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與

王白與（1902－1949），四川蓬安柳灘鄉人，畢業於北京陸軍測量大學，曾任《新蜀報》總編輯、總經理，《華西日報》社長，劉湘21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四川省政府編譯室主任兼川康綏靖公署軍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還曾擔任多所私立大學教授和中學校長。學貫中西，擅長書畫，著有《雙梧桐詩集》、《力齋詩詞集》，寫過一首自由體詩《四川老百姓起來了》。 1948年加入民革，任民革川康負責人，做上層統戰工作。1949年8月被捕，11月27日就義於重慶大屠殺。臨刑時，昂首挺胸，邊笑邊說：“痛快、

痛快”慷慨成仁。他跟吳玉章、張瀾、郭沫若、范紹增等各界人物都有聯繫，主要活躍在文教新聞界，從事對軍界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主要負責策反楊傑將軍（楊1949年底在香港被軍統暗殺）。1949年8月初與楊傑約定共商起義大計，不料8月20日從南岸老君洞下山過河時被捕入獄關進白公館監獄，腳鐐手銬，經10次嚴刑拷打，均慷慨直言，未曾累及任何同志。

王白與又名本霖，1902年10月15日出生在四川蓬安縣的一個書香門第。他的長輩有舊學根底，多科舉中榜者，清末主張變法維新，參加維新派，起過進步作用。父親與南充張瀾（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為故交。母親為蓬安望族名媛。白與不幸早年喪父，家道中落。幼時即隨母移居蓬安。他天賦聰穎，奮發自勵，打下良好的漢語和古典文學基礎。1921年於南充聯合中學畢業后，隨伯父王靜生赴北京求學。時值北洋軍閥當政，外患頻仍，內亂不已，國勢日蹙，民不聊生。他聽說中國軍事地圖還不如日寇在我國竊繪的詳盡，覺得是奇恥大辱，立志挽回中華民族的尊嚴，考入北京陸軍測量學堂。他求學期間，常到北京圖書館博覽群書，發憤苦讀。知識日益淵博，且獨具見識，常為北京報章特別是《晨報》撰寫政治評論和文學作品，才華橫溢，頗受讀者歡迎。在北京的四川名流蒲殿俊（廣安人，進士，近代立憲派，四川保路同志會會長，后參與組織民主黨、進步黨，創辦和主持《晨報》)，與其伯父靜生為同榜進士，嘉其才華，以獨女蒲耀琮許之為妻。

他跟吳玉章、張瀾、郭沫若、范紹增等各界人物都有聯繫，主要活躍在文教新聞界，從事對軍界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主要負責策反楊傑將軍（楊1949年底在香港被軍統暗殺）。1949年8月初與楊傑約定共商起義大計，不料8月20日從南岸老君洞下山過河時被捕入獄關進白公館監獄，腳鐐手銬，經10次嚴刑拷打，均慷慨直言，未曾累及任何同志。

王白與在測量學堂畢業后，1927年回到重慶。時割據重慶的四川軍閥劉湘於投蔣反共之後，捕殺進步學者，深感文案乏人，慕王白與之名，乃接受張瀾、蒲殿俊等名流推薦，任命王白與兼21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四川省政府成立后，劉湘主持川政，任命王白與擔任四川省政府編譯室主任兼川康綏靖公署軍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王白與參與機密，劉的重要文電講話稿，多出自他的手筆，直到1938年，計十年之久。他的政治觀點，隨時局發展而變化，先是擁護劉湘鞏固川政，繼而推動劉湘防蔣併兼和逼蔣抗日。他的見解，深得劉湘賞識。

1935年，蔣介石利用四川軍閥的反共立場，將其嫡系勢力大量滲入四川。一面追剿紅軍，一面直接控制四川，想一箭雙鵰。除調蔣軍入川，還派別動隊、憲兵團，又親往坐鎮，辦“中央軍官訓練團”於峨眉山，目的在於收買和分化四川軍政人員，特別針對實力最大的劉湘。1935年，劉湘識破了蔣介石的陰謀，開始轉變反共立場，暗地接受馮玉祥的使者郭秉毅(河北人，北大學生，中共黨員)、汪導余(安徽南陵人，進步人士）、李蔭楓(察哈爾人，進步人士)等人的建議，聯合抗日，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劉湘這一符合民族利益的轉變，得到中共和進步人士及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王白與是一個積極推動者，他和高興亞、郭秉毅、汪導余、李蔭楓一起幫助劉湘在成都舉辦“川康綏靖公署軍官研究班”並擔任該班政治部主任。王白與在講堂上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在學員中引起了極大反響，他們一致擁

