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日成

5歲時，一次在街上圍觀一個擺攤的銅匠，見攤子上有顆漂亮的小銅鈴，十分喜愛，拿在手上把玩一陣兒，卻無錢購買。趁銅匠不注意，他把銅鈴裝入一個比他還小的娃娃兜里，隨即推了那個孩子一把，讓其走開。待銅匠發現丟了小銅鈴后，即向喬索要。喬毫不膽怯，主動提出讓銅匠搜身，結果一無所獲。喬日成反把銅匠罵了一頓，然後走開，追上那個孩子，將銅鈴要去歸為己有。

1921年，喬在城內高小讀書。是年暑假（陰曆六月），正值五台山歷年的騾馬交易大會舉辦時節。其父欲買匹好種馬。於是帶他同去五台山。喬氏父子在馬市上轉來轉去，終於看中了一匹高頭寬胸口輕的好兒馬。因當時有幾個買主，於是賣主便設標箱讓眾人投標，最後看誰出的價高，就將馬賣給誰。喬父尋思，投少了怕買不到手，投多了又怕吃虧，便下意識地問了一句年僅12歲的喬日成。喬日成略作思索便說道：“這好辦，咱在票上不寫多少錢，只寫一句‘我比別人投的最高價多一元’。”說罷，他即代筆寫好標底投入箱內。開箱之後，他的父親果然買到了那匹好馬。

1924年，喬日成高級小學畢業，考入右玉縣省立第七中學讀書。該校英文教員王藩與喬同鄉，且校內師生中惟有他們二人為應縣人。因為這層關係，所以王、喬兩人感情接近，平日也多有往來。

1925年暑假，七中部分學生為一些人所鼓動，借口王藩教英文學生聽不懂，要攆走王另換他人。一天上午，四五十名學生涌到王藩宿舍，硬把王拉了出來，還把王的行李搬出，要將其趕走，喬日成上房揭瓦，打散眾人，后被開除。

王藩是應縣劉義村人，與喬所在的新堡僅相距10餘里。王家在民國時期是應縣有錢有勢的新興大地主。王氏兄弟四人均為大學畢業。老二王輔，保定軍校和陸軍大學畢業，當過山西閻軍少將旅長，後任中央軍副軍長。經他保薦，1926年春，17歲的喬日成到太原上了閻錫山的北方軍校。

1927年春，喬聞訊往探，方知於已獲釋住在正太街大豐棧旅店。為與其見面，喬請假未准，遂於一天夜間從軍校大營盤的廁所爬牆而出，后被校方知悉，將喬開除。

喬日成被開除后，暫住於處。他因手頭拮据，覺得總花於的錢也不是滋味，一日便拿了於的手槍去搶錢。

大豐棧與火車站相距不遠。一天，喬剛出棧房街門，就見一個大腹便便的洋人提著皮箱朝車站走去。他疾步上前，用手槍逼著洋人進到棧房於的住處。洋人見狀，心裡發獃，只好乖乖地讓喬、於二人搜身翻箱，將其所有貴重物品掠去。隨即，喬、於二人離開大豐棧，移居他處。當晚，山西省政府得到該洋人的控訴並電報了北洋政府及外國使館。翌日，晉陽日報登出有兩名軍人在大豐棧搶了一個瑞典傳教士的新聞。此事轟動了太原城，引起國際交涉。當局馬上通令太原軍營及憲兵嚴查流浪軍人，但終不得結果。

喬日成初次搶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錢的快樂。他每日里下館子，逛妓院，上賭場，看名旦，好不快活。只幾個月光景，將錢揮霍殆盡。在於紹先勸說下，年方18歲的喬日成又從友人處借得一張初中文憑，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

是年冬季，奉軍攻打晉軍並佔領了雁北地區，致使在太原求學的雁北籍學生因郵政和交通阻斷而無法得到家庭接濟。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下令給每個學生補助30銀元，由學校造冊領取。喬日成見有機可乘，除領個人的一份外，還開據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學名單，向校方強要代領。會計不準並與之爭吵。喬懷恨在心，於當天下午身著軍裝持槍到校財務室將會計打死，搶走銀錢若干。

