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鴻福

1952年，殷鴻福報志願的時候選擇了冷門的地質專業，他以高分報考地質專業的事迹曾登上《中國青年報》。

1956年5月，殷鴻福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地質系，后在地質學家楊遵儀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

1961年5月-1968年，在北京地質學院地質系任助教。

1969年，殷鴻福被下放到農村，直至1971年才得以返校。

1971年-1978年7月，在北京地質學院地質系任助教。

1978年7月-1980年7月，在武漢地質學院地質系任講師。

1980年3月-1982年3月，殷鴻福赴美國，在美國自然博物館任高級訪問學者。在兩年學術訪問期間，他完成了6篇SCI學術論文。最後，放棄美國公司的邀請，回到武漢地質學院 。

1980年7月-1986年7月，在武漢地質學院地質系任副教授。

1986年7月起，在武漢地質學院地質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1990年11月-1991年5月，在英國大英自然博物館任高級訪問學者。

1993年11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

1952年，年方17歲的殷鴻福畢業於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學。作為班上成績最好的畢業生，他沒有去報考眾人嚮往的清華和上海交大的電機和機械專業，而是響應號召，第一志願填報了剛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的被人視為“冷門”的地質學專業。1953年5月26日的《中國青年報》登載的他的一篇文章深情地寫道：“我以自己終身做一個地質工作者為祖國服務，感到幸福和自豪。”1956年在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后，又師從我國著名古生物學家楊遵義教授攻讀地層學古生物學研究生，開始從事三疊系地層學和古生物學雙殼類和腹足類的研究，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1961）建立了貴州省三疊系生物地層框架，向當時由權威定下的雷口坡（巴東）組屬於拉丁期的標準挑戰，修改其時代為安尼期，並把嘉陵江組的時代定為早三疊世，這一成果一直被沿用至今。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顯示出一位青年學者的求實精神和創新才能。

文革後期，殷鴻福頂住當時知識無用論的歪風和沒有項目與經費的困難，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從事科研，先後完成十餘篇論著，在文革結束后得以先期出版。1980-1982年，殷鴻福赴美進修，在那裡完成了6篇SCI學術論文。1982年從美國歸來后，殷鴻福率先向國內介紹了新的古生物演化理論“間斷平衡”論，也是國內很早就評價新災變論、分支系統學和事件地層學的學者。

1986年，殷鴻福在堅持耳菊石標準的界線委員會主席Tozer主持的會議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

以微小舟形牙形石的首次出現，作為三疊系開始的標準的建議。1986年——2000年期間，他與學校及國內地質學家攜手努力，並與國際同行合作，對煤山剖面進行了生物地層、地質年代等多學科、高解析度的研究工作。經過四輪國際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條喜訊從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傳到學校：中國煤山剖面被正式確定為全球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這個標準的確立代表該領域地層研究的國際領先水平。這項科技成果被評為“2001年中國基礎研究十大進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國高等學校十大科技進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國十大科技新聞”（科技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等組織評選），並獲2002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在美國進修期間，殷鴻福與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紐威爾和美國古生物學會前主席紐克爾森共同從事研究工作，並被耶魯大學、紐約科學院等25所著名大學和科研機構邀請講學。美國同行被他的學識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紐威爾教授讚譽他是“中國學者的一位優秀代表”。兩年進修轉眼就要結束了，殷鴻福決定按期回國。美國一家很有名氣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該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鴻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學者也極力挽留他：“中國是一個慣性很大的巨輪，想推動這巨輪的，要當心被它碾扁。”殷鴻福笑著回答說：“總是要有人去推動這個巨輪吧！”

成功只垂青於不辭勞苦、有著堅定信念、專心致志獻身科學的人們。“十年動亂”期間，殷鴻福始終堅持在逆境中奮鬥。20世紀70年代初，殷鴻福可以選擇長期離校回南昌與家人團圓。但是，他割捨不了自己的科學研究，於是他帶著年幼的女兒住在北京，每天仍堅持勤奮攻讀。在沒有科研經費的情況下，他硬是從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費中擠出錢來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他每周數次到離學校很遠的地質部圖書館或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去查資料，風雨無阻。在這期間，他系統地學習了英語、德語、俄語和法語，做了幾千張學術卡片，記下了幾十本學習筆記，拍攝了幾十卷膠捲的資料，撰寫了十多篇當時無法發表的研究論文。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殷鴻福就在貴州開始從事三疊系地層學和古生物雙殼類和腹足類的研究，並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繼在《中國科學》、《地質學報》等刊物上刊登，迄今仍作為該地區重要的地層古生物文獻被廣泛引用。此後，他以此為基點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學與地質學緊密結合的生物地質學研究體系，在門類古生物學（雙殼類和腹足類）、生物古地理學、生態地層學、歷史構造學等研究領域均有深入研究並取得突出成果。殷鴻福主編的我國第一部生態地質學專著《中國古生物地理學》獲國際古生物學會主席高度評價：“無疑它將被證明是對一個具有全球意義主題的無可估量的指南。”殷鴻福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動了古生物學和地質學全面的結合。四十多年來，殷鴻福出版專著14部，發表論文130篇、化石描述300餘種、圖版80幅。