護停止內戰，槍口對外。地方實力派採取防蔣、逼蔣抗日的立場，對全國局勢發生了良好影響。1936年，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而蔣介石變本加厲地推行對日妥協、對內反共和剪除異己的政策，激起了人民和地方實力派的不滿。馮玉祥在中共影響下，倡導反蔣聯共抗日，全國各地區軍事首腦，如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四川的劉湘劉文輝、雲南的龍雲、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廣東的陳濟棠等，都先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西安事變發生，劉湘率先發出聲援張學良、楊虎城的通電。抗戰爆發，他又親率數十萬四川健兒開往京滬和其他抗日前線。這是劉湘的歷史業績，也是王白與對民族和人民的一大貢獻。劉湘死後，四川軍人先後被蔣介石在峨眉山加以分化，被康澤拉入“復興社”的王纘緒被蔣介石委為四川省主席。王白與鄙其為人，不願與之合作，乃斷然離開政界。王白與和劉湘觀點契合，情誼也深。1938年，劉湘病故於武漢萬國醫院，他親赴武漢弔唁。但他始終保持著學士氣派，以清高自勵，對官場濁氣極表厭惡，在劉湘左右雖有幾個有識之士，更多的是蠅營狗苟之輩。王白與門前自然也少不了說情送禮、請求牽線搭橋者。應付這些人是他最苦惱的事情。每當會著老朋友，他便要痛痛快快發泄一番，把那些厚臉皮罵個夠。有人稱道他：“舍專員、縣長而不為。出污泥而不染。”

王白與為人直率，富於正義感，不願沉淪於官場，而汲汲於新聞事業的建樹。1929年，他受聘於重慶《新蜀報》任總編輯，辛勤耕耘。他為什麼愛辦報？因他覺得在報紙上著文論事，比寫官方文章自由。更主要的是他自有一套辦報主張。這集中地表達在1934年他為《新蜀報》創刊四千號所寫的《紀念詞》：“凡有關民族興替、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莫不站在時代之前列，大聲疾呼，至若武夫之專橫獨裁，黨政之明爭暗鬥，政客之縱橫捭闔，官吏之暴取橫征，土劣之為虎作倀，凡此諸班怪狀，足礙社會之進展者，即以純客觀態度，盡量指陳，不懼威脅，不受利誘，不避斧鉞，痛加針砭。”王白與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王白與對新聞從業人員的個人品德，要求甚嚴。1929年在重慶新聞界，有的人仗勢軍閥、政客作後台作威作福。他鄙視、憎恨這些角色，常常疾顏厲色地加以指斥。對志趣相投的同業，則與其娓娓細談，互相切磋。當朋友們因一時經濟困難向他告貸，他都儘力相幫。為使報界同仁進步，王白與在重慶創辦新聞學研究所，吸收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熱心於新聞事業的青年記者進修。參加進修的有《新蜀報》記者吳宜之、王俊(共產黨員)。王白與還和他們建立了較好私人友誼。後來，二人因參加學運、工運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慘遭殺害。王白與雖儘力營救，但未獲成功。1934年，王白與在成都創辦《華西日報》，擔任社長。他延攬了進步青年何洛等參加編輯工作，刊載新文藝作品，灌輸進步的意識，很受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歡迎，把該報辦得頗有生氣，吸引了大批愛好文藝青年參加新文藝活動。《華西日報》副刊在當時成都首屈一指。王白與辦報，不像一般官僚只掛個空名，而是不辭辛勞自己動手編稿撰文。那時王白與在四川省軍政機關任職，工作極忙。白天在辦公室綜核文稿或在研究班給學員上課。深夜才到報館，經常是通宵達旦地看稿、寫稿。照說身體是受不了的，但他沒有生病，也不感到勞累，始終堅守崗位，認真工作，從不敷衍，故同事們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鐵牛”。

王白與在政治上講操守，生活上也極嚴肅。儘管他收入較豐，自奉卻極微薄，生活簡樸，很少出外應酬，更不打牌喝酒。有一段時間，每天上下班往返城內外，都是步行。有朋友到他家去，只見滿屋堆著書籍，沒有一樣華美的傢俱，但對於買書，尤其是漢魏碑刻、晉唐法帖，從不惜錢。他以天下為己任，關心時局，精心研究。他和朋友在一起，多半是暢談時事。1939年，抗戰方殷，國土日蹙。王白與和愛國青年李青源及金陵大學學生，決心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他以純報人身份主持《華西日報》，撰社論，評時政，不久因受官方刁難，被迫離去。生活陷於窘困，不得不到原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川康銅業管理處工作。終以志趣不合，又復離職。

