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庸之妻

文中的大谷妻子，本是一個不問世事，一心相夫教子的平凡主婦。由於丈夫大谷欠下酒館的酒錢，妻子不得不離開家到酒館打工還債。在酒館，包括大谷在內的客人們不再以大谷妻子稱呼她，而是替她取了一個嶄新的名字：阿椿，這個新名字的確立暗示了她脫離大谷已成長為一名獨立的新女性。

大谷

《維庸之妻》中的大谷對於兩性地位的認知，是絕對男權的。他認為“女人沒什麼幸福不幸福的”。言下之意，女性不具備思考自身幸福的能力，是缺乏精神世界的低等生物。同時他認為作為男人無論做任何事情都應該被原諒，偷盜、不忠、卑鄙都是因為“男人儘是不幸。男人時時刻刻在與恐懼掙扎。”因為只有男人才有感知精神與心靈的資質。妻子為了替自己還債而不得不去酒館打工，自己每天都睡在情婦那裡，在他看來，都是男性比女性高等使然。大谷是位小有名氣的作家，然而受戰敗頹廢思潮的影響、對現實的虛無不振和自身的靈感殆盡都充滿恐慌，這與作家本人的氣質不謀而合。大谷不忠、偷盜、厭世，這個形象符合無賴派“真實”大於一切的文學理念，然而這樣的“真實”，絕大多數只是古怪、醜惡、病態、罪惡等接近動物性的無意識的本能。

小早

與大谷形象產生強烈反差的是妻子小早，一個具有完整社會性的人，她遵從傳統道德婦女柔順的禮儀，努力用智慧和誠意維繫著最小的社會團體—家庭，體現了人類自律等社會性對現實以及兩性關係的制衡。作品不遺餘力地刻畫著男人放浪形骸、脆弱猥瑣，女人鎮定堅守、柔韌敦厚，似乎只是在冷靜地展示著男權社會中女性的艱難際遇。然而象徵男權統治的動物性、真實、本能都己不再是炫耀的資本，相反，這些行為在女性自律與制約對照之下更顯得自慚形穢。太宰治以女性的凝視以及對女性積極向上態度的客觀描述，隱匿地表達了相同的態度：如若真實等同於動物性，就應該遭到擯棄，社會地位並不取決於性別，而取決於如何達到兩性、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平衡，因而男權的統治地位也並非理所當然。

小早的孩子孱弱多病無錢醫治，她卻不敢開口向丈夫要一分錢，明知道即使家中窮得只剩一個子兒，丈夫仍是胡亂喝酒花個精光，她也只是忍氣吞聲。丈夫家常便飯性地出軌、偷盜惹來麻煩，小早一心只想善後，居然背著孩子去酒館打工替其還債。不僅如此，甚至還覺得“為什麼我們早不這樣呢。現在的我，好幸福啊。”她對丈夫的馴順謙服甚至到了令人不齒的地步。

《維庸之妻》關於生命的討論極其直白。大谷毫無猶豫地多次表露自己“想死想得不得了”，“我自從出生就整天想著要死。為了身邊的人，我還是死了的好。這是絕對沒錯的。可即使是這樣，我還老死不了。真是怪了，一定是冥冥中有神靈不讓我死。”這種對死亡一廂情願的表白，表達出戰後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集體“生而絕望”的心態，作為男人大谷己經喪失了基本的責任與承擔，與小早的堅強形成強烈反差。不僅如此，大谷常常害怕地鑽進妻子的被窩，口中念叨“好可怕，好可怕啊。我好害怕啊！救救我！”男性與女性身份認知的顛倒，處處體現出大谷無顏面對妻兒的負罪感，並表達了對家庭回歸以及重獲家庭接納的嚮往。太宰治看似在探討兩性關係，實則披露出經歷了戰爭毀滅性傷痛的人類，對於生命重新的認知與救贖。

也許太宰治本人也並未完全意識到，他關於兩性共處範式的探討，在其自殺身亡30多年後，與70年代興起的生態文學批判遙相呼應，相得益彰。大谷對死的嚮往，是一種反面的意象。

太宰治，日本“無賴派”文學代表作家，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稱戰後文學的巔峰人物。出生於富豪之家，本名津島修治。中學期間，開始創作小說、雜文、戲劇，對泉鏡花、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相當傾倒。芥川的自殺對他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一九三〇年，進入東大法文科，初會井伏鱒二，奉為終生之師。同年他以資金援助的形式參與了日本共產黨的重建工作，兩年後與左翼活動脫離關係。一九三五年憑藉《逆行》入圍第一屆芥川獎。他的很多重要作品，如《東京八景》、《小丑之花》、《晚年》、《斜陽》、《人間失格》等，多為自我生活的寫照，表現日本社會與現代人精神與感官世界的雙重萎靡。太宰治曾多次自殺未遂，最終在三十九歲時與最後一位愛人相約投水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