總幹事5人，會議選舉陳英士管庶務、宋教仁掌文事、譚人鳳掌交通、楊譜笙任會計、潘祖彝主財物、總理虛位以待賢。會後按照會議的要求宋與譚兩人主要往來於國內外進行革命團體的聯絡和指導工作；潘當時在公務機關工作，不參與中部總會的日常事務；陳英士雖分管庶務，抓總的，但經常在外活動，又常遭監視，因此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日常事務，也就落到了楊譜笙的肩上：處理各種繁瑣的日常事務。晚上還同陳英士商量革命大事，楊譜笙獻計獻策、夜以繼日、不辭辛勞。

同盟會中部總會是在同盟會本部領導反清鬥爭屢遭失敗，呈現出癱瘓無力的情況下成立的，因此它的成立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它不僅把同盟會的領導中心轉移到國內，而且制定了以長江流域作為重點，較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出路問題，推動了革命進一步的發展。

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策動下，實現了湖北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聯合，於1911年10月10日晚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武昌起義后取得革命的初步勝利。但由於兵力懸殊和帝國主義的干涉，武漢形勢突變，宋教仁於10月31日和11月2日先後兩次從武漢致函陳英士和楊譜笙等人“戰爭吃緊、極望各處響應”，並求上海力謀購買槍彈運往武漢。坐鎮上海同盟會中部總會的陳英士、楊譜笙等人得到危急的信息(在武昌起義后，漢口和漢陽失守，武昌局勢危急期間，武昌方面與上海中部總會的聯繫都是由楊譜笙通過電訊聯絡的)后，審時度勢、衡量全局。為解救武昌，採取了系列措施，認為“武漢岌岌可危，不能坐視不救，且上海設有製造局貯存有大量軍火，倘能佔領到手，以所貯軍火資助東南各省舉事必定可以搶回武漢的頹勢。”1911年陰曆九月十三日(公元11月3日)，陳英士、楊譜笙等革命黨人發動攻打上海製造局戰役。陳英士心中焦急，不聽大家勸阻，獨自一人進位造局，與其交涉，后被拘禁於局內。楊譜笙為營救陳英士到處奔波，召開多次會議，並聯絡青幫、潘月樵等藝人們和武術人士。於次日再次攻打製造局。楊譜笙親自策劃並親臨陣地參與戰鬥，無所畏懼。當楊譜笙、潘月樵等大隊人馬攻入製造局時，陳英士被綁於長凳上，楊譜笙親自為陳英士解縛，得救脫險。上海光復后，隨即成立上海滬軍都督府，陳英士被推舉為滬軍都督府都督，楊譜笙被任命為參謀兼軍需科長。

上海的光復，這在辛亥革命的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武漢為華中之心臟，而上海又是長江之咽喉，為攻克南京等地奠定了基礎。上海光復不久，陳英士、楊譜笙等人收到黃興退守漢陽的急電：“極盼寧皖響應”。於是，楊譜笙與陳英士一起組織參與發動江浙皖各省的光復活動。在組織攻打南京時，由楊譜笙負責聯繫和兼管軍需，籌措補充聯繫部隊軍需物質，最後南京光復成功。

楊譜笙的一系列革命活動，為同盟會革命活動的順利轉移和成功的展開；為武昌起義的勝利、上海的光復及蘇浙皖各省的光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保衛了整個武昌起義的成果。

上海光復后，中國同盟會總部從東京遷到上海。上海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各項革命工作都移交於中國同盟會總部，從此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被中國同盟會總部所取代。楊譜笙保存了大量有關同盟會中部總會的珍貴史料，后移交給國家。

與陳英士的深厚友情

在以後的歲月里，楊譜笙仍然積極追隨陳英士參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動和反袁鬥爭。1917年陳英士被袁世凱殺害。楊譜笙悲痛欲絕，為陳英士寫下了這樣的輓聯：

以戚而附同人，廿年公誼私交相往返，知君最早；

本犧牲豈雲無妄，一生百折不撓之氣概，舉世無多。

表達了兩人之間的深厚友情和陳英士的高尚精神。這些事後，楊譜笙開始奉母息影吳門，逐漸淡出革命活動。當時他還參加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

晚年歲月

1931年至1932年8月，楊譜笙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秘書長，幫于右任院長創建監察制度。 1933年2月任監察院監察委員，後任中國國民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等職。

抗日戰爭爆發后，楊譜笙因病留滬。他熱愛祖國，一再反對日寇侵略，宣揚抗戰必勝信念，鼓勵青年效命救國。他極力反對汪精衛對日言和，斥汪偽漢奸賣國賊。1943年春，汪精衛派褚民誼(汪偽政權行政院副院長，湖州南潯人)利用同鄉的關係兩次赴楊譜笙處，以高薪相聘，求其出任汪偽政權偽職，他不為敵偽所誘，嚴詞拒絕。后又反對蔣介石政權的貪污獨裁。宋慶齡曾寫信予他以慰問和高度評價。

1949年4月17日，楊譜笙因患腦溢血，逝世於上海，享年7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