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精神

創造精神是“大學精神”的大學存在的價值所在，是大學在社會有機體中保證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文化的繼承不能依賴遺傳，只能通過傳遞方式繼承並發展下去。教育從一開始就成為傳遞和保留人類文化的重要手段。愛因斯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學校的：“學校向來是把傳統的財富從一代傳到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手段。”與過去相比，這種情況更加適用於今天。

由於經濟現代化的作用，作為傳統的教育的傳遞者——家庭，已經削弱。因此，比起以前，人類社會的延續和健康，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學校，大學教育通過確立教育內容，對人類文化進行選擇；對人類文化進行整理。通過更新教育觀念，更新人們的價值觀念，更新人們的價值取向，改變思維方式，實現文化的再生。

從洪堡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原則看，科學研究成為大學的一個基本職能，大學的科研成果的多少也就是標誌著大學對社會的貢獻的大小。如果把大學為社會培養的創造性人才稱為高素質的勞動者，那麼，大學的科研成果則是對社會生產力的又一直接貢獻，二者共同構成了大學的生產力與生命力的標誌。“斯坦福精神”之所以被世人稱道，關鍵在於她擁有眾多的諾貝爾獎及全美科學獎的獲得者，擁有把科學研究轉化為生產力的矽谷效應。

大學是以人才培養為己任的，而創造性恰恰是人才的核心特質。曾任哈佛大學校長40年之久的艾略特認為，大學文化最有價值的成果是使學生具有開放的頭腦，經過訓練而謹慎的思考態度，謙恭的行為，掌握哲學研究方法，全面了解前人積累的思想。愛因斯坦更直接地認為“學校的目標應該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不過他們要把社會服務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一個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規格統一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

另一方面，大學也創造社會理想，並把這些理想傳遞給社會成員，通過人們的實踐，使理想變成現實的文化實體。社會理想是社會需要的具體反映，這種需要是反映社會發展規律並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由於在文化積累方面的特殊優勢，知識分子，特別是集中在大學校園裡的知識分子比其他社會成員更能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有了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就能夠提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理想。

批判精神與社會其他結構相比，大學具有自身的優勢。具體表現在：知識聚集的場所。大學是繼承傳統科技文化遺產，不斷創造新科技文化的場所，聚集了古今中外各種知識，具有很強的知識容量。思想觀念和學術思潮的交匯處。大學生產生新思想，包容新觀念，在這裡不同的學術觀念可以並存，不同的思想可以通過學術交流相互影響，具有良好的爭鳴傳統。追求理想的永恆特性。

從歐洲中世紀早期的大學開始，就有了自治的傳統，並以傳播知識和研究學問為最高理想，相對超越於社會現實。大學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現為大學教師在教學和科研過程中能夠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傳統與現實，否定非科學的內容，破除迷信與保守主義，建立科學的知識體系。可以這樣說，大學的教學與科研發展史就是科學史重要過程的展開史，是一個肯定與否定相結合的揚棄過程。

大學批判精神的另一方面是對社會現實的理性反思和價值構建。進入技術時代后，技術性淡化了人性，使人失去了對他人的熱情和敏感，結果，人性變成了技術的犧牲品。同時，人性又屈服於技術，把技術崇拜為神。科學與人文分離的結果就兩個極端而言，出現了兩種畸形人，一種是只懂技術而靈魂蒼白的“空心人”，一種是不懂技術、奢談人文的“邊緣人”。現實社會改變這種“技術毒害”是無力的，而大學教育者，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卻將其作為應有的內容。

早在本世紀初，西方一些著名的大學就注意克服這種片面性，探索科技與人文的匯通之路。哈佛的學生在一二年級開設“通識課程”，廣泛涉及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科學生要學佔總課時22%左右的人文課程。我國現行被一再呼籲的人性教育、全人教育、通識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無不是針對技術對人的異化進行批判的結果。

