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努阿·阿契貝

後來阿契貝放棄了祖先傳下的宗教，但他尊重它的傳統，並時常把傳統習俗的成分融入他的基督徒生活。欽努阿的全稱，欽努阿盧莫古（“願主為我而戰”）是為神賜的保護與堅強而祈禱。阿契貝家裡還有5個存活下來的孩子，他們的名字同樣以傳統辭彙來表達與新教相關的意涵：Frank Okwuofu、John Chukwuemeka Ifeanyichukwu、 Zinobia Uzoma、Augustine Nduka和Grace Nwanneka。

早年

阿切貝出身於奈及利亞東南部的伊博村落奧吉迪（Ogidi）的一個信仰新教的家庭。伊博人的傳統中，講故事十分普遍。欽努阿小時候他母親和姐姐Zinobia Uzoma就經常給他講故事，他對這些故事也十分歡喜。他父親掛在自家牆上的拼貼畫、年曆以及一些雜書——如《仲夏夜之夢》的簡易改寫本和《天路歷程》的伊博版，也使他受益匪淺。同時，他對村裡的那些傳統活動，比如經常舉辦的假面舞會頗感興趣，他在將來的小說中經常再現那些場景。

早期教育

1936年，阿契貝進入了飛利浦氏中央學校。學校無視他的抗議，讓他在兒童宗教班耗掉了一個星期時光，但他的才智很快被駐校教士發現，於是被調至更高的年級。一位老師稱他是班裡書法和閱讀能力最好的學生。他還參加每周的主日學及每月舉辦一次的福音派特別活動。有一次發生了大論戰，當時新教的反對者質問傳道師什麼是基督教教義。之後阿契貝將此次事件寫入了《瓦解》。

12歲時，阿契貝隨家人遷往距奧韋里（Owerri）4千米的Nekede。他照哥哥約翰所說，以中央學校學生的名義做了登記。在Nekede，阿契貝獲得了Mbari——一種用以雕刻和剪貼畫為形式的象徵性祭品向上帝祈禱的藝術——的鑒定。1944年，當阿契貝要升入中學時，他參加了位於奧尼查的聲望頗高的丹尼斯語文學校和座落於烏穆阿希亞的聲譽更高的政治公學的入學考試，並都獲得了通過。

政治公學是在1929年由殖民地政府出資，按英國公立學校的標準設立的，目的是培養奈及利亞未來的精英。它的學術標準頗為嚴格，並且十分平等，純粹以個人能力為衡量標準來招學生。學校里通用英語，不僅是為了提高語言能力，而且是為了給來自不同語言地區的奈及利亞學生提供交流的便利。阿契貝後來說這要求他們“放棄自己不同的母語並且以殖民者的語言交談”。這規矩帶有強迫性，阿契貝回憶道他受到的頭一次懲罰便是用伊博語要另一個男孩遞肥皂。

頭一年，阿契貝就完成了兩年的學業，他只需在學校里待兩小時，而不是標準的五小時。他極不適應體育課，卻與其他五個極好學的學生湊在一塊兒。他們對學習如此熱情，以至於校長禁止在下午五至六點之間研習課本（雖然其他活動和其他書是被允許的）。

阿契貝開始在學校“美妙的圖書館”中開始他的探索之旅。在那兒他發現了布克·華盛頓的《超越奴役》——一位從前美國奴隸的自傳；阿契貝發現這本書故事的悲慘，並“看到了現實的另一面”。他也讀古典小說，比如《格列佛遊記》《大衛·科波菲爾》和《金銀島》，以及關於殖民地英雄事迹的故事，比如亨利·里德·哈格德的《冒險奇兵》、約翰·巴肯的《祭司王約翰》。阿契貝後來回憶說，作為一名讀者，他“站在對抗土著人的白人角色一邊”甚至變得討厭黑人。“白人善良、公道、聰慧而且勇敢。與之相比，土著人兇惡、愚蠢、狡猾。我對他們厭惡透頂。”