一不做二不休，喬從學校出來后又轉到原所在軍校王教官家。他看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說是王教官讓他來取錢發餉。王太太嚇得魂飛魄散，趕忙開櫃拿錢，還將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給喬。臨走，喬讓王太太趴在地上，不許起來和哭叫，然後他即逃之夭夭。

喬跑到北門外一家旅店換上便衣過夜，第二天又搶了郵差的一輛新自行車，騎車跑到口外的綏遠省。時隔不久，太原憲警將於孝先抓捕到案，復轉陽曲縣政府審理（太原城歸陽曲縣管）。該縣縣長楊楷也是應縣人，清末舉人，聽於敘說借給喬的文憑考入軍校等情，方知搶匪真名是喬日成。加之楊縣長也知於的三個哥哥均為現役軍官，於是將於孝先釋放，並上報省政府另行通緝喬匪。

喬日成接二連三的搶劫，一時成為全省奇聞。閻錫山即給各地軍政下達通緝令，並嚴令應縣政府務必將喬追捕歸案。

綏遠省是奉軍勢力範圍，喬日成逃到那裡，就猶如進了保險區，閻錫山再也奈何他不得。喬用搶來的錢結交了不少地痞流氓，整日包娼嫖妓，吃喝玩樂，並學會了吸食鴉片。如此約一年光景，喬的口袋裡所剩無幾。

1928年臘月間，喬日成悄悄回到老家下社村。他用銀元買通了區長，喬在家中居住月余。

不知何人告知縣裡，翌年正月的一天夜裡，應縣公安局30多名警察突然來到喬堡，包圍了喬的住宅。四五名警察上了房頂，十幾人進入院內堵住門窗準備入室抓人。當時，喬正躺在炕上吸大煙，聽到雜亂腳步聲響，立即提槍走到外屋，慢慢將房門拉開一條縫，瞄準院內警察連發射擊。當即數人倒地，幾個帶傷的也驚慌慘叫而逃。房上和院外的警察還未搞清咋回事，亦隨之撒腿跑散。喬見狀迅即上房，又向街上警察射擊一陣，跑散的警察才作還擊。喬越過鄰院房頂，趁夜幕掩護逃出村外。

此次公安局抓喬未成，反死傷十多人，便把氣都撒在喬父身上。他們硬說喬父包藏匪兒打死打傷眾警，要他抵命。當場把喬父打個半死，然後叫民夫抬進城內投入獄中。喬父兩次受兒之累，決心與喬日成斷絕父子關係，出獄后便將喬日成的妻兒分居別院。

喬日成打死打傷警察后並未遠遁，而是躲藏在附近村子親友家中，暗裡讓人探聽告他的人。不久，搞清了到縣裡報告的是本村一男人，他便在一個白天竄回村中將那人槍殺，同時警告村上的人們，說誰再報告就打死誰的全家。之後，他又跑到口外避風去了。

中原大戰前的1929年冬到1930年春季，閻錫山在山西大搞擴軍。正是在此時，喬日成投到閻軍第十五軍第三旅，當了王輔旅長的貼身副官。

大戰前一階段，閻軍和馮軍進展順利，不到半年工夫即進佔了半個中國。危急中，張學良民族大義，助蔣介石一臂之力，使整個戰局急轉直下。蔣介石轉敗為勝后，迫使閻馮下野。閻軍由張學良代蔣收編，由原來的15個軍縮編成4個軍。所有編余軍官共8000餘人，在太原成立了一個編余軍官教導團收容之。王輔亦在編余之中，擔任教導團教官。喬日成被編余后不願入團受訓，帶著一個護兵閑住太原。

