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醫學院

1942年，正是抗日戰爭處於最艱苦的階段，我與幾位醫學界老友在當時湖北省省會恩施共同創建了湖北省有史以來的第一所醫科專業學府——湖北醫學院，並有幸擔任了第一任院長。現將湖北醫學院前一段經歷的史實記錄下來，留給後人評述。提起創辦湖北醫學院的原始思想動機，還得追溯到1929年至1934年我在德國留學期間發生的一件事。一天，一位瑞典籍的同學問我：貴省有多少人口？我答：3600萬。又問：有幾所醫學院？我答：一所也沒有。他十分詫異，瞪大眼費解地看著我，好大一會才說：人口這樣多的省份怎麼連一所醫學院都沒有？醫護人員如何培養?3600萬人生了病怎麼辦?……一連串的發問深深地刺痛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感到熱血在周身沸騰，暗自發誓，將來學成回國，一定創辦一所醫學院，為國家、為湖北造就一大批高級醫護人才，徹底改變醫學教育水乎低下、人民健康無保障的落後面貌。因此，我在德國留學期間，除了發奮攻讀外，還特別注意德國高等醫學教育的特點，從院校結構、管理方法，到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材、考試方法各方面，無不悉心考察，比較優劣，並節衣縮食，自費購置了大量教學參考資料及一整套病理組織切片。

1934年，我結束了在德國的留學生活，回到闊別五年的祖國。先應聘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任外科副教授，1938年轉至貴陽安順軍醫大學工作。1941年，再度回到中山大學執教。但無論走到哪裡，也無論環境、條件有什麼改變，我始終不改初衷，並利用一切機會結識醫學人才。

20年代，武昌城內原有一所醫專學校，學製為六年，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攻破武昌城，校內尚有一批預科班學生。不久，學校無形關閉，這批學生便由武漢大學負經費責任，轉至中山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我在中山大學時，因為同鄉的關係，這批學生和我比較接近，我在與他們交談中談到，將來我想回到湖北創辦醫學院；到那時，希望他們也能前往，佐我一臂之力。學生們聽了十分高興，紛紛表示畢業后願隨師辦學，振興湖北的醫學教育事業。在貴陽軍醫大，我的身邊也聚集著一批熱血青年，雖大多非湖北籍人，但為我的抱負所感，願為湖北醫學院的創辦儘力。以後，這些學生中不少人踐約來鄂，成為湖北醫學院創始骨幹，並在各個歷史時期，為湖北醫學院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儘管我早有創辦湖北醫學院的願望，但真正使我下決心回到湖北，卻是一件偶然的事所促成。

舊中國的醫學界一向分為德日派和英美派，兩大派系之間，壁壘森嚴，勾心鬥角十分嚴重。當年的中山大學醫學院便是所德日派師資佔多數的院校，當我第二次返回中山大學時，教育部派了一位英美派人士做院長。此人是教育部長朱家驊一位老友的女婿，雖也曾留德學醫，但一無所成，所以教授們十分反感，不甘受其領導。時間久了，矛盾激化，教授聯名向校方建議，舉我為醫學院院長。為調解矛盾，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親自來做我的工作，他說，你有什麼意見可提出來商量，但象這樣由教授們推選院長，中央不會同意，教育界也無先例，恐也不妥，此事就此作罷吧！我表示同意，一場風波逐漸平息。但我的處境卻因之日益不妙。

1942年，我突然接到留德同學楊光第等人寄自湖北的來信，稱陳誠、朱懷冰等人邀我回湖北負責籌建湖北醫學院。我不禁喜出望外，隨即辭去了中山大學醫學院的教職，攜帶家眷來到了戰時的湖北省會恩施。到恩施后，一開始我對陳誠寄有很大希望。自認為不認識個大人物想做番事業談何容易？如今機會來了．既然陳誠囑命我辦湖北醫學院，就一定會盡全力支持我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成為戰時教育的模範。