批判精神的最後一個方面是大學知識群體對政府決策的參謀和建議。科學決策是政府決策的關鍵，但是由於決策者自身素質的限制，做到科學決策並不容易，所以要傾聽專家意見，請專家參與決策成為決策機制中的一環，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就是因為他們職業所特有的對問題的科學態度和客觀的批判精神。

社會關懷精神高等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需要是第一推動力。在工業化、信息化的社會裡，大學已經被越來越深入地卷進社會機器的運轉之中。關注現實、服務社會成為高校的第三職能，高等教育通過科學研究直接轉化為社會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通過人才培養，為社會提供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高質量的人力資源。

社會關懷精神還表現在大學對社會精神文明的參與和建設。除了在生產力方面對社會的貢獻外，大學通過直接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宣傳為社會提供精神產品，包括哲學研究、文學創作與批判、思想道德建設等。知識分子在提煉和批判社會生活的同時，又把各種精神產品投資到社會，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直接的內容。

大學還通過校園文化建設為社區文明提供示範作用。擔當示範角色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超前性，走在時代的前列；一是完美性，具有理想價值。大學的創造力為其走在時代前列提供了無限的動力源泉，而大學特有的思想兼容、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又保證了各種思想觀念的撞擊，有利於形成較為和諧的精神環境。如果說示範作用是綜合的、顯性的，那麼價值引導則是深層的，久遠的。

社會的現實價值存在總是多元的，而且具有短期性、易變性等特徵，但大學的價值觀念由於受到歷史文化積澱的影響，具有擺脫短期功利狹隘性的特質，因此它可以藉助於批判精神，制衡社會負價值的發展，擔當起引領主流價值的形成和推廣的作用。布魯貝克認為，60年代以來的美國大學“不僅是美國的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國生活的中心，它僅次於政府成為社會的主要服務者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導者、推動者和交流中心。

教育是一項基礎性、先導性的偉大事業，偉大事業必須有強大的力量支撐。那麼，我們應該培育什麼樣的大學精神﹖筆者就此問題談點粗淺看法。

大學精神的核心是以育人為第一要旨，以全面人才教育為大學使命。育人的重點，首先是培養學生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培養有抱負、有政治遠見、有廣博知識、有責任心的人。要教育學生以天下為己任，繼承前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報國之情，學習前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鞠躬為民的品德。關心天下大事，使自己服從於社會，服從於國家，服務於人民。其次是理想、信念教育。理想和信念是精神世界深層次問題，它取決於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和科學的自然觀、歷史觀、社會觀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第三是培養愛心。要教育學生愛父母、愛生活、愛事業、愛祖國。第四是培養高尚的人格。堅持真理，胸懷坦蕩，高風亮節，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第五是培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不但教育學生如何認知，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引導學生敢於奮鬥，善於成才。總之，育人的目的就是實現江澤民同志提出的“學習科學文化與加強思想修養的統一；學習書本知識與投身社會實踐的統一；實現自我價值與服務祖國人民的統一；樹立遠大理想與艱苦奮鬥的統一。”使我們的大學生“成為理想遠大、熱愛祖國的人，成為追求真理、勇於創新的人，成為德才兼備、全面發展的人，成為視野開闊、胸懷寬廣的人，成為知行統一、腳踏實地的人。”

科學技術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科技改變了人的觀念，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改變了經濟發展模式，改變了社會發展進程。大學的主要任務是傳播科學精神、培養科學素養。科學精神是尊重規律、實事求是、勇於探索、敢於創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證實幹和獨立的精神。科學素養是指參加國家文化事務，經濟生產和個人決策所必須具備的科學概念和科學過程的知識水平和理解程度。具體地說，能認識世界的多樣性和統一性；掌握科學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了解科學、數學和技術的作用和局限性；具有用科學方法思維的能力；能夠用科學知識和科學思維方法處理和解決社會及個人問題。要對學生進行科學研究的鍛煉，鼓勵冒尖，允許失敗。通過科學研究的實踐，逐步培養學生的科學觀念、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和科研能力。