到1931年，年僅22歲的喬日成因斷絕經濟來源，又變得囊空如洗，再度陷入困境之中，於是重操舊業。

喬原所在三旅三團的團長鄧蘭友家是太原附近一有名的地主和兼營煤窯的資本家。在部隊時，鄧曾與喬發生過爭吵，故喬對鄧懷恨在心，一為搶錢，二為報復，喬此次將搶劫對象定為鄧蘭友家。

這年夏季一天上午，喬與護兵全副武裝，乘馬直奔鄧家。喬讓護兵守住大門，監視院內外動靜，他獨自假冒鄧團長同事入院，劫得兩包銀元煙土，他們各挎一包，騎馬朝北飛奔而去。

鄧團長聽家人述說匪之相貌特徵，知是喬日成乾的，遂直接呈報了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嚴令應縣政府緝喬歸案。應縣縣長周敦信派出大批警探到下社偵緝，根本不見喬的蹤影，又將喬父帶到縣城訊問未果，只得將喬父放回。

喬日成搶了鄧團長家后，由太原徑奔綏遠省省會（今呼和浩特市），換成便衣，把馬賣掉，又盡情享樂起來。

喬到綏遠后，先住進妓院，結識一雁北籍妓女張玉玲。此人頗有姿色，與喬相處非常親熱。初時，喬獨佔包房，張不再見客；繼則喬出錢將張贖出，二人以夫妻相處，移住一旅店中。如此過了兩年有餘，手中銀錢花盡，又將首飾等物賣掉維持了一段時間。喬覺得如此下去不是長久之策，於是決定將張玉玲另作安排，然後自己好去謀一條生財之路。張也知喬是赫赫有名的土匪，對喬如此安排也很理解，雖依戀不舍，但不得不照此而行。

是年秋季，喬日成離開綏遠城來到殺虎口外，開始了護送大煙販子出關的保鏢行當。雁北各縣尤其是應縣的煙販子，都知喬日成的厲害，所以大都願雇他保鏢。每次過關進口時，喬領隊在前，獨自先到關卡門口堵住卡警，如未發現即行通過；如被發覺，喬即送禮說情請求放行；若不放行，喬即開槍對抗，打死執勤人員護送煙販子們安全進口。那時，關卡人員多靠吃黑錢發財，送上門的錢大都樂於收下，這樣也免得雙方交火造成傷亡。一來二去，喬便與關卡人員交上了朋友。喬幹了一段保鏢后，總覺得掙錢太少，來得太慢，很不過癮，於是也幹了一樁搶劫煙販子的買賣。

他竄到張家場地，見不少人正整理被燒焦的黃芪，掏出手槍就朝人群射擊，當場打死打傷五六人

喬日成搶劫了煙販子回到家中，官府抓捕他的風聲已經過去。因此次搶劫是黑吃黑，無人告狀，所以他在家中得以安然居住。

到了1935年秋季，喬日成的手又痒痒起來。於是便與其兄喬日昌合計，準備做個大買賣，目標是離應縣不遠的渾源黃崖村的張凱家。張家是當地最有錢的大地主，以放高利貸和種黃芪發財，有護院家兵。

喬日成將同他搶過南山的兩個小匪召來，連他哥哥共四人各帶手槍一支，夜間出發，次日上午到達黃崖村。他們進村后找到張家住處，察看了進出村的路徑、街道情況及張家收曬黃芪的場院，然後開始行動。