殷鴻福深信：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書育人是教師的天職。在地質教育方面，早在1964年初，他就與人合作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古生態學教程》，作為作者之一參與完成了由楊遵儀院士、郝詒純院士主編的《古生物學教程》。儘管年事已高，科研任務繁忙，殷鴻福始終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現在，他仍在給本科生、研究生開設有關課程。作為我國老一輩地質古生物學家楊遵儀院士的研究生，殷鴻福秉承了恩師一絲不苟、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他曾深情地說過：“我永遠記得，我的第一篇正式發表的論文曾由楊先生逐字逐句地進行了仔細修改。”

綜述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殷鴻福教授就在貴州開始從事三疊系地層學和古生物雙殼類和腹足類的研究，並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建立了貴州省三疊系生物地層框架，修改了原定為中三疊統拉丁期雷口坡（巴東）組時代為安尼期，並把嘉陵江組的時代定為早三疊世。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繼在《中國科學》、《地質學報》等刊物上連續刊登（殷鴻福，1962.1963），迄今仍作為該地區重要的地層古生物文獻被廣泛引用。此後，他以此為基點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學與地質學緊密結合的生物地質學研究體系，在門類古生物學（雙殼類、腹足類）、理論古生物學、生物古地理學、古生態學、生態地層學、層序地層學、事件地層學、生物成礦學及歷史構造學等研究領域均有深入研究並取得突出成果。

殷鴻福創導生物地質學方向，推動古生物學與地質學全面結合；最早或較早系統介紹間斷平衡論、新災變論、事件地層學；提出地質演化突變觀，對古、中生代之間絕滅事件的研究產生廣泛影響。最早合作出版古生態學教程。完成我國第一部生態地層學專著及中國古生物地理學，後者已在英國牛津大學出版（1994）。在生物成礦方面提出生物-有機質-有機流體成礦系統。在地球表層系統方面著重對長江環境演變進行研究。倡導非威爾遜旋迴，非斯密斯地層學及其填圖方法。發表化石描述近300種，圖版80多幅。在建立黔、青、甘、三疊紀地層系統等方面起主要作用。系統總結了中國及東亞的三疊系。首次提出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新定義，界線事件的火山成因說等，在他主持下使全球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金釘子）確立在中國浙江長興。已出版了21部專著，180篇論文。化石描述300餘種、圖版80幅，其中外文論著21篇（冊）。由他主持或作為主要參加者完成的科研成果獲多項獎勵，其中地礦部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五項，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一項。此外，獲“武漢科技新秀”稱號，中國古生物學會首屆尹贊勛獎、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李四光地質科學獎、並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獲全國先進工作者、湖北省特等勞動模範。

全球二疊-三疊系界線

距今2.5億年前的古、中生代之交的二疊—三疊系(P/T)界線研究，目前集中在界線層型和界線地質事件兩個方面。由於在P/T界線處發生了地質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群絕滅(massextinction)，P/T界線的研究備受國內外學者的重視並成為當前國際地質界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全球層型剖面和點(GSSP)俗稱