善於創新是大學精神的靈魂。要想在教育理念、辦學思想、培養模式、教學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個性，沒有創新是不行的。哈佛大學以師資雄厚，將近40名教授獲諾貝爾獎而著稱，學生以學術卓越、全面發展、自信能幹而聞名。耶魯則以教授治校、思想開放、人文一流、盛產總統而驕傲。而普林斯頓大學以重質量、重研究、重理論，並培養出3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卓譽世界。哥倫比亞大學既是一所大學校，也是一所大企業，竟然也培養出3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年輕的斯坦福大學以強烈的進取精神，提出不因襲任何傳統，沿著自己的路標向前，以“學術頂尖”的構想建設大學，成為“矽谷”的強大後盾。總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學，都因善於創新，堅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

大學之道，在於育人，育人之道，在於大師。師強則學子成才，師惰則誤人子弟。辦好大學的奧秘在於名師如林、唯才是用、兼容並包、寬容尊重。學術上需要有兼容並包的精神，要鼓勵學術自由、民主競爭、思想碰撞、中外交流。學生既可讀《詩經》，也可讀《聖經》。要引導學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善辯之，篤行之。”使大學成為科學與藝術的實驗室，成為青年學子崇拜的殿堂，成為博大精深的思想庫，成為精英人才的聚集地。

大學的民主精神主要體現在民主管理和民主施教上。實施民主管理必須更新教育觀念，改革教育體制，鼓勵多樣化，建立公平競爭環境與機制，建立規範化、法制化管理模式。要求大學管理者的作風與品質，不是自信專橫，而是從善如流；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善於進取；不是因循守舊，而是富於想象；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深入群眾；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對自己能力的局限性頗有自知之明。

民主施教的關鍵是視學生為朋友，教學相長。傾聽學生的意見，不斷改革教學內容和方法。MIT的做法值得參考：一是為了培養學生的獨立探索精神，老師總是留出自由思考的時間：二是給本科學生提供研究機會，學生或者參加老師的研究課題，或者自己設計題目請老師做顧問；三是安排獨立活動計劃，由學生自己決定活動目標和實現日標的方法：四是提供科學、技術，利用人文學科並進的“博通計劃”，鼓勵學生參加各種學術討論會。這些都是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實施民主教學的新方法，體現了大學的民主治學精神。

大學為了一有大師，二有成果，必須以韜光養晦的精神，艱苦奮鬥，長期積累，才能江河萬里，蓬勃發展。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縱觀歷史，國際上的一流大學都是經過長期的建設形成的。因此，要辦成一流大學確實需要有一定的歷史過程，要經過社會實踐考驗。對此，既要有雄心壯志，又必須腳踏實地。”因此，大學要作長期矢志不渝的奮鬥，以便造就一支優秀的師資隊伍，建立出名的重點學科，培養品學兼優的學子，創造一流的科研成果，形成大學自己的特色。

大學精神維繫著大學未來的命運；教育的理念決定著學生綜合素質的高低。君子務本，其命維新。”只有高揚育人第一、獨尊科學、善於創新、唯才是用、兼容並包、崇尚民主、韜光養晦的大學精神，才能不愧對21世紀的輝煌。

被載入史冊、流芳百世的大學應歸功於她的精神，聲震寰宇、名噪一時的大學也是緣於她的精神。今天的大學，要獲得長足的發展，肩負起社會的重託，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也必須有自己的精神支柱。本文在詮釋大學精神的內涵與特性的基礎上，揭示了大學精神對大學存在的作用，並對大學精神的塑造與發揚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大學作為一個存在的實體，活生生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而寄存於這一實體中的精神卻不能僅靠視覺就能觀察到，必須深入其中才可體會。“精神”一詞抽象卻富有魅力，大學的魅力正在於她的精神。如何界定“大學精神”?大學精神的內涵是什麼？這是本文不可迴避而必須首先論及的問題。大學精神的內核是一種不媚俗的精神，既是潛心向學的純粹的學術精神，又是引領社會，敢於不隨波逐流的正確的批判精神。