喬日成獨自從容走進張家前院，經過廳直至後院的正庭，見到了張老太爺。他假稱是買黃芪藥材的客商，與老太爺寒暄后即談論起黃芪價錢，並約定秋後再來收購，然後辭別出村。

喬與同去的三人見面后，商定當天下午待村民和張家長工都下地后即行下手。他們四人潛伏村外，吃過乾糧休息一陣子后即奔張家而去。喬讓兩個小匪守前院和街門監視院內外動靜，讓其兄守衛過廳監視內院。布置停當，他獨自走到正房。當時，老太爺和老太太正在午睡，喬掏出手槍照老太爺頭部砸了一下，隨即砸了老太太背部一下后厲聲說：“快把你家的金條法幣銀元全拿出來，不然開槍打死你們兩個老狗！”喬又說道：“我們是土匪，來的人很多，已經把你家包圍了。”兩個老人哪見過這陣勢，老頭子忙催老婆子開箱取錢交給喬。喬還親自砸開一個大板箱，找出一些金銀、鈔票和煙土。然後分成四包，將其兄和兩個小匪叫到屋裡，每人背上一包逃之夭夭。

喬等四人走出村外四五里許，有十多人從後邊追來，用步槍朝他們射擊，將喬日昌擊傷，行進不得。喬日成開槍，一梭子彈將跑到前面的幾個人撂倒，雙方成對峙狀態。喬將其兄傷口包紮后，吩咐兩小匪掩護其兄就地對抗，待天黑再作打算；自己便悄悄返回村中，竄至張家晾曬黃芪的場院，放火將場中黃芪莖點燃，頓時火光衝天。張家追擊搶匪的人見場中起火，急忙撤回救火。喬日成亦趁機返回原地、令兩小匪攙扶其兄先走，到前面村子雇一毛驢將喬日昌送至家中。

喬日成掩護其兄脫險后，獨自趁星夜走出數十里宿在渾源縣一小村莊。張家人傷了他的哥哥，他決意再進行報復。翌日下午，他酒足飯飽之後重返黃崖村。天近黑時，他竄到張家場地，見不少人正整理被燒焦的黃芪，掏出手槍就朝人群射擊，當場打死打傷五六人，場中亂成一團。喬復仇目的達到，趁亂揚長而去。

這起搶劫案和槍殺案使渾源縣上下震驚，成為全省的大案。經查，此案又是喬日成所為。除渾源縣派警察四處巡查追捕外，閻錫山亦下令各縣嚴密偵察並懸賞重金通緝之。

誰能料到，喬日成此次帶上金條元寶煙土和銀錢，連夜跑到陽高縣，化裝成商人乘火車往北平天津遊玩去了。“拾來的孩子不怕摔死”，喬日成到平津后，住的高級飯店，吃的山珍海味，包的高級妓女，看的四大名旦，凡是好玩有名的地方都去觀賞遊玩，真是隨心所欲，大開了眼界。

此案發生后，受閻錫山之命，應縣政府再度派警察到喬堡抓人未果，就將喬父並其兄抓去拷問。喬父言道：“我痛恨這壞小子比你們當官的還恨，他每次回村我都報告官府，你們抓不住他，扣我有什麼用。我跟你們發誓，如他再回來，我一定殺了他！”縣長當堂嘉獎他大義滅親，便即開釋。隨之審訊其兄喬日昌時，判定四名匪中有他，喬日昌無言可辯，供認不諱，遂被押往渾源縣處決。其他兩名小匪早已聞風逃匿。

喬日成說：“他既自尋無常，就讓他痛痛快快去吧。”當即派人在村外井旁挖了個坑，將自己的親生父親給活埋了

喬日成在京津混盪了一年多光景，不僅目睹了有錢闊人的奢侈歡樂，也看到了破衣爛衫、露宿街頭的窮人的苦難，從而使其思想受到刺激，尤其是“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愛國學生的抗日激情使其受到感染，萌生了做一番正經事業的念頭。喬認為山西可能已不注意他這個土匪了，遂於1936年秋季返回應縣。

其父見他回家，如仇人相見，頓生殺子之念。一天夜間，喬父帶一把菜刀潛入喬日成所居宅院，從窗孔窺見匪兒與其妻在一條炕上頭朝外躺著，正在吸大煙，便輕輕撬開房門，舉刀朝喬的頭部砍下。