1944年，在杜桴生(《新華日報》成都辦事處負責人)暗中支持下，並得到川康個別軍人的贊助，王白與和杜重石、李揚波、蔡夢慰(詩人新聞記者、1949年殉難於重慶軍統集中營渣滓洞監獄)等創辦《大義周刊》，常撰稿反對蔣介石獨裁暴政，間或刊載一些介紹蘇聯經濟建設和解放區人民開荒抗日等情況報道。國民黨當局竟迫令其停刊。這時王白與處境十分困難，重返重慶《新蜀報》就任總經理。王白與任《新蜀報》總經理時，抗日戰爭接近勝利，雖然主管的是行政，但在觸及政府施政弊端的問題上，他也執筆著論加以抨擊。1945年何魯、胡文瀾等倡議組織“四川糧民借谷索債請願團”，要求政府償還戰時的借糧。王白與著論支持，痛擊政府的田賦政策，指出：抗戰既已勝利，政府理應償還借糧。同年，又因法幣不斷貶值，物價飛漲，中央銀行利用向美國借來五億美元黃金作幌子，舉辦以法幣摺合黃金儲蓄存款，吸收遊資。而存款到期時，財政部則強令存款人扣減四成作捐獻。王白與不懼權勢，撰文力斥政府背信，還引孔子的“人無信不立”嚴厲警告，伸張正義。這兩件事，都擊中蔣介石的痛處，他和蔣政權的矛盾，愈益尖銳了。為了和蔣介石政府抗衡，王白與參加了“中國農民自由黨”。他以為，只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從事生產，國民經濟就能順利發展，國家就能獲得真正獨立富強。殊不知國民黨政府，根本不允許任何政黨的存在。“農民自由黨”成了空中樓閣。王白與也被迫離開重慶。經過嚴酷現實教育，王白與和他的朋友們先後走上了堅決接受中共領導以推翻蔣介石政權的道路。

1946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公開撕毀《雙十協定》，全面發動內戰，王白與反蔣言論更趨激烈，反動當局對他益發不能容忍。重慶不能立腳了，他隻身一人乘船東下至上海，原擬辦《新蜀報》(滬版)進行反蔣宣傳工作，但以諸多原因，這一設想也未能實現。王白與在上海，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略反攻已取得偉大勝利，蔣介石已處於國統區人民運動的包圍之中，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派已從個別反蔣，走上了聯合行動的新階段。心憂時局的王白與，終於找到了現實的有效愛國途徑。在上海的郭春濤、楊嘯天(楊虎)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志聯誼會”，王白與、王寄一、龐佑玙、何培榮、李劍華等老友一道參加該會。他還擔任秘書組長，並為該會草擬了政治綱領，最主要之點是：推翻蔣介石獨裁賣國政府，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新中國，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的政策。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濤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志聯誼會”相應更名為上海地下民革。

王白與在上海，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略反攻已取得偉大勝利，蔣介石已處於國統區人民運動的包圍之中，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派已從個別反蔣，走上了聯合行動的新階段。心憂時局的王白與，終於找到了現實的有效愛國途徑。在上海的郭春濤、楊嘯天(楊虎)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志聯誼會”，王白與、王寄一、龐佑玙、何培榮、李劍華等老友一道參加該會。他還擔任秘書組長，並為該會草擬了政治綱領，最主要之點是：推翻蔣介石獨裁賣國政府，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新中國，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的政策。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濤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志聯誼會”相應更名為上海地下民革。民聯西南執行部負責人楊傑由昆明來渝，通過黎又霖、楊永思等，在周均時家和王白與、何魯、王國源開了一個秘密會。楊傑分析了時局形勢，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軍進軍西南，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王白與力主加強建軍、策反同時並進，大家無異議。同時，何魯、楊永思向大家介紹民革川東分會成立、活動情況。王白與被推選為負責人之一。會上還提出執行王白與的建軍主張，決定張鎮宇以涪陵新廟鎮為基地，組建“川東縱隊”。涪陵解放時，“川東縱隊”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的工作。王白與在重慶，除通過民革組織進行活動外，還四處奔走串連，遇著熟識的朋友，只要是可靠的，他都暢談時局，說明蔣介石政權必然瓦解的道理。有一次他在朝天門碼頭送朋友去武漢，碰到曾在魯中孟良崮戰役負傷投誠，治癒退役返家的國民黨軍官劉釗良。劉向他傾述了國民黨軍中軍心渙散，士氣消沉，痛恨自己走錯了路，這次回家決心務農等想法后，王白與說：“你路是走錯了，現在重新開路也不晚，現在有個好機會，王陵基(四川省主席)要在各縣成立民眾自衛隊總隊，掌握全縣武力，好調軍隊去前線打仗，你可以插進去，作為策反基地。”王白與分別給“國大”代表劉湘石等寫了信。由於王白與的推薦，劉被選為蓬安縣自衛總隊副總隊長，臨解放前夕率隊起義。