大學精神既深藏於“大學”之中，又遊離於“大學”之外。它，給大學注入了生命活力，使大學不僅僅是教學樓、圖書館、林蔭道等冷冰冰的建築群落，也不僅僅是人才的集散地，而是人、思想、價值觀念、理性思考、創新、智慧與博大胸懷的代表。筆者認為，“大學精神”是在某種大學理念的支配下，經過所在大學人的努力，長時期積澱而成的穩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它是大學生命力的源泉，是大學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之所在，是對大學的生存起決定性作用的思想導向。大學精神之於大學正如土壤、空氣、水、陽光之於植物的生命一樣重要。大學精神本身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大學應有的品位是“真正培養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養出一些有骨頭、有廣博知識，同時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李敖語)的地方。自1816年洪堡創建柏林大學開始，學術開始進入大學的殿堂，科研在大學生活中佔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崇高的學術聲望已成為知名大學的“通行證”。大學教師不僅僅教書育人，也必須是一個研究者，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成熟、獨立和精神已有所追求的年輕人，大學生不應單純地接受知識，更應以探索學問為己任。葉恭綽在做交通大學校長時的一次演講中曾告誡師生：“諸君皆學問中人，請先言學問之事。……嘗以為諸君修學當以三為難衡：第一，研究學術，當以學術本身為前提以達於學術獨立境界。……夫學術之事，自有其精神與範圍，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師，素以孜孜不倦地探究學問為特質，故而，大學之高深、大學之涵闊、大學的發展均在於有探究學術的精神。

大學是任何一個社會道德與理性的凝聚之所，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卓而不凡的氣質，能夠出淤泥而不染，並孜孜以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學不僅以自身純潔的德性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會，更以積極的姿態投入到改造社會、重塑德性的潮流中，成為社會德性的捍衛者與提升者，領導著社會德性的發展方向。尤其在時代的變遷中，大學的道德精神就更為彰顯。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戰時西遷途中對學生說：“亂世道德墮落，歷史上均是，但大學猶如海上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降落道德標準。切記：異日逢有作弊機會是否能涅而不淄、度而不磷，此乃現代教育試金石也。”大學的道德精神源於大學人總體的道德精神，毋庸諱言，大學人是社會中應該最有德性和理性的一族。正由於他們的存在，才鑄成了大學精神，才使大學成為海上的燈塔，指引著社會向著更美好的地方前進。

“每個國家，當其變得具有影響力時，都趨向於所處的世界上發展居領導地位的智力機構？希臘、義大利的城市、法國、西班牙、英國、德國，以及現在的美國都是如此。偉大的大學是在歷史上偉大政治實體的偉大時期發展起來的。今天，教育與一個國家的質量更加不可分割。”(Clark Kerr：《大學的作用》，陳學飛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3頁)無論中西，偉大的大學必定是領時代先鋒的，否則將不會有克拉克筆下的強國。從中世紀大學的興起到現代大學的發展這一歷史演變軌跡可以看出，大學無疑是時代的產物，並代表著最進步的時代精神，驅動著社會向前發展。弗萊克斯納的話一針見血：“大學不是某個時代一般社會組織之外的東西，而是在社會組織之內的東西。……它不是與世隔絕的東西、歷史的東西、儘可能不屈服於某種新的壓力的東西。恰恰相反，它是……時代的表現，並對當時和將來都產生影響。”(Abraham Flexner：《大學：美國、英國、法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30，第3頁)大學，作為時代的智者，能夠預見並感應到社會潮流的前奏，而成為推動社會潮流的先行者，使社會潮流之聲最終成為時代的最強者。大學正是緊緊扣住了時代的脈搏，才贏得了自身持續發展和地位的逐漸提高。