喬日成已聽得門響並機敏地移身起坐，枕頭被劈爛了，卻未傷著喬的一根毫毛。喬隨即拿起手槍對準其父的腦袋說：“念你生養我一場，這一刀饒了你，如再行兇，我崩了你！”嚇得其父抱頭鼠竄，也不敢進城去報告官府了。一日，喬日成進城聯絡故舊，聽到官府要抓他，便越牆而出，渡過桑乾河，再度到綏遠一帶避風去了。

1936年秋，喬日成在口外的綏遠、包頭等地聯絡了許多朋友，其中有他應縣的老鄉，也有兵痞、匪痞等一些無正當職業的人，為成立一支隊伍作了必要的準備。綏東抗戰爆發后，他認為時機到來，便急速返回家鄉準備舉事。當他走進下社村后，見村裡駐滿了軍隊，是閻錫山的六十一軍七十二師，師長陳長捷，師部駐紮在喬堡的天王寺大院，與喬家鄰近。喬認為軍隊不管政府通緝他的事，加之官兵們又不認識他，便毫無顧忌地回到家中。

萬沒料到，喬父見兒子回來，便悄悄到師部報告了陳師長，陳師長遂派出特務連於拂曉時包圍了喬堡，以一個排的兵力進入喬家院內並上了房頂喊話。喬在酣睡中驚醒，知是大軍來抓難以脫逃，如抗擊拒捕定會危及老婆孩子的性命，遂開門出降就擒。

喬被帶到師部后，陳師長端詳一會兒說：“好樣的，可惜不走正路走了邪路。”

喬幽默答道：“世上哪有正路邪路之分，成者王侯敗者寇嘛。”說得陳師長慨嘆良久無話可說。經師部軍法處訊問畢，便將喬五花大綁押往城內交應縣政府處理。應縣申報到省政府，說是喬在本縣查無搶案又無原告，最近犯案的地方在渾源縣，應移交渾源縣對案審理。到1937年春，省里復令將喬轉解渾源縣。

喬被解往渾源后，其父認為除了一害，感到鬆了口氣。其母卻整日哭哭啼啼，尋死覓活，為其兩個兒子都被送往渾源縣處死而痛心至極。她終於急瘋了，日夜廝打老頭子，說是他害了全家。不久，老太太即喝大煙自殺了。

喬到渾源縣被下在死牢。待縣政府將全部案情調查完畢，已是入春時分。在縣長坐堂提審時，不少官民紛紛來到大堂圍觀。升堂后，喬戲謔道：“你們當官的貪污受賄了多少錢，也請向觀眾詳細供出。”氣得渾身發抖的縣長便令衙役掌嘴，打得喬口鼻流血。

1937年夏季，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

到1937年9月間，日軍沿平綏線進攻，侵佔了天鎮、陽高、大同等地。所有駐防雁北的部隊紛紛潰退，各縣政權隨之土崩瓦解。渾源縣政府官員準備撤逃之際，自行決定屆時將死刑犯槍決，其餘的釋放。

值此當口，一天下午放風時，喬對眾囚說：“外面情況不好，日軍快來了，縣政府要把我們犯人都處死，他們就撤到關南逃難去了，咱們趕快打開監獄跑吧。”眾犯聽后都很惶恐，一致表示聽從喬的指揮，立即行動。

喬讓兩個沒帶刑具的犯人把開監房門的看守拉住，連勸帶威脅，讓其把五六十個帶刑具的刑具砸開，由喬帶二三十個年輕力壯的犯人沖在前邊，其餘200多犯人緊隨其後。到獄門后，兩個守衛的警察還沒弄清咋回事就被繳了械。然後衝到警察班宿舍，搶了十多支步槍及子彈、手榴彈等，衝出了監獄，在喬的指揮下，眾犯安全逃出渾源縣城。當晚，眾犯人同宿城西一小村莊，由村長安排了飲食招待。經過商量，有6人願隨喬到應縣成立部隊，有7人表示先回家探親然後再到應縣。至此，喬已拉起有14桿槍和7人的隊伍了。翌日，大家各奔西東。