愛國敬業奉獻祖國

全球確定唯一的點位，作為國際對比的標準。很自然，全球界線層型剖面代表高水平的研究，被視為一個國家地層科研水平的反映，世界上許多學者都以爭取在其本國國土上建立界線層型為一種榮譽。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際P/T界線劃分一直採用的是19世紀提出，被前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委員會主席Tozer所堅持以伍氏耳菊石出現作為三疊系的開始的觀點。我國華南地區具有世界上最廣布和齊全的二疊—三疊系海相連續地層和最完整的化石帶；殷鴻福自70年代開始，就在華南廣大地區開展了P/T界線的研究。通過對國內外資料的分析研究，他認為耳菊石的地理分佈具有局限性，不宜作為全球的對比標準，並在1986年於義大利召開的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會議提出以牙形石微小欣德刺的首次出現作為三疊系開始的標誌（殷鴻福等，1988）。獲得國際普遍承認。1993年殷鴻福以全票當選界線工作組主席，在加拿大Calgary召開的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組會議上，確定了4個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候選剖面，其中3個候選層型在中國，尤其浙江長興煤山位居榜首。他和國內外科學家聯合攻關，採用了十種以上的地層學、地質學方法研究，使煤山剖面成為同類研究中紀錄最完整的剖面。1996年，他聯合中、美、俄、德九名投票委員在國際刊物聯名推薦以煤山D剖面27c之底作為全球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剖面和點。正當此時，中、美、德學者合作的考察隊在新疆大隆口研究中發生不愉快事件。美方片面將事件擴大為抵制煤山剖面，並在Science，二疊系分會、三疊系分會、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組散發他們的聲明，其後美國州參議員Domicile向我使館提出詢問。這些對煤山剖面造成不利影響。1997年初，國際地層委員會頒布規定，所有GSSP候選剖面必須有政府權力部門正式保證對外開放，才能投票。從1996年起，中國科學家為消減不利影響和爭取煤山剖面所在地（浙江長興縣）正式開放，進行了大量工作，挽回了多數科學家的支持。1999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開放長興縣。自1999年10月至2000年11月，先後對煤山剖面進行了界線工作組、三疊系分會、國際地層委員會三輪投票，均以很高贊成率獲得通過。並在2001年2月由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確認，正式樹為全球層型剖面和點位（GSSP）。它的確立標誌著所在國的地層研究水平，是一項科學榮譽。這一金釘子設在中國，必將引起國際地質學界的重視，併產生附帶的社會經濟效應。

對於P/T之交生物大規模絕滅事件，他於1983年就提出二疊—三疊系界線粘土岩火山成因學說，並主張P/T之交的生物大絕滅主要是海水進退、火山事件、地球化學異常所造成的災變環境與生物內在演替規律相互作用的結果（殷鴻福，1983；殷鴻福等，1989），並勇敢地對當時盛行的球外星體撞擊說提出了不同看法，現已為國內外專家廣泛接受。

過去二十多年來，殷鴻福教授在P/T古生物及界線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10篇論文被SCI引用收錄，獲得原地礦部和國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獎各1項。他作為主編或主編之一組織出版此方面專著7部（如：楊遵儀、殷鴻福等，1987；Yinetal.,1996），其中兩部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部在荷蘭著名的Elsevier出版社出版。他曾多次應邀擔任國際會議的主席，並於1999年3月和2001年8月作為會議主席和主要組織者成功地在中國組織了“泛大陸及古、中生代轉折期”和“二疊—三疊系全球界線層型及古生代—中生代事件”兩次國際學術會議，到會外賓各有30人。鑒於他多年來在二疊—三疊系界線研究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贏得了國際、國內同行的信賴和尊重，他於1993年當選為由16個國家32名學者組成的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委員會主席，2000年當選為國際三疊系分會副主席，他還曾擔任了國際地質對比規劃359項——“環太平洋、特提斯及岡瓦納邊緣二疊、三疊系”項目主席，先後有25個國家的180名學者參加了這一國際合作項目。

三疊系研究

三疊系作為殷鴻福從事地質研究的支點，他除早年在貴州省的工作外，又先後在華北、祁連山、秦嶺和青藏等地區從事三疊系地層和古生物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通過在陝西渭北地區三疊系的研究，發現了典型的海相雙殼類——正海扇等，因此他首先提出了華北地區存在三疊紀海侵的觀點（殷鴻福等，1979）。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楊遵儀、殷鴻福及其所在的科研集體進行了祁連山區的三疊系研究，在豐富的野外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建立了西北地區第一個海相中生界地層系統——祁連山區海相三疊紀地層系統（楊遵儀、殷鴻福等，1983），此成果獲原地礦部科技成果二等獎。20世紀80年代初，他經過多年來對三疊系的研究，總結提出了中國及東亞地區拉丁期發生過大海退（殷鴻福，1982）。從80年代中期開始，殷鴻福又率隊開赴條件艱苦、交通不便的秦嶺山脈及其相鄰的四川松潘、甘孜地區進行三疊系研究。經過近十年的努力，系統重建了秦嶺地區三疊紀地層系統，並在秦嶺地區首次發現了海相拉丁階及上三疊統，重塑了秦嶺晚古生代裂陷史和印支期運動史（殷鴻福等，1992），這些成果對於正確認識秦嶺山系的地質演化及指導該區三疊系中所蘊含的豐富的金礦床的勘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價值，並獲原地礦部科技成果二等獎。他的有關西藏阿里地區三疊紀、侏羅紀雙殼類的研究成果（楊遵儀、聶澤同等，1990）也獲得了地礦部科技成果二等獎。幾十年的奮鬥，殷鴻福在中生代雙殼類和腹足類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系統分類和屬種鑒定工作，累計發表描述逾300個化石屬種，圖版80幅。