我國教育學者楊東平說，“人才輩出，大師雲集，主要是一種制度文明的產物，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能夠催化出來的。”在“五四”和民國時期，北大、清華表現出來的精神和風采至今讓人留戀，其氣象恢弘、學術自出、欣欣向榮的面貌正是大學精神在追求寬鬆的文化與制度和諧共生的環境下孕育出的結果。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追求，而“大學精神和制度的建設比資金更重要”，所以，弄清楚大學精神對大學存在與發展的作用，無疑會加快我國大學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的步伐。具體而言，大學精神對大學的生存與發展的作用有以下兩個方面：

大學精神對大學生存與發展的作用猶如人的精神對人的存在的意義一樣，沒有了精神，大學便失去了生氣，失去了發展的動力，最終也將走入窮途末路。“精神”使大學敢於迎難而上，敢於挑戰強權，敢於捍衛正義，敢於領時代所先。正因為大學擁有了學術精神，大學才成為知識的源泉，學問的中心；正因為大學擁有了人文精神，大學就多了幾分正義與正氣，“一個社會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尤其體現在大學的人文理性之中；一個人的胸襟和個性，來源於他所受的人文精神的培養。……”(《嶺南文化時報》，1996年8月28日)只要大學擁有精神，她就不會唯唯諾諾，而像參天大樹，在適其生存的環境中欣欣向榮、蓬勃發展；在逆其生存的條件下亦能堅韌不拔，站在時代的員前沿和員頂端。在新舊文化激烈衝突的年代，沒有北大追求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北大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抗日戰爭硝煙瀰漫的歲月，如果沒有西南聯大的合作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就沒有西南聯大的存在，更沒有出自西南聯大的一大批傑出的科學家。朱利葉斯?A?斯特拉頓(Julius A Stratton)曾評論道：“真正的大學精神與有助於進行項目組織、項目規劃和昂貴設備的利用等這些管理因素之間基本上是不相容的”。大學作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存在的確與朱氏所言的管理因素不相容．因為大學精神給予大學的是從學理和思想上關注、思考、討論和批判社會現實問題的權利。“現代社會科學已無可置疑地證實：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並不是一切，它們的運作必須有另一種健全的文化精神與之配合。這種精神主要來自大學的高等教育。在現代社會中，大學是精神堡壘，有發揮提高人的境界、豐富人的思想的重大功能。”“推倒大學圍牆，實際上是大學精神的自我否定，它可能最終取消大學的存在權利。”(《嶺南文化時報》1995年3月28日)失去了精神的大學，意味著這所大學生命力的枯竭。因此，大學不能沒有自己的精神。

大學同其他社會機構一樣．植根於社會，受制於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但大學與其他社會機構在受社會影響方面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大學具有獨立的人格特質，有骨氣，不隨波逐流，既能夠抵禦金錢的誘惑，又能夠抵抗來自政治的壓力和干擾，大學的這種人格特質既是大學精神的體現，又是大學精神的內在成份之一。因此，大學精神是維護大學純潔與獨立、平等和民主的金色盾牌。據報載，牛津大學曾拒絕了一位沙特富翁1000多萬英鎊的捐款。原因在於這位沙特富翁在捐款時提出了附加條件，要求牛津大學辦一所以他命名的商學院。牛津大學董事會經過討論，認為不能夠因為錢而放棄大學獨立自主的傳統，不能開大學受制於個人的先例，毅然拒絕了唾手可得的巨額錢財。牛津大學並不是不需要錢，而是不願意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所以，當資金的獲得需以自由研究和獨立決策的喪失為代價時，牛津大學毅然地“望而卻步”了。這一方面是對大學精神的守護，另一方面也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大學精神對決策者影響的結果。蔡元培治校時期的北京大學，也充分體現出了強烈的自主精神。蔡元培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聘請了不少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擔任教員，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當社會反動勢力攻擊這些進步知識分子，要求解聘他們時，蔡元培總是頂住壓力，挺身而出保護他們。在蔡元培等一代社會精英的精心培育下，北京大學形成濃厚的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氛圍。這種精神氛圍不僅影響了教師，而且也深深地影響了學生，“五四”運動的爆發正是這種精神氛圍長期催化的結果。由此可以看出，大學精神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在不知不覺中使深居其中的教師和學生內化為個人品質，表現出與大學精神的內涵相一致的行為。因此．大學精神是大學抵禦誘惑與腐蝕的盾牌。恰恰因為大學具有出淤泥而不染，超凡脫俗的品質，才為世人所敬仰，才在世人心目中佔據神聖的地位，也為自己的發展贏得了條件。