喬日成回到家鄉時，地方上已是一片混亂，老百姓惶惶不可終日。他們既怕日軍來了燒殺，又怕散兵土匪來搶劫騷擾。下社村民見到喬日成回來，並帶有十幾支槍，非常高興，一致擁護喬當隊長，即日成立保家隊，僱用30多名青壯年，搜集起30多支步槍、衝鋒槍，還有2挺輕機槍和一些彈藥交喬使用（這些武器都是潰兵遺棄的）。喬組織了4個班的一支武裝部隊，指揮所就設在他家。

喬父聽說兒子越獄回來，還帶有人、槍，覺得無顏相見，遂跑到村外跳井自殺。

但井水不深，未被淹死，村人發現后將他撈出，並報告了喬日成。

喬日成說：“他既自尋無常，就讓他痛痛快快去吧。”當即派從渾源跟來的6人帶上鐵鍬，在村外井旁挖了個坑，將自己的親生父親給活埋了。

1937年8月，日軍侵佔應縣城。喬日成初時不願投敵，後日軍派偽縣長王相（喬念高小時的校長）親與遊說。

1937年12月，間接受偽職隊長，改為南鄉保甲隊，武器彈藥由日軍補充，糧餉服裝就地自籌，受日軍節制。

1938年間，日軍特加封喬為“雁北剿匪司令”。一次喬到縣城開會，偶遇已為人婦的次淑貞，一見傾心，強納為妾。

1938年，日偽政府下令雁北各村農民種植罌粟，這給喬日成提供了一個發財的機會。他憑藉自己的實力，逐漸控制了應縣的鄉村政權，除向農民徵收煙稅外，還大做煙土生意，聚財甚多。喬利用搜刮來的錢財，除進一步擴充兵源，增加實力外，還開辦了兵工廠、修械廠、木器廠、鑄鐵廠、被服廠等小型工廠。

王震旅長命令七一七團突襲下社新堡，激戰整夜亦終未攻入堡內，因返延安時間緊迫，所以便撤圍西去

喬日成獨霸應縣鄉村政權后，將這一帶視為一己之天下，既抗拒日偽政府插足，又阻礙破壞抗日政權的建設。

喬軍司令部駐地新堡常駐一個大隊和特務連的兵力，約計700餘人。下社村南5里許的小石口村，亦常駐一個大隊互為犄角。喬軍在新堡構築有防禦工事，構成上中下三層防禦體系和交叉火力網，易守難攻。

1939年7月，八路軍三五九旅奉命由河北調回延安，途經應縣時，應晉察冀邊區政府之請求，同意攻打新堡，拔掉喬日成這顆釘子。王震旅長命令七一七團突襲下社新堡，激戰整夜亦終未攻入堡內，因返延安時間緊迫，所以便撤圍西去。雁北支隊亦未攻克小石口，復上南山。自此，喬日成便與八路軍完全敵對了。

此日戰鬥結束后，喬日成將戰報報到大同日軍師團部，並有駐防應縣日軍連夜發去的電報證明，喬日成再次得到日酋的讚賞和重視。

喬日成設計將抗日失利來投的結拜兄弟王天存殺死，吞併其隊伍，並電告日軍。大同日軍師團長派來汽車拉走王的屍體驗證后，又轉送張家口日軍軍團司令部驗明正身。日軍對喬此舉再次大加獎賞，將喬的“雁北保甲隊”隊長升為“晉北挺進軍長城南境剿共總司令”。

喬日成解決了王天存的部隊后，備受日軍重視。日軍不僅給喬不少武器彈藥，紙幣等物，還給喬派入一名日軍准尉軍官當顧問，派來6名曹長（上士）當各大隊的指導官，旨在控制喬軍。

