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安之亂

奢崇明系四川永寧宣撫使、安邦彥系貴州宣慰司同知。奢、安均系四川、貴州大土司。

萬曆十四年（1586年）奢崇明襲職四川土司永寧（治所在今四川省敘永西南、轄境相當今敘永、筠連、古藺等縣地）宣撫使，與其子奢寅久有反明割據之心。

到了明後期社會矛盾尖銳，戰事頻起，至明熹宗初年不僅后金大兵壓境，遼東事緊，且有西南農民起義和土司反叛活動愈演愈烈，在西南地區統治者與當地各族之間的矛盾也十分尖銳。奢安之亂爆發前，當時貴州提學道劉錫玄曾言：雲貴當地百姓遭受貪官污吏的盤剝，生活苦不堪言，然而當地土司也壓榨百姓，百姓無一不憤怒。足見當時不僅夷民受到漢族官員的剝削，甚至土司也備受流官“脧削”。

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彥趁機發動的反明戰爭。

參見：明平奢崇明叛亂之戰

天啟元年（1621年），自請調馬、步兵2萬援遼，派遣其婿樊龍、部黨張彤等領兵至重慶。九月十七日，奢崇明起兵殺死巡撫徐可求等軍政官員20餘人，發動叛亂，佔據重慶，攻合江，破瀘州，陷遵義（今屬貴州省），建國號“大梁”，設丞相、五府等官。爾後，奢崇明、奢寅率軍數萬分道向成都進發，先後攻陷富順、內江、資陽、簡州（今四川簡陽）、新都、龍泉（今四川成都市東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圍成都。時成都守兵只有2000人，布政使朱燮元急調石柱宣慰司（治所在今四川石柱縣）、龍安府（治所在今四川省平武縣）等地官軍入援，同巡按御史薛溥政等分門固守。明廷升朱燮元為四川巡撫，調派楊愈茂為四川總兵官，入川平叛。石柱宣慰使秦良玉（女）遣弟民屏，侄翼明等率士卒4000人進駐南坪關（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慶叛軍歸路，又分兵守忠州（今四川省忠縣）。秦良玉自統精兵6000沿江西上。貴州巡撫李標派總兵張彥芳、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等援救四川。從十月至十二月，大小百餘戰，消滅叛軍1萬餘，先後收復遵義、綏陽、湄潭、桐梓、烏江（今均屬貴州省）等地。叛軍方面，奢寅在成都造雲梯和旱船（呂公車），日夜攻城。秦良玉等各路援軍到達成都以後，與登萊副使楊述程、安錦副使劉芬謙大敗叛軍於牛頭鎮，收復新都。

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叛軍將領羅乾象為內應，又遣部將設伏詐降，誘崇明至城下，再敗其軍，羅乾象投降，成都解圍。官軍乘勝追擊，先後收復資陽、內江、簡州、瀘州等40餘州縣，奢崇明父子退往永寧。五月二十三日，諸軍進逼重慶，秦良玉率秦民屏奪取二郎關，總兵杜文煥破佛圖關。川東兵備副使徐如珂亦擊退奢寅所遣周鼎援軍數萬，殲敵萬餘。二十八日，收復重慶，殺死樊龍和張彤。此後，雙方屢戰於建武（今四川省大壩西、興文南）、長寧（今四川省珙縣東）、珙縣、宜賓、遵義一帶，互有勝負。

天啟三年（1623年）春，朱燮元吸取了“我以分，賊以合”因而未能徹底平叛的教訓，決定集中兵力，直搗永寧。設疑兵於納溪，佯為進攻，而暗中集中主力於長寧，進兵永寧，官軍與石柱士兵連戰皆捷。四月，克永寧。五月，克藺州(今四川省古藺)。崇明父子率余部敗退水西龍場（位於四川省敘永縣東南，今屬貴州省），聯合貴州安邦彥，分兵犯永寧、遵義，被川軍擊退（參見永、藺、尊之戰）。四川總兵官李維新、監軍副使李仙品、僉事監軍劉可訓等，統率各將，分5路進兵龍場，擒獲奢崇明妻安氏、弟奢崇輝及叛軍大學士、經略、丞相、總督等文官武將多人，斬首1000餘人（一說萬餘人），奢崇明父子俱受傷而逃，平叛戰爭宣告結束。明廷令廢水寧宣撫司，設道府治理其地。

此役，共擊斃叛軍2.79萬餘人，俘獲1.26萬餘人，招降頭目134名。官軍陣亡2688人，傷者194人。其後，崇明父子長期客居水西，依附於安邦彥。天啟六年（1626年），奢寅被部下殺死。崇禎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在“永寧之戰”中兵敗被殺。

崇禎十年（1637年），水西酋長安位死，朱燮元建議“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至此，“西南遂底定焉”。

叛亂中，貴陽被圍半年，兵民相食，據傳逃入貴陽城內四十萬，最後吃到還剩2萬多人，總兵張彥芳公開組織殺人，人肉四斤值銀一兩。

叛亂的首腦水西安氏家族從蜀漢建興元年（223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世長水西，共1474年。在水西根基深。歷史悠長，四方聯姻，兵力最強，地域最大。以往西南平叛，明朝無不依靠水西。就早奢安之亂20多年的播州宣撫使楊應龍之亂來說，沒有安氏，光憑庸碌的黔兵，貴陽早就陷落了。

天啟年間貴州、四川的奢安之亂，給雲南的沙普之亂膨脹提供了機會，明政府的“以夷治夷”政策，卻導致了“以盜治盜”的惡果。因此，“奢安之亂”和“沙普之亂”，二者有著直接的聯繫。

“奢安之亂”和後來的“沙普之亂”規模巨大、持續時間長，不僅震撼了當時的西南各省，牽制了蜀、楚、黔、滇諸省的軍事、經濟力量，削弱了明王朝對后金的防禦能力，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減緩明朝廷對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的壓力，使明朝廷處於三線作戰腹背受敵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明王朝的統治基礎，加速了明王朝封建統治的覆亡。因此，這兩次土司叛亂對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會影響較為深遠，甚至也直接影響到了西南歷史發展的進程。由於這兩次土司叛亂都是以彝族土司為主力，時間上有所聯繫，事件上彼此相因，所以有必要對兩次土司叛亂的相似之處進行比較，以期能揭示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會複雜背景中的一個切面，也對明亡清興歷史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