正因為大學精神對大學的存在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每所大學都應塑造或發揚符合本身實際的、滿足時代及未來需要的精神，從而保持大學的生命之樹常青。雖然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大學精神，但在大學精神的塑造或發揚方面，卻有著許多共性的條件，表現為：

治校要有校訓，校訓乃一校精神風貌的體現，且與一校之長的治校理念關係甚密。校長應該具有什麼樣的素質？克拉克在《大學的功用》一書中認為大學校長必須具備三種品質：決斷、勇敢、堅韌，校長是集多種社會角色於一身，既是領導者、教育家、創新者、教導者、信息靈通人士；又是官員、管理人、繼承人、尋求一致的人、勸說者、瓶頸口；但他主要是一個調解者，作為調解者的頭等大事就是相安無事？如何使“七十二行不和諧的派別相調和”。校長是大學的靈魂人物和神經中樞，好的校長是帶起一所好的大學的前提條件。北大沒有蔡元培不可能成為新文化的中心，清華沒有梅貽琦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聲名鵲起，南開沒有張伯苓也很難獲得長足發展。而這些大學的聲望之所以與日俱隆，關鍵在於擁有一批像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這樣的校長，他們有共同的追求，有前承後繼的使命感，能夠維護併發揚已確立的大學精神。而之所以能擁有一批這樣的校長，是因為這些大學建立了良好的校長選拔機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校長是向社會公開招聘的，他們多為學貫中西、思想開放、又有愛國熱情的仁人志士。因此，一所好大學，必須要有好校長，而最重要的是要有選拔好校長的運行機制。新中國成立以後，大學校長多由本校內部產生或由上級委任，開拓意識不強，對大學的生存與發展缺乏持續性戰略思考，對大學精神的內涵理解不深、重視不夠。美國學者歐內斯特博耶說，“在確認大學校長的中心作用時，我們要提出一個問題：校長是否為大學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宏圖大計和遠景規劃?”所以，重建良好的校長選拔機制很有必要，使大學並不因一個好校長的離去而放棄大學應有的追求和使命。

大學是知識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園，大學精神就充分體現、瀰漫於校園文化中。較之於社會的其他角落，大學校園顯得更為純凈。身居其中的大學人也不知不覺地受校園文化的影響和熏陶，而表現出不同的性格特質。正如，人們總體認為北大人好動、靈活、爭強好勝，而清華人好靜、踏實、謙虛謹慎一樣，特定的校園文化熏染出特定的群體個性，特定的群體個性中透露和折射出特定的大學精神。校園文化是大學精神的載體，大學精神的塑造或發揚應與大學校園文化的建設同步進行。值得注意的是，校園文化不僅包括物質文化，還包括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而且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比物質文化(校園環境建設)更為重要。很多大學只重視校園環境－硬體方面建設，而相對忽視校園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軟體方面的建設。因為校園環境的改善是看得見的，而制度和觀念文化的建設卻不能很快收到成效。這種短視行為，使大學校園文化中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成為“軟肋”，帶來了不少顯而易見的不良現象。學生讀書於校園，潛心做學問的少，意在出國深造謀好職業、浮於跟隨社會潮流的多；校外投影廳、酒吧打折優惠的海報比校園學術講座的海報更有氣勢；學年伊始各社團紛紛招兵買馬一陣熱乎過後，就偃旗息鼓……，校園內，除了樹林中晨讀的身影和圖書館埋頭苦讀的情景讓人心動外，還有多少值得品味的“文化”，又怎能使學生對大學產生歸宿感，怎能增強學生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呢?“校園文化是通過對大學生德、智、體諸方面的全面培養，形成健全的人格素質，把體現大學精神的科學態度、文明風範、價值觀念等帶到社會，影響和感染其他人。”校園文化的核心內容是精神、價值、作風和理想追求，美麗的校園環境只能給人留下表面印象，而校訓、學風、教風、傳統、講座等價值層面的成分才真正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和實實在在的影響。因此，塑造或發揚大學精神也必須不斷加強校園文化的建設，尤其是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的建設。