一、由來志士苦心多，蜀絡千秋恨不磨。心如止水無牽掛，猶慚百日坐東坡。

二、斗室南冠作楚囚，紛然萬念一身收。人經憂患殊輕死，書到危疑不解仇。

三、天上星河看燦爛，江間波浪縱橫流。悠然翠秀南山影，何日芒鞋得再游。

2003年11月，重慶紅光中學歷史教師、圖書管理員、民間收藏家張南在較場口舊書市場的冷攤上，淘到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英語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一篇序文，出自“11·27”烈士王白與之手。這本跟烈士有關的小冊子巴掌大的淡藍封面上，用篆書和英文寫著《英語捷徑》的書名，還有“成都楊松年著”的字樣。

為了迎接勝利，王白與的活動日益頻繁。他還借其弟王叔雲暑假回蓬安省親，囑其送信給蓬安參議員陳潁川、西充縣參議員王浪平，借充實縣民眾自衛總隊之名，用參議會的名義來渝運500支槍，以響應解放。但不幸被打入民革組織的軍統特務李君英、嚴守三出賣，他和黎又霖、周均時、周紹軒、王國源、楊其昌、江載黎等相繼被捕。被捕后，先關在大梁子老街2號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由處長徐遠舉親自審訊。王白與堅不吐實。深夜十二點多鐘被蒙上眼睛，押上汽車，車上的人都以為是押去槍斃，有人喊：“天哪！要殺我，請給我送封信回去好嗎?”王白與則厲聲喝道：“我不怕，死就死！”第二天，王白與才知道他和周紹軒被轉移到軍統集中營白公館監獄樓三室。當時天氣十分炎熱，加上他是在路上被捕的，腰無分文，隨身日用物品一件也沒帶。王白與一直餓了幾天，才略略喝上幾口稀飯。儘管在肉體和精神上受到摧殘折磨，但他情緒樂觀，堅強不屈，常和難友吟詩言志。

國民黨反動派毫無人性，製造了震驚中外的“11·27”大屠殺。王白與是當晚押往松林坡槍殺的。他被押出囚室時，昂首挺胸，神態自若，邊笑邊說：“痛快，痛快!”大聲高呼：“打倒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民主革命勝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在收殮王白與烈士遺體的時候，鼻孔還流著血，在場者無不失聲痛哭，肅然起敬。

2003年11月，重慶紅光中學歷史教師、圖書管理員、民間收藏家張南在較場口舊書市場的冷攤上，淘到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英語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一篇序文，出自“11·27”烈士王白與之手。這本跟烈士有關的小冊子巴掌大的淡藍封面上，用篆書和英文寫著《英語捷徑》的書名，還有“成都楊松年著”的字樣。封三版權頁表明此書由重慶新蜀報館印刷廠印刷，成都文廟後街五大夫書店發行。重慶中一路60號新蜀報館營業部，公園路基督教青年會詢問處和新生市場的進文書店都有代售點。定價國幣850元，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出版。

王白與序文全文如下：

自海禁大開以來，國人競習西文。而嚴復、辜鴻銘二子最稱博洽。辜氏精深，為歐陸學人所敬畏；嚴氏則譯名著，功垂士林。晚近學人，無以過之也。楊君松年，與余交逾十年矣。近著《英語捷徑》一書問世，屬余敘之。余初習英語，久而荒廢，焉敢敘君之書。

唯念語言文字之妙，雖國族有殊，而真趣則一。中國文字以形為主，並重聲義。故地廣民眾，而書靡不同文；西文則自拉丁蛻變，而後英法德意體系紛然，一國之中，又雜若干方言土語，求彼此互通情愫，亦苦不易，由此可知暢解西語之難也。

楊君寢 饋斯道，久於字之流變、音之異同、語之文野、法之精粗，辨之審矣。且其自敘有云：此書措辭，仍多用中文比附評判，使國人易於領晤，大與坊間流行者異趣。鳴乎！晚近世俗之敝，賤近貴遠，珍新蔑故，一切盲目附和歐西，鄙棄固美，此毒深中於士大夫，實堪汗駭。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中國立國之道，果安在乎？學術不競，舉凡思想文明，一概取徑列邦；官府文書、商場帖告，悉用外文，而販夫走卒應對進退，通操廬舌之音。昔人所謂用夏變夷，今則反其道而行之，奈之何，不為印度安南之續也。

日本自身無文化，拾中國唾餘，成鉅邦，維新以後，力追歐西文明，凡遇新書，靡不譯布，數十年中，文物粲然。中國科學需新，同於日本，而文化固有殆與異焉。今不師日本之長而偏拋固有以張其短，此吾讀楊子之書而不能不深致慨嘆者也。若夫借錯他山，張我華粹，求如嚴辜二子。振衣千仞，啟示後輩，此則楊君之責企余望之矣。

卅五年十二月王白與序於重慶新蜀報社（原文無句逗，標點為記者試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