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揖主義

作揖主義

《作揖主義》,書名,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著名左派作家劉半農所著。其本意:作揖就是講禮貌的意思,加上主義就是只對個別人講禮貌的意思,指善於恭維上司阿諛奉承的一類人,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陽奉陰違。“作揖主義”是一種處世哲學,意思是不管什麼天大的事情,不與別人爭論,多作幾個揖,留下更多的精力辦自己的事情。

簡介


劉半農化運著左派,《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寫過一篇叫《“作揖主義”》的文章。五四時期在陳獨秀的影響下,五四時期有一批文化新人熱衷於雜文尤其是“隨感錄”的寫作:劉半農的《作揖主義》,李大釗的《青春》、《今》,胡適的《研究室與監獄》、《愛情與痛苦》,錢玄同的《隨感錄二十九》等,都是刊之於《新青年》與《每周評論》上的“隨感錄”中的精品。“作揖主義”后發展為“不抵抗主義”。“作揖主義”和“拿來主義”的區別是:“拿來主義”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作揖主義”是“都要”。

原文


《揖義》 /劉半農
沈二談,服膺紅。紅,《紅樓夢》;,《》。紅旨,簡,論,。怎?沈:“譬罵,必罵:疾呼罵,。旁,,必費罵?狗,咬,必,避算;狗碰,互咬。,須抬,,必抬,管閑;,紅精。”番,(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相象,不過沈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遊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為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里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 存 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不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遊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
譬如早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的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衛生,就要講丹田的衛生。要講丹田的衛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著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里,也有這樣的好處么?”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著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劇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為什麼呢?因為人所居者為‘顯界’,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他,是搜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洒洒,一連談了一點多鐘。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切。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與革命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命黨要排滿;官說革命黨是“匪”,革命黨說官是“奴”。這樣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命黨。為革命黨計,也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么?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當的成效,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卻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即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還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刮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盡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帶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例。”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