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韻士

祁韻士（1753～1815），山西壽陽縣平舒村人。字鶴皋，又字諧庭，以所居山房名稱別號筠祿，晚年欲卜居村東北的方山，因買山無資，竟成話柄，又號訪山。生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死於嘉慶二十年(1815年)，享年65歲。他出生時，當時四十九歲的父親祈文汪為鳳台縣訓導，家中還有三個母親和三兄一姐。他五歲可以識字，記絕句，六歲到書塾讀書。十歲可以作詩，十一歲可以寫作文。十三歲，父親調任長治縣教諭，全家隨往。“長治為潞州大學，閣書籍自《十三經註疏》以及二十二史各種悉備。余兄弟日肆，而余性尤喜談史事，朝撮尋究，日也不綴，即古人爵里姓字必為疏記，小冊累累，性之所好，疏不厭也。”十七歲參加縣試考取第一名。次年參加院試后，補附生。本想到省城考取舉人，但是因為父親去世，扶柩返回故里

為了家庭生計，他和兄長們一起教學，弟子是李鑾宣，李鑾宣後來考取進士，在雲南按察使上任后以耽延積壓案件，被發到烏魯木齊效力贖罪。不足三年，又被赦回病逝，在此期間他還遭到母親和兄長病亡的沉重打擊。

乾隆二十四年（1777年）祁韻士被選拔為貢生，貢生就是科舉制度中地方儒學生員升入國子監學習的身份，意思是以人才貢獻給皇帝。是年秋參加鄉試中舉。考官之一就是翰林院編修褚延璋，曾參加編撰《西域同文志》，全書二十四卷，已貫通西域諸少數民族之語文為主旨。分地、山、水、人四綱，此間他還寫了著名的《西域詩》八首，吟詠烏魯木齊、伊犁、雅爾、阿爾蘇、和闐，座師學術成就，使青年的祈韻士非常的羨慕。

乾隆四十三年，祁韻士赴京會試，中第三十九名後殿試。最後，殿試第二甲第四十七名，賜進士出身。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對於一般的進士說，是從此走上了仕途之路，而祁韻士走上了對西域史學研究之路。祁韻士一生，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建樹，但其致力於學術研究，卻獲得了卓著的成績。

祁韻士進行學術研究的第一步是學習滿文。他的滿文師傅，先是禮部滿尚書德保，繼為武英殿大學士阿桂等人。經過兩年的學習，他“列二等第一名，引見授編修”。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祁韻士又受命擔任國史館纂修官。他接任后，即通核立傳體制，是內外蒙古加上衛拉特蒙古二百餘旗以及西藏、新疆維吾爾王公表，均應立傳。對時年三十二歲的祁韻士來說。確非易事。他制吏於疆域、山川、形勝、古人爵里、姓氏都很透徹，加上在翰林院刻苦學習和虛心求教，很快達到熟練閱讀和翻譯滿文的水平。他從滿文檔案入手，在滿落灰塵的故紙中悉心翻閱檢索，日積月累的理出方緒。按部落立傳，對照地圖，再以理藩院所存在的各部落的世譜核准訂正。為詳述蒙古各部歷史與現狀，又撰寫出了《皇朝藩部要略》二十二卷，祁韻士編撰少數民族史地有開創之功，他的著作在後來的《清史稿》中的藩部編撰起了重要的作用。

祁韻士在聽到聖旨一天後就踏上了戍途，歷時一百七十天到達伊犁惠遠城，將路途中“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迹、人物風俗及塞外煙墩沙磧，一切可異可怖之狀，無不周覽遍歷，繫於心目；每憩息旅舍，隨手疏記，投行篋中，時日既久，積累遂多……。”記入了《萬里行程記》同時將他在流放詩命名為《濛池行稿》。這部行記和詩稿雖非專門研究著作，卻展示了祁韻士的精神風貌、治學態度及方法，可以說他正是從此開始獻身於西北史地研究。