2019年，殷鴻福及團隊在二疊-三疊系“金釘子”的確定過程中，除了依據古生物的自然演化外，還結合了發生在二疊紀和三疊紀交替時期所發生的地史上規模最大的滅絕事件。這次滅絕事件使得大量生物幾近滅絕，但殷鴻福及團隊們發現，這一事件被清楚記錄在浙江長興煤山的岩層中，完美再現了當時的歷史情境，符合作為劃分界線的標誌。於是他們便以神秘的古生物滅絕粘土層為突破口，找到了確定“金釘子”的重要依據之一——牙形石。發現“金釘子”的過程是充滿挑戰性的，最終經過七年論戰，2001年，煤山成為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地層唯一候選層型剖面，殷鴻福的觀點也被國際主流學界認可，並奠定了中國在該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

古生物地理學

應用古生物的地理分佈論證板塊活動是歷史構造學的一個重要方向，殷鴻福是我國從事這方面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1982年，剛從美國回國的他最早向國內介紹用古生物地理論證微板塊和地體的活動，並開始組織我國地史時期古生物地理的研究，並於1988年出版了《中國古生物地理學》專著（殷鴻福等，1988），該項成果在收集了大量翔實的資料包括一萬多個物種和21.7萬個計算數據的基礎上，系統地提出了地史時期熱、溫、寒帶生物區系的區別標誌；論證了中國各時代的古生物地理區劃，為我國板塊活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最早從古生物地理角度論證了華南在早古生代及以前屬於岡瓦納的範疇。這些認識已獲得國內外越來越多的支持。此項成果榮獲了原地礦部科技成果二等獎。1994年該書英文版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Yinetal.,1994），前國際古生物協會主席Hallam教授親自擔任該書英文版的學術編輯，並在序言中評價道：“本書無疑將被證明是對一個具有全球意義主題的無可估量的指南。”該書出版后，在國際古生物學學界引起了高度重視，國際著名學術雜誌《Science》專門發表書評，並予以高度的評價；2000年該書獲湖北省自然科學一等獎。

生物演化的突變觀

從達爾文、萊伊爾時代開始，地質學界和生物學界一直以漸變論佔主導地位。1972年美國科學家Gould和Eldredge提出了間（點）斷平衡理論（Punctuatedequilibria），提出了新的物種是在很短時間內通過成種作用而形成的突變式演化的觀點。殷鴻福教授於1982年撰文向國內同行介紹這一演化理論，是國內最早宣傳這一理論的學者。他認為這一觀點符合科學研究的量變到質變規律，並結合自己多年來在華南二疊系、三疊系研究中獲得的大量實際材料和證據，於1988年主編出版了《地質演化突變觀》（殷鴻福等，1988）一書，從地質事件及古生物演化角度論證了地質歷史中的突變性，指出：古生物和地質演化應包括漸變、突變和災變三種形式；生物演化的過程不僅是由低級到高級的進步性發展，而且還是由大量絕滅、適應輻射、穩定發展相交替形成的階段性發展。這一學術思想在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光明日報》等報刊作了專門介紹，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院士曾多次來信與他探討問題，並指出：“地質演化突變觀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性。”

生態地層學

在生態地層學這一前沿研究領域，殷鴻福主編的《揚子及其周緣東吳—印支期生態地層學》是我國第一部生態地層學專著（殷鴻福等，1995），該書提出了為盆地分析服務的一整套生態地層學理論和方法，並成功地應用於揚子區二疊—三疊系的實踐。其系統完整性目前國內外尚未有之，它在高精度及異相地層對比，並與層序地層學結合等方面顯示單純沉積學或生物地層所不具備的優點，並對這一時期全球海平面變化提供了重要信息，有關此方面的研究論文多篇被SCI檢索。基於對秦嶺、揚子區的多年研究，他還系統地提出了應用古地磁、構造、沉積、地球化學、古生物地理和古氣候進行古海盆的活動論復原方法（殷鴻福等，1995）。

