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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群

革命老幹部

樂群是北侖小港人,1938年就參加了新四軍。後來她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特別是在1944年,她領導了潛伏在寧波日軍憲兵司令部里的四○○反間諜小組,為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抗戰工作做出了很大貢獻。

參加救亡宣傳隊


1937年七七事變,當時年方19歲的樂群正好從上海愛群女中高中畢業,回到家鄉小港度假,參加了由一批小港青年組成的抗日救亡宣傳隊。
宣傳隊在小港、江南道頭、長山橋、黃梅堰、李隘,後來還到五鄉碶、莫枝堰等地演出。樂群在《放下你的鞭子》街頭劇中成功地扮演了一個由關外逃亡來的香姑娘。在當時的鄉下,女孩子拋頭露面演戲的還很少,這件事被樂群在上海的爸爸知道后,她爸爸坐著自備小汽車趕到東錢湖陶公山,在一個祠堂里找到了樂群。他一看祠堂里地上鋪的稻草,緊蹙雙眉說:“你在上海買了許多共產黨的書,我怕你在上海闖禍,心想到鄉下來也好,誰知你又拋頭露面在街上演戲,過的是這樣苦的生活。我們家已搬到法租界,你這次就跟我回到上海去,你應該去考大學。”樂群回答:“爹,現在大半個中國被日本鬼子佔領了,中國有滅亡的危險,我要抗日救國。”父親又說:“抗日救國?你大學畢業后也好救國啊!”樂群舉出李善祥例子:“爹,小港李家李善祥先生德高望重,家財萬貫,他的幾個子女一樣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我想你也應該向他學習,不要阻擋我的愛國行動。”做爹的被女兒說得啞口無言,他拿出一迭錢交給女兒:“你生活太清苦了,這些錢留給你用吧。”

參加新四軍


1938年初,樂群他們輾轉到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周恩來告訴這批小青年:“現在去延安的路不好走,而且去延安的人太多,糧食供應很緊張,你們又都是南方人,現在八省紅軍的游擊隊在皖南集中,成立了新四軍,還是到新四軍去,我可以打電報給葉挺軍長。”
於是這一行人到了南昌,直接去了涇縣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新四軍領導人胡明找樂群談話,直截了當地問她:“想不想參加共產黨?”樂群說:“我找新四軍就是為了找共產黨,但是我出身資產階級,我能不能參加呢?”胡明說:“家庭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關鍵是表現,我們黨許多先烈先輩也是出身剝削階級的,但他們為了信仰,為了理想,自覺地為革命獻身,有的就是光榮的共產黨員。”於是,樂群加入了共產黨。1938年9月,樂群調到軍部教導總隊女生隊擔任指導員,帶領女生隊做群眾工作,並在日機轟炸后搶救傷員。
一天,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余立金找樂群說:“李部長找你,要你去一次。”在軍部,很多人都知道,經過長征又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四軍組織部長李子芳已經和樂群戀愛,但當時很少見面。樂群踏進李子芳的房間,李子芳開門見山地說:“樂群同志,你在上海不是有些社會關係嗎?組織上決定叫你到上海去,馬上走,在上海建立一個聯絡點,有些年老體弱的同志,準備化裝后經上海到蘇北去。”樂群深情地望著戀人問:“你不是也害著病嗎?你何時撤出去?”李子芳說:“我是組織部長,我怎麼能走?”樂群想不到這竟是與李子芳見的最後一面,皖南事變中,李子芳因為重病纏身,不幸被捕,后犧牲在集中營。
樂群回到上海先說服父親和伯父,由樂群家接待了三四十名陸續從皖南撤退來上海中轉的新四軍幹部,她專門請了裁縫,為同志們量體裁衣化裝北上。樂群家人原來認為共產黨人沒有多少文化,但看到這些幹部個個文質彬彬,待人接物很有教養,而且大都很有學問,為抗日赴湯蹈火,使他們改變了對共產黨人的認識。1942年春節,樂群到蘇北軍部去彙報工作,仍有在皖南事變中脫險的幹部到了樂家,樂群的伯父不但熱情接待,還主動打電話給地下黨員楊秉藻,請他前來接應。1943年,新四軍在浙東建立了敵後根據地,軍部派樂群經上海到寧波建立一個交通站,樂群於是又回到故鄉,她的身份是樂家大小姐,老闆的千金,沒有人懷疑她。