大學

1948年，獨立前夜，奈及利亞開設了第一所大學。它一開始僅僅是一所大學學院（即伊巴丹大學），是倫敦大學的夥伴學校。阿契貝在入學考試中獲得高分，獲得了學習醫學的獎學金。一年的勤奮學習過後，他覺得自然科學對他並不合適，故轉而學習英語、歷史和神學。由於他轉了專業，所以失掉了那份獎學金。不過政府和家庭繼續資助他，使他能夠完成學業。一開始學校英語教學水平就很高，校友中有不少著名作家。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爾·索因卡、小說家伊萊徹·阿馬迪、詩人、劇作家約翰·克拉克，以及詩人克里斯托弗·奧基博。1950年阿契貝為《校園先驅》寫了篇短文《大學生之兩極》，這是他首次涉足寫作，用反語和幽默的手法稱讚了自己同學的智力。隨後他又寫了幾篇關於學術自由和哲學的評論，發表在另一本校園刊物《名流》上。1951學年度他成為《先驅》的編輯，並幹了兩年。

上大學時，阿契貝寫了他的首篇短篇小說《在鄉村教堂里》，這篇小說將基督教的習俗與奈及利亞農村生活場景融合在一起，這種風格在他之後的作品中也有很多體現。他在伊巴丹時所寫的其他小說（包括《新舊秩序的衝突》《死者之路》）探尋傳統與現代性間的矛盾，把目光投向兩者之間的對話與溝通。當Geoffrey Parrinder教授到大學里開設了宗教比較課之後，阿契貝開始研究基督教歷史以及非洲傳統宗教。

阿契貝在伊巴丹學習期間，開始對歐洲人寫非洲的文學作品持批判態度。他閱讀了愛爾蘭小說家喬伊斯·卡里1939年的小說《約翰遜先生》，這部小說描寫一名奈及利亞僱工保受英國店主的虐待，卻仍然心裡很快樂。阿契貝對作者對於非洲文化的無知十分不滿。他的一位同學告訴教授說該書唯一能夠讓人高興的地方就是主角約翰遜被射殺。

1953年，阿契貝結束了伊巴丹的學業，被授予二級學位。他為沒能拿到最高學位而惱火，並對畢業后何去何從感到不知所措。他回到了老家奧基迪。

《瓦解》

回到奈及利亞后，阿契貝開始修改他的長篇小說（也被叫作《瓦解》），題目取自葉芝《第二次降臨》中的詩句。他去掉了該書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只餘下薯農奧康考的故事。他加上一些段落，潤色了文字，並調整了結構。到1957年，他已把小說雕琢成想要的樣子。他將唯一的手稿寄到倫敦的列印社。然而幾個月過後仍杳無音信，阿契貝開始著急。他所任職的廣播電台的主管Angela Beattie正準備去倫敦度假；他求她去代為詢問此事。Beattie去了，並憤怒的責問為何把書稿被忘在角落。阿契貝很快收到了列印稿。Beattie的干預對他能夠繼續從事文學事業有著關鍵的作用。如若小說的稿子遺失，他後來回憶說：“我將感到非常氣餒，說不定會全盤放棄。”

1958年，阿契貝將他的小說送至吉爾伯特·菲爾普斯推薦的倫敦代理商處。小說被送往好幾家出版社；一些出版社直接拒絕了，他們認為非洲作家的作品沒有市場價值。最後它被送Heinemann，那裡的主管開始時還很猶豫，直到剛從西非旅行回來的顧問Donald MacRae寫了一份簡明的報告：“這是二戰以來我所讀過的最好的小說”。

1958年6月17日，Heinemann發售了2000套《瓦解》的精裝本。據出版商當時的僱員Alan Hill回憶，當時出版社根本沒準備好發行它。媒體普遍看好該書，評論家Walter Allen 和小說家Angus Wilson也給予了積極評價。三天之後，《泰晤士文學增刊》撰文說該書“真正成功的從內部視角表現了部落生活”，文學雜誌《時代與潮流》也稱“阿契貝的風格為有志於文學者樹立的榜樣”。

小說在奈及利亞的反響好壞參半。當希爾試圖在西非推銷該書時，他遭到了懷疑和嘲笑。伊巴丹大學的教職工覺得由他們的校友出一本能賣的小說是很好笑的。有些讀者則報支持的態度；《黑人奧菲斯》登載的一篇評論寫道：“這本書在讀者面前完整的創造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伊博人生活圖景，書中的人物和情節充分表現了一種仍保有在人們記憶中的但已不可挽回的消逝的生活方式。”