教師和學生是大學校園永恆的主人，正由於他們的共同努力，才建設了大學精神，發揚了大學精神，改造了大學精神。由此可見，平等和諧的師生關係，不僅有利於大學精神的形成，而且有利於大學精神的延續。雖然大學生在生理上已成熟，獨立性和自主性所增強，但他們的進一步發展仍然離不開教師的引導；雖然現代化的教學手段為學生自我學習、自我提高、自我教育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對教師的傳統地位有一定衝擊，但教師的形象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學生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傳道、授業、解惑”本應成為教師的光榮職責，每一個學生也都應具有尊師重道的基本品質，教師與學生理應在多邊交流中建立親密的、互助的合作關係，共同探討生活的價值、生命的意義和萬物的真理。然而，隨著市場經濟負面影響的衝擊，以及腐朽、落後思想的傳播，大學圍牆裡的師生關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教師和學生的距離越來越遠，上完課後，教師夾起講義就走，平時幾乎不和學生交流，上了一學期的課，認不得幾個學生的現象司空見慣，教師成為一個地道的“教書匠”。師生之間缺乏基本的溝通，缺乏心與心的交流，深厚的師生情誼自然就無從談起；不少教師放棄了兩袖清風的知識分子形象，業餘兼職，下海經商，錙銖必較，言必稱利，遮掩了教師頭頂的神聖光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對教師的敬重；有的教師對學生親疏有別，甚至做出違背原則的事情，如不及格的學生給任課教師送點禮，就可以順利過關，這必然會有損教師的形象；更有甚者，個別教師師德敗壞，做出違法亂紀的事情，動搖了教師在學生心目中的神聖地位，嚴重破壞了教師的整體形象。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學生很難得到來自教師的關愛，教師也失去了來自學生的敬重，師生關係漸趨冷漠。大學教師與學生感情的淡漠，既制約了大學精神之花的盛開，又加速了大學精神之花的枯萎、凋謝。所以，在當前條件下，改造師生關係不僅非常必要，而且還十分迫切。雅斯貝爾斯說得好，“大學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學生和教師來實踐，至於大學組織的各種形式是次要的。如果這種為實現大學理想的活動被消解，那麼單憑組織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學生命的，而大學的生命全在於教師傳授給學生新穎的、合乎自身境遇的思想來喚起他們的自我意識。”(《什麼是教育》，鄒進譯，三聯書店出版，1991)大學精神的塑造是廣大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大學精神的發揚，也需要廣大師生共同維護。作為大學主人的教師和學生，應當建立自由、平等、和諧、互助、充滿人情味而又不違背原則的親密關係，成為追求真理道路上的合作夥伴。這種師生關係的確立、鞏固與代代相傳，不僅是大學精神醞釀與產生的基本條件，也是大學精神長盛不衰的根本保證。

大學精神有著豐富的內涵，對大學的生存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一所知名大學都有自己獨特的大學精神，這不僅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也是大學魅力之所在，更是大學持續發展的動力。在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道路上，在大學之間競爭愈演愈烈的今天，大學精神的塑造是必不可少且尚需加強的一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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