待7個日軍士官到達喬部后，喬把他們安置在司令部另外一個好房院集體居住，不往各大隊分配。從村裡雇了7個年輕姑娘，陪他們夜宿晝樂，教會了他們打麻將、吸大煙。這些下層日軍士官，哪裡享受過這般花天酒地的日子，故對喬無不十分感激，惟命是從。

1940年夏季，喬日成吞併應縣另一鐵桿漢奸王國相部，遭到日軍干涉，並形成對抗。

1941年2月18日，日軍派駐大同的師團長黑田中將親自指揮一個日軍機械化師團約8000餘眾和偽蒙一個騎兵師、一個步兵師約6000餘人，三路大軍合擊喬軍。次日拂曉，黑田所率日軍到達城北10里的桑乾河木橋，用計騙開城門，佔領應縣。

勸喬投降不成，黑田即下令向喬日成的駐地新堡發起攻擊。飛機、大炮、迫擊炮齊發，轟擊堡牆和堡內民房，頓時地動山搖，房倒屋塌，整個新堡成為一片火海。戰鬥十分慘烈，一直打到黃昏，日軍始終不能攻進，雙方傷亡都很慘重。與此同時，四鄉外圍據點也都處於激戰之中。到天黑戰鬥停息后，守衛新堡的喬軍1500多人，陣亡近千人，重傷200多，尚有戰鬥力的僅剩下300餘人。半夜時分，喬日成將所餘人馬分為三路突圍。出敵意料的夜襲，使日軍指揮部混亂不堪，並死傷不少中高級軍官。喬軍官佐及家屬組成的第三路得以乘隙安全向西轉移。

翌日拂曉，日軍湧入新堡和喬堡，挨戶搜查，見人就殺，無論男女老少全殺光。此次日喬之戰後，日軍在新堡、喬堡等地大屠殺四日，共計殘殺1650餘人，燒毀房屋850餘間，姦汙婦女、掠奪財物難以數計。

喬日成率200人於半夜突圍后，次日晨到了南山八路軍的根據地。然而喬始終不願歸屬八路軍。他要收集失散官兵，重振旗鼓，以圖東山再起。喬即刻派人下山聯絡散眾，不多日即收羅回散兵300餘人。

日軍在新堡受到重創后，又從蒙疆各地調來大批偽軍，重新組織兵力開往南山，一面掃蕩八路軍根據地，一面追擊喬日成。

是年秋季，喬部轉移到草垛山附近，日軍以一個連的步兵和一個師的偽軍包圍了草垛山。雙方戰鬥打響后，喬部利用有利地形與日軍周旋，採用“分兵誘敵，合兵殲敵”戰術，使日軍腹背受敵，傷亡很大。

喬日成突圍到水磨村，收集散兵，又至500多人，他將這些人馬編為5個連隊，直接受其指揮。

在草垛山追剿喬部的日偽軍發現喬部突圍后，繼續搜尋追擊。當喬隊在水磨村扎定不幾天，日偽軍又以四路同時向水磨村撲來。這次戰鬥，從上午直戰到黃昏，喬部終因寡不敵眾和彈盡而大部分戰死，但日軍死傷更為慘重。

天黑后，喬日成身邊僅剩下7人，后突圍而走。喬對身邊的幾個人說：“我現在沒有兵了，不能在此抗日了，只好先到國統區去。”於是，喬到了綏遠去找張盛生和傅作義。

岳中正認為此時正是報仇雪恨的大好時機，於是近距離地端起手槍，瞄準喬的腹部“砰”地就是一槍

張盛生時任國民黨察哈爾省主席兼晉察綏邊區抗日挺進軍司令，但當時張在綏遠實是寄傅作義籬下，所以很難滿足喬的要求，便推薦他到重慶中央高中級軍官訓練團受訓，並讓他設法見到蔣介石，求蔣給補充兵員和武器。

1942年正月，喬去了重慶，到中央軍訓團受訓。他託人引薦，晉謁了蔣介石，並提出補充兵員請求，蔣聽后很不耐煩。最後只得到軍委發給的一張“華北剿匪軍少將司令”委任狀和一張獎狀，仍是令其自行發展。