在書中，奧康考一直試圖擺脫父親——一個喜歡吹笛的經常欠債不還錢的懶漢的影響，而當白人傳教士來到他的烏莫非亞村時，各種矛盾和混亂愈演愈烈。阿契貝通過探索文化衝突領域的問題，尤其是伊博傳統與基督教教義的碰撞，最終回歸到那些取材自親身經歷的早期小說的主體上去。

《動蕩》及旅行

1960年，阿契貝將第二部小說《動蕩》獻給了克里斯蒂，該書描寫了拉各斯官員的腐敗。小說的主角叫奧比，是奧康考之孫。阿契貝通過描寫奧比在拉各斯的遭遇來反映奈及利亞獨立后的新一代人所面臨的挑戰。奧比受到他的家庭、部族、故鄉、以及整個社會的期待的限制。他與爺爺一樣受到這些力量的層層重壓，結果因賄賂而陷獄。阿契貝這部小說，展現了描繪現代奈及利亞生活的才幹。

同年晚些時候，阿契貝獲得了洛克菲勒獎金，以作六個月的旅行，他稱之為“我寫作生涯的第一筆津貼”。他旅行去了東非。奈及利亞獨立一個月後，他去了肯亞，在那兒他被要求完成一份移民表格，在一個空格里填寫自己的族裔：歐洲裔、亞裔、阿拉伯或其他。他驚訝自己不得不填“其他”，發現自己的處境“近乎可笑”，於是多拿了一張表作紀念。之後他去了坦尚尼亞和桑給巴爾（現合併為坦尚尼亞），他看到非非裔旅館店員和社會精英的家長主義態度，感到沮喪。

阿契貝在旅行中還發現斯瓦希里語日益成為非洲具有主導性的語言。電台以斯瓦希里語播報，它的使用在他訪問的國家很廣泛。雖然如此，他也發現人們對以斯瓦希里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漠不關心”。他會見了詩人謝赫·沙班·羅伯特，後者報怨出版斯瓦希里文作品時曾遇到麻煩。

在北羅德西亞（現稱尚比亞），他一次乘公汽去維多利亞瀑布，坐在了只坐白人的部分。售票員問他為什麼坐前面，他回答道：“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話，我來自奈及利亞，在那兒我們想坐哪兒就坐哪兒。”快到瀑布式黑人乘客為他歡呼，但他覺得悲哀——他們不能夠堅持反抗種族隔離政策，真是諷刺。

兩年後，阿契貝再次離開了奈及利亞，這回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造性藝術家基金的支持。他訪問了美國和巴西，在美國見到了許多作家，包括小說家拉爾夫·埃里森和阿瑟·米勒。他還見了一些巴西作家，與他們討論用葡萄牙語寫作的麻煩。阿契貝擔心巴西有特色的文學作品會被忽視，如果不被翻譯成使用更廣泛的語言的話。

奈及利亞之聲與非洲作家系列

阿契貝回到奈及利亞后，他被提升為奈及利亞廣播台對外播報主管。他首先幫忙創立了奈及利亞之聲廣播網。1962年元旦該電台進行了首次播報，且在獨立后的混亂時期維持客觀的觀點。各派官員持續衝突，當奈及利亞總理阿布巴卡爾·塔法瓦·巴萊瓦宣布西區進入緊急狀態后，這種客觀性面臨考驗。阿契貝為政府腐敗的證據以及反對派的沉默感到悲傷。

1962年，他參加了烏干達坎帕拉馬凱雷雷大學學院召開的非洲英語作家執行會議。在那兒他會見了非洲及全世界的許多重要作家，包括迦納詩人科菲·阿武諾、奈及利亞劇作家和詩人沃萊·索因卡、美國詩人蘭斯頓·休斯。討論的其中一個話題是非洲文學一詞是否應包括海外文學，或僅僅指居住在非洲的人創作的文學。阿契貝指出這不是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等到有足夠數量的作品寫出來，學者們自會作出判斷。阿契貝在幾本期刊上發表了關於該次會議的文章，將它譽為非洲文學的里程碑，強調非洲大陸及海外發出的孤立聲音所共有的精神特質的重要性。

在馬凱雷雷，阿契貝被邀請閱讀當時還是學生的詹姆士·恩古吉所寫的一部小說——《孩子，你別哭》。他被打動了，把它交給海涅曼的阿蘭·希爾，後者兩年後出版了該書，與其他一些非洲作家的作品一起推出了平裝本。希爾聲稱這個舉措打破了英國書商認為“西非是個只能去賣書的地方”的局面。阿契貝被選為非洲作家系列的總主編，該系列成為將非洲后殖民文學推向世界的重要力量。