與日寇鬥智斗勇


1944年10月,為了加強城市工作,浙東區黨委成立了城工委,譚啟龍指示城工委王文祥、丁公量要加強埋伏在寧波日軍憲兵司令部里“四○○小組”的領導,決定派樂群去加強領導。
樂群接手領導四○○小組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審查每個成員的情況。她找的第一個人是四○四王福林,她是以王福林表姐妹身份找上門的,正在談話間,憲兵隊的人找上門來了,樂群淡然應付,一點也沒有露出破綻。接著她又找四○三馮樂青,再找四○二周斯明,最後才找四○一周迪道,還有和四○一扮假夫妻的四○六莫奇。經過考察,樂群掌握了全面情況,四○○小組的成員也看到區黨委派來的這位“女政委”態度誠懇,水平很高,相互間建立了信任。
四○○小組為解救被捕同志、提供情報做了許多工作。
有一天,憲兵隊思想科科長鈴木政一來到周迪道家寶奎巷13號找他的乾媽章翠。章翠是房東,其丈夫辛亥前在日本做生意時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回到寧波,日軍佔領寧波后鈴木政一找房子時認識了章翠,她會一口流利的日語,在日本時與鈴木是鄰居,所以鈴木認下了這個乾媽。鈴木當時對乾媽說:“看來,支那戰爭我們打不贏了,我回不到日本去了。”鈴木說在日本有一個未婚妻,準備把在寧波的財物變賣,把現金寄回去,要未婚妻領養一個孩子。
鈴木說這話時,有一個跑單幫的商人阿比也在場,周迪道的“假妻子”莫奇也聽到了,她立即向四○四王福林彙報,王福林把這一情況告知了城工委。城工委一個新的工作人員缺乏保密紀律觀念,他竟把這一情況寫成了新聞,說日軍憲兵隊頭目思想很亂,刊登在《新浙東報》上,鈴木政一看到后大為惱火,要查是誰泄的密。樂群得悉這一情況后認為:阿比在場是個可以利用的掩護,馬上通知阿比不要來寧波,一邊又通過章翠告訴鈴木“可能是阿比說出去的”,一邊又做好撤出的準備,但她認為只要有可能,四○○小組還是要埋伏下去。
由於章翠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鈴木相信了她乾媽的話,而且阿比也找不到了,這事才安然過關。四○○小組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樂群根據城工委指示,領導四○○小組策反了密探隊六七十人攜帶大批武器反正。

開闢交通線


1945年8月抗戰勝利,9月新四軍浙東縱隊奉命北撤,樂群負責掩護已是肺病晚期的城工委書記王文祥撤到上海,讓他住進醫院,但不久王文祥因病重去世。
1948年,樂群又被派到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樂群大哥有個叫竺禹襄的好朋友,原是中紡紗廠高級職員,後來開起了航運公司,運輸南北貨物,蘇北解放區負責貿易工作的馮昌伯同志找樂群聯繫,請她動員竺家船隻為新四軍從上海到蘇北、浙東運輸軍用物資。竺禹襄等人為新四軍開闢了一條海上運輸線。由於工作關係,樂群與竺禹襄產生了感情,后結婚。
海上運輸風險很大,有時貨物被扣留,樂群就調動社會關係疏通。可是危險還是發生了,竺禹襄的哥哥在一次運輸中,被國民黨巡邏艇追擊時,中彈身亡,後來竺禹襄被國民黨水上稽查大隊扣留,關入監獄。由於他的公開身份是運輸公司老闆,只要花錢是可以保出來的,華東局曾山同志指示:“不管花多少錢,也要設法把竺保出來。”樂群賣掉了全部家產,黨組織也支援了一些錢,她親自到南京去活動,終於把丈夫保了出來。解放后,竺禹襄加入了共產黨,在上海海關任科長。
解放后,樂群先在華東軍政大學女生隊任黨委書記,后在上海市監察局工作,1958年3月調入上海市民政局,歷任局黨組成員、組織處長等職。1996年4月11日,樂群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