1942年夏，喬在重慶受訓結束，即返回綏遠。他又想投歸二戰區的閻錫山，閻接連傳見他三次，並於之促膝交談，待他為上賓。閻先令喬在洪爐訓練3個月，還參加了閻的鐵軍組織。受訓畢，閻委喬為“第二戰區雁北挺進縱隊中將司令”。

喬到綏遠后，發展隊伍也並非很順利，所以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時，才僅發展到300多人。按閻錫山的指令，喬即時開進雁北。

1945年8月17日，喬率部開進雁北。抵大同城外時，喬通知城內日軍投降。日軍聽說是喬日成，便緊閉城門不予理睬。喬部不足一個營的兵力，無法佔領大同，遂聯絡舊部張朴率偽警備隊500多人一起奔回應縣。

抗戰勝利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在應縣農村發動群眾，組織民兵、農會、武委會等，開展“減租減息”運動，進行土地改革。這一時期，喬日成一直盤踞在應縣城，並不斷派部隊到城外活動，進行搶掠和報復，殺害革命幹部和群眾。同時，不斷加固城防，時刻提防著解放軍攻城。

1946年7月20日，晉察冀軍區命令解放軍四縱隊第十旅旅長邱慰、政委傅崇碧指揮全旅3個團，加之雁北軍分區部隊的配合，進攻應縣城，一舉攻佔了東西兩關，把喬的部隊包圍在城內。

駐軍應縣城的喬匪成了瓮中之鱉，但他們多是些亡命之徒，匪性不改，因而憑藉著堅固的城防工事負隅頑強。在7月20日，我人民解放軍發起了三次攻城大戰，但終因抵抗強烈，未能攻下，我軍傷亡很大。第十旅的攻城將士們只得先行包圍，再謀攻城之計。但令攻城將士沒有想到的是，在我軍發動的第三次衝鋒，攻城雙方正激戰之際，喬日成被他手下的一個連長岳中正用槍擊傷，生命垂危。

岳中正是喬日成部下的一名連長，在喬的匪部發展的鼎盛時期，即1940年前後，岳中正當上了喬的一名排長，其妻章氏生得頗有幾分姿色。一天，喬日成到岳所在的連隊去視察，偶遇章氏，即被其美色所迷住。但礙於岳的面子，不敢輕舉妄動。十餘天后，喬瞅准機會，走到岳的住處，對章氏提出非禮要求，章氏對喬日成平日頗有好感，在半推半就之中完成了苟合之事。在以後的日子裡，喬日成更是一發不可收拾，霸佔岳妻達半年之久。最後此事終於被岳中正得知，其妻羞愧難當，自盡而亡。岳中正與喬日成由此結下了深仇大恨，只是因為喬匪強壯有力，又是自己的首領，岳也奈何不得。為了安慰部下，喬日成讓岳中正升任連長，但岳的仇恨並沒有消除。

正當解放軍對喬匪發動第三次衝鋒，激戰正酣之際，喬日成也俯身在垛口後面瘋狂地向我軍射擊，岳中正認為他此時沒有防備，正是報仇雪恨的大好時機，於是近距離地端起手槍，瞄準喬的腹部“砰”地就是一槍，喬日成應聲倒地。

喬被擊中腹部后並沒有立即斃命，而是命令貼身衛士將他秘密抬下，並且嚴令內部人員對此事要嚴守秘密，以免擾亂軍心，影響匪徒們的士氣。喬日成被抬下后迅速送到匪軍醫所，匪軍醫們馬上組織手術搶救，但由於子彈射穿內臟，傷勢過重，兩天後，喬日成終於不治身亡。

喬日成死後，我軍第十旅的攻城戰士們也迅速地攻佔了應縣縣城，喬匪的部下非死即逃，真正呈現了土崩瓦解之勢。岳中正被俘后因不願投誠，被我軍就地遣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