這些作品流傳越來越廣，關於非洲文學的評論——尤其是在歐洲——開始增多。阿契貝在1962年12月號的《奈及利亞雜誌》上發表了評論《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對抗在他祖國流行的議論。文中他區別惡意批評者（完全消極）、驚奇的評論者（完全積極）和清醒的批評者（他們尋求平衡）。他反擊了那些從外部批評非洲作家的人，說：“沒人能理解別人，如果他不說後者的語言（這兒‘語言’不止指辭彙，而且至人的整個世界觀）”。

《神箭》

阿契貝的第三本書《神箭》出版於1964年。和前作一樣，它探討了伊博傳統與歐洲基督教的交叉點。劇情發生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烏姆阿羅村，小說講述了烏魯祭司埃澤烏魯的故事。英國干預力量在該地區的滲透使他震驚，他命令他的兒子學習外國人的秘密。像《瓦解》中的奧康考和《動蕩》中的奧比一樣，埃澤烏魯的結局是悲劇的。

小說的最初構思是在1959年，當時阿契貝聽到一個大祭司被民政事務專員囚禁的故事。一年後，當他看到考古學家瑟斯坦·肖搜集的該地區文物時，被這些藝術品的複雜性所觸動，這給了他更多靈感。後來一個熟人向他展示了一系列殖民地官員的論文，阿契貝融合了這些歷史，開始了《神箭》的寫作。像阿契貝以前的作品一樣，這部小說也廣受好評。修訂版出版於1974年，以糾正阿契貝所謂的“某些結構上的弱點”。

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在給阿契貝的信中表達了對小說主角突然垮台的吃驚和敬佩。他讚揚了作者有勇氣寫出“少有西方小說家敢構思的結尾”。阿契貝回應說這表明在非洲文學中個人主義英雄是罕見的，它植根於個人角色“屈服於宇宙中的非人類的力量”的傳統。

當1967年比亞法拉區脫離奈及利亞后，阿切貝成為比亞法拉獨立的堅定支持者並且出任新政權的委員。戰爭使平民深受其害，暴力和飢荒使得死亡持續蔓延，他向歐洲人和美國人尋求人道援助。當1970年奈及利亞政府重新兼并該地區時，他參加了執政黨，但很快對他親眼所見腐化和歧視感到失望，又退出了該黨。他在1970年代到美國住了幾年，1990在奈及利亞的一場車禍使他半身殘廢，之後他又重回美國。

阿切貝的小說關注伊博人的傳統、基督教的影響、以及殖民和后殖民時期的文化碰撞。他從伊博人傳統的口頭文學汲取營養，經常直接引用民間故事、諺語和名句。他還出版了許多短篇小說、兒童文學和隨筆集。長期在紐約哈德遜河畔的巴德學院擔任史蒂文森語言文學教授，直至2013年3月21日逝世。阿切貝曾獲布克獎、英聯邦詩歌獎等大獎，被英國、美國等國多所大學授予二十多個榮譽博士學位，入選“全球百名公共知識分子”。

最初從事對外廣播工作，1966年起專事寫作。

1953年畢業於伊巴丹大學

1954年在廣播電台工作

1961年任對外廣播部主任

1962年主編《非洲作家叢書》

1966年回到奈及利亞東部的家鄉。後任奈及利亞大學研究員。

1971年創辦《奧基凱》雜誌。

1972年被派往馬薩諸塞大學英語系任訪問教授。

4年後回奈及利亞大學任英語教授。

2005年全球知識分子投票位列第38位，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一直用英語寫作。以奈及利亞伊博人民獨立前後的生活為題材的“奈及利亞四部曲”是其代表作品，其中《瓦解》1958年發表后，即獲得了布克獎。其它三部分別是《動蕩》（1960）、《神箭》（1964）和《人民公僕》(1966)。

第一部《瓦解》真實再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入侵奈及利亞前伊博族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是非洲英語小說中的傑作。

第二部《動蕩》描寫一個立志改革的歸國留學生最後經不住金錢的誘惑而墮落，眾叛親離的悲劇故事。說明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都市生活對人的腐蝕作用。