祁韻士遣戍伊犁期間，當時擔任新疆最高軍政長官的是伊犁將軍松筠。這位蒙占族的封疆大吏，任職期內較為重視邊疆的文化事業、積極支持邊疆史志的編纂。他欣賞祁韻士的學識與才華，也同情其遭遇，祁韻士因而被“派充印房章京”。這實際是—種照顧性安排。因“總統將軍公署以印房為機速之所”，而“發往伊犁等處之人，彼處往往將此輩令於印房行走數年，該大臣輒行邀輿，稱其出力，代為奏請，僥倖者甚多。”在松筠的保護和支持下，祁韻士於幾年的遣戍生活中，得以專心於西域史地，編定出《西陲總統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釋地》等幾部有關著作，奠定了其西域輿地研究的基礎。

祁韻士可謂“三十而立”之人，29歲考中進士不久，便為翰林院編修，32歲時任國史館纂修官，編纂《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一書，歷時八年。這是一部享譽國內外，很有價值的民族歷史著作。嘉慶年間，他因揭露和鞭撻了官場的貪污舞弊之風面成為和珅為首的官僚們的眼中釘，后因寶泉局的虧銅案被陷入獄，發配伊犁。

從生命的高峰一下滑落到谷底，這對祁韻士來說，自然是一次重大的失落。可他失落的只是一頂烏紗帽和由此而來的榮華富貴。他的學識，他的才華，不僅沒有失落，反而因此而得到升華。這自然跟祁韻士對待失落的達觀態度有關。

他在《萬里行程記》篇首云：“西戌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師啟行，閱時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時經一百七十餘日，路經一萬七百餘里，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迹、人物風俗及塞外煙墩沙磺，一切可異可怖之狀。無不周覽遍歷，繫於心目。每憩息旅舍，隨手疏記，投行篋中，時日既久，積累遂多，亦自不置記憶矣。抵戌后，暇日無事，或愁風苦雨，獨坐無聊，偶揀零縑碎片，集而省閱，以寄情懷；略加編輾，遂爾成篇。”字裡行間，哪有一點發配之人的愁緒傷感，全然是一個專家學者的勤奮與刻苦。

他在謫居惠遠期間，幸遇愛才喜才的蒙古族伊犁將軍松筠，給了他一個寬鬆安寧的寫作與治學環境，使他能夠考察、尋訪、閱遍有關史地資料，親歷伊犁山山水水，身感異鄉民情風俗，從而編寫出一系列有關西北史地的著作，其中《伊犁總統事略》、《西域釋地》、《萬里行程記》均在史地學界享有盛譽。他也因此而成為西北史地學的奠基人。

他不僅著述，而且育人。在惠遠期間，他將自己用心血積累起來的知識點燃了不少年輕人，其中也包括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青年的心靈，使他們由蒙昧而醒悟，由愚鈍而聰慧。回到內地后，他在蘭州的蘭山書院和保定的蓮池書院繼續為培養年輕人而嘔心瀝血，可謂我國史地學界的一代宗師。

他治學嚴謹，主張“信今而證古”，不作“無益之書”。他著西北史地之書，是為了表現“山川城堡的雄闊，風土物產之瑰奇”(《蒙池行稿》自序)，從而激發人們對祖國西北邊疆的熱愛之情。

請看《萬里行程記》中，他對果子溝的記述，真可謂有景有情，情景交融。那體察人微的觀察和入木三分的描繪，完全把讀者帶進子仙境。他寫樹：“想見林木蔚然，起疊嶂間，山半泉涌，細草如針，心甚異之。前行翹首，則滿谷雲樹森森，不可指數，引人入勝。”“已而峰迴路轉。愈入愈奇木既挺秀，具干霄蔽日之勢；草亦蓊鬱，有蒼藤翠蘚之奇。”有動有靜，有氣勢，有美感。

他寫水：“流十餘里，與東澗中大水合流，澎湃砰訇，出入危石峻磴間，沿岸雜樹叢枝，覆水不見，但聞其聲。”有聲有色，有感情，有力度。

他抒懷：“何期萬里岩疆，乃有一段仙境，奇絕、快絕。”

記果子溝文字何其多也，然可與此相比之作並不多。更讓入佩服的是出自一個“罪人”之手。那心境，那胸懷，那目光，那筆調能讓你覺得他剛遭到一次重大的挫折嗎？他憑著他的什麼超越了失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