哪知事情絕非我想的那樣天真，一接觸到建校實際，問題就來了，要校舍無校舍，幾經努力，才接收了思施郊外沙灣的一所高級護士職業學校，作了醫學院校址。經費更緊張，省政府衛生處照例只肯撥給一個班次的經費(因為1942年秋，醫學院首屆招收了60餘名學生，只夠一個班次的標準)，這可憐巴巴的一點錢，怎夠維持偌大個學院的開支呢？至於擴大學校規模，添置先進教學設備，就更屬奢望了．到後來，連師生們的一日三餐都難以為繼，迫不得已，去找陳誠。陳誠已經了解我來意，當面不表明態度，而是把我讓到擠滿許多來訪者的客廳．對每個人都敷衍寒暄幾句，使你無從啟齒，哭笑不得，只得掃興而歸。通過這事，我對陳誠的幻想完全破滅，彼此間的關係亦開始惡化。事後經過多方了解。我才知道了陳誠要我創辦湖北醫學院的真實何在。

湖北醫學院

原來重慶期間，陳誠和陳立夫、陳果夫兄弟及朱家驊等人之間有矛盾，彼此爭權奪利，各自發展自己勢力。當陳誠來到湖北當了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后，就想通過所謂“建設新湖北”的口號，撈取政治資本，根據他的“新湖北建設計劃”，戰時的湖北將建成一所綜合性的最高學府——“湖北大學”，下設四個院，即工學院、農學院、教育學院和醫學院。在我來恩施之前，恩施已有了由專科升栳的農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也正在籌備，於是陳誠便對省政府衛生處處長，我的同鄉，留德同學盧鏡澄講，請他多物色些湖北籍的醫學人才，儘快把醫學院籌辦起來。盧便寫信請來了楊光第，接著又邀請我，並稱陳誠、朱懷冰等人對我非常器重，明確我負籌備之責等等。以後我又聽陳誠講，現在武漢大學已遷至四川樂山．將來抗戰勝利后肯定沒有湖北大學複員快，他可以讓湖北大學先把武漢大學的原址佔用，至於武漢大學遷回武漢有什麼困難，他以後再想辦法解決。言下之意，是企圖以湖北大學取代武漢大學，樹立他的個人威信。事實上，陳誠很快就調離湖北，到重慶任軍政部長去了。他沒有也不可能給我們這些辦教育的人以實際支持。

既然得不到官方的支持，我們就只好依靠全院師生團結一心、艱苦奮鬥了。醫學院接收的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原只有一問瓦房，幾間草屋，衛生條件很差。我們來后首先挖了兩口水井，做起了美觀的護欄和井台，井水經過沙石層過濾，清澈如鏡，味道甘甜。為此，當時的省教育廳長張伯瑾還特地題贈了“雙清”二宇，表示讚賞。其次，利用當地出產的山石，開成石條，按照中國古典建築風格修了—些新校舍。還清整鋪平出一大塊空地當做操場，四周栽樹，盡量美化環境。一次，繼陳城之後當省主席的王東原到醫學院視察后，曾稱讚說，你們的學校辦得很漂亮，象個高等學府的樣子。

由於經費問題無法解決，我只好把高級護士職業學校的名額也往上報，居然獲得批准。以後又陸續招進了幾班本科生和幾班專科生；又領到了幾個班的經費，總算把門面維持下來。

師資問題也頗費周折，我想雖然醫學院條件很差，但是還要儘可能開齊所有功課，讓學生學到應該掌握的知識，不讓學生們白白浪費幾年好光陰；但要開齊幾十門功課，必須想方設法去找老師。

首先，我聘請了省立醫院一批優秀醫生，如楊光第、何欽聖、劉克亮、董道蘊、胡金鑫和余傳賢等。其次，利用往日的關係，從中山大學醫學院、貴陽軍醫大、江蘇醫學院和湖南師範學院延請了一批老師和學生。其三，從恩施其他幾所院校中聘請了幾名教師，教基礎課程。我自己親自講授德語和解剖學。在學校管理上，基本沿用德國院校成規，制定了嚴格的校規和作息制度，學生一律過集體生活，睡高低床，床單被褥、生活教具放得整整齊齊，吃飯時圍成一圈，不許端著碗東遊西盪。在教學上，要求很嚴，隨時抽查教學質量，對教課馬虎的老師和學習不認真的學生提出嚴厲的批評，絲毫不講情面。我把辦好湖北醫學院當作畢生的事業。在生活上力爭和學生打成一片。在我的督促和全院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校園內遵紀好學蔚然成風，從沒有學生因學習成績差或調皮搗蛋受到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