第三部《神箭》主要揭露英國傳教士在農村的殖民活動，以及殖民主義侵入所引起的變化。

最後一部《人民公僕》嘲諷了獨立后以人民之子和人民公僕自詡的政客，揭露當時政治生活的動蕩與混亂。

他還著有詩集《當心啊，我的心靈的兄弟》（1971），短篇小說集《戰地姑娘及其他》（1971），兒童故事《契克過河》（1966）和論文集《創世日的黎明》（1975）。其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並多次獲獎。

繼“奈及利亞三部曲”之後，阿契貝又陸續出版了長篇小說《人民公僕》《荒原蟻丘》，中篇小說集《一隻祭祀用的蛋》，雜文隨筆《非洲的污名》等作品，其中《非洲的污名》收錄了作家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2009年的一些隨筆和演講，是他的一本重要的文論集。在這本集子中，阿契貝以犀利、尖銳的文字直陳殖民地國家的種種罪行，“非洲在歐洲眼中屬於另一個世界”，他們認為“這些非洲生物沒有靈魂、宗教、文化、歷史、人類的語言，以及智商”，於是“把一己之願強加於人，攫取他人的土地和歷史，然後把受害者偽裝成需要監護的未成年人來混淆視聽”，這些看法“本質上源於無知”，是殖民者“精心設計的一項發明”，甚至於“就連侵略者自己似乎都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有時需要用無恥的偽善來掩飾自己的強盜行徑”。正是“由於殖民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否定，其教育計劃不可能是完美的典範”，因此阿契貝提出“作為人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通過拒絕被逆境定義、拒絕淪為其代理人或受害人來克服逆境的能力”，即非洲人民首先要自我覺醒，這也是阿契貝致力於文學創作的根本。通過他的作品，非洲終於得到正名，長久以來在文學上的殖民凝望得以瓦解，他為世人還原了一個真實的非洲，並希望這片土地之上的人能得到世界應有的尊重，從這層意義來說，阿契貝之於非洲的意義確實非同一般。

《瓦解》出版同年，阿契貝在NBS升了職，並負責廣播網在東區的報道。他遷往埃努古以便履行職責。在那兒他碰到了克里斯蒂·奧考莉，她是那兒土生土長的，剛加入NBS。她的一個朋友發現雖然她們同時被雇傭，但克里斯蒂的工資比她低一級，於是在克里斯蒂找到阿契貝理論，這樣他們第一次交談。克里斯蒂因闌尾手術而住院，她高興的看到阿契貝帶了好多禮物和雜誌來看她。

阿契貝與奧考莉越走越近，最終於1953年10月22日在伊巴丹大學內的復活日教堂舉辦了婚禮。克里斯蒂·阿契貝稱他們的婚姻充滿信任和相互理解，由於關心和交流之間的衝突，他們結合之初有時也會鬧矛盾。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夫婦倆慢慢學會了適應對方。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兒，名叫齊內羅Chinelo，生於1962年6月11日。他們的大兒子伊凱楚克烏生於1964年12月3日，小兒子齊迪生於1967年5月24日。當孩子們開始去拉各斯上學時，他們的父母開始擔心學校所灌輸的的世界觀——尤其是關於種族問題——那些白人老師常對非洲的生活方式懷有偏見。1966年，阿契貝出版了第一本童書《契克過河》，以表達這些憂慮。比亞夫拉戰爭后，阿契貝有了第二名女兒恩萬多，她生於1970年3月7日。

不是阿契貝需要諾貝爾獎；正相反，是諾貝獎需要阿契貝來證明自己。——奈及利亞《每日太陽報》

全世界的作家都在為新的現實和新的社會尋求新的語彙和新的形式，阿契貝為他們指明了道路。——《紐約時報》

阿契貝的《人民公僕》出版后不久，奈及利亞就發生了軍事政變，作家被懷疑是知情人，被迫流亡，顛沛之中的妻子不幸流產，阿契貝的《人民公僕》讓他失去了未出生的孩子。——維基百科

《人民公僕》是一部偉大的非洲政治寓言，比成千上萬的新聞紀錄更有價值，比一切政治家和記者更具智慧。——《時代周刊》

奈及利亞年輕一代作家拉各斯撰文回憶到：“對許多奈及利亞人而言，阿契貝令他們驕傲……我們常常將他等同於強大的神，提到他的名字來尋求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