生物成礦學

如何拓寬古生物學的服務領域是殷鴻福長期思考的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他將古生物學與礦床學結合起來，在他的領導下，白手起家創建了生物成礦實驗室，主持了生物成礦的研究。經過多年來的實踐，提出了生物－有機質－流體成礦系統的理論體系（殷鴻福等，1995），並在川甘邊境、桂西南及寧鎮地區5個微細粒浸染型金礦床、1個鉛鋅銀礦床中系統地驗證了菌藻生物，它們的衍生物—有機質及有機流體在此類礦床形成中的作用，證實生物成礦作用不僅對Fe、Mn、P、Al等層控礦床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Au、Ag、U、Cu、Pb、Zn、As、Hg、Sb等多種化學元素的成礦過程中起了關鍵的作用。現在，他領導的研究室已成為國內生物成礦作用研究的重要基地。

地層學與古地理學

殷鴻福較早地敏感到，國內囿於傳統地層學的做法已越來越不適應國際上對地層學拓展的思路及西部大開發、地質大調查的要求。需要提出一些新的地層學、古地理學概念。他系統地提出了應用古地磁，構造，沉積，地球化學，古生物地理和古氣候進行古海盆的活動論復原方法，並以秦嶺和華南為對象探索活動論的古海洋恢復和盆地演化(殷鴻福等，1995，1999)。他提出古亞洲洋和特提斯洋的板塊運動主要遵循的不是威爾遜旋迴，而是以造洋階段的多島洋，俯衝對接階段的軟碰撞，和由此產生的多旋迴為特點的非威爾遜旋迴。他提出運用非史密斯地層學與大地構造相分析，研究混雜岩及其相關岩石組合、結構構造特徵與形式、演化和大陸動力學意義及造山帶構造岩片裂解拼合四維復原法（張克信、殷鴻福等，2000）。非威爾遜旋迴理論與非史密斯地層學方法成功地應用於“中國西部不同類型造山帶及非史密斯地層區1∶25萬區域地質填圖方法研究”課題，在國內外引起廣泛注意。非威爾遜旋迴已被一些科學家承認，如陳毓川等《世紀之交的地球科學重大地學領域進展》（1999）和柴玉成等《地質學科資助格局及主要進展》（1999）中認為：“……‘多島洋’的概念以及‘微陸塊軟碰撞弱造山的非威爾遜旋迴造山模式’初步建立了對我國大陸岩石圈演化動力學的整體認識。……威爾遜旋迴解釋不了大陸造山作用的全過程和複雜性，非威爾遜旋迴在大陸造山帶可能起主導作用。”

環境科學及可持續發展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殷鴻福逐漸意識到地球科學必須為人類面臨的三大問題之一——環境問題服務，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服務。他多次在全國性報刊撰文，在湖北省、武漢市各單位作報告，其從生物演化切入的獨特觀點常引起人們很大興趣。他與賈蘭坡院士等合著的“生命的歷程”一書獲2000年全國科普作品三等獎。在我校第一期“211工程”期間，他領導了學校國土資源與地理信息系統學科群體的建設，並選擇長江為突破口，從流域演化、防洪抗災到系統整治進行研究，逐步建成學科梯隊，召開國際會議，並承擔國土資源部的重大課題。他的“從地學角度談長江中游防洪問題”（殷鴻福，李長安，1999）一文被水利學泰斗張光斗專文評述。目前，中國地質大學開展的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及長江流域研究，已在國內具有一定影響。

1952年，年方17歲的殷鴻福畢業於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學。作為畢業班成績最好的畢業生，他沒有去報考人心嚮往的清華和交大的電機和機械專業，而是響應號召，在第一志願填上了剛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被人視為“冷門”的地質學專業。1953年5月26日《中國青年報》於登載了他的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寫道：“我以自己終身做一個地質工作者給祖國服務，感到幸福和自豪”。光陰荏苒，當年立志報效祖國的青年，現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是，殷鴻福從未忘記當年的諾言，半個多世紀中，他在地質科學上奮力拚搏，艱苦跋涉，執著追求，不斷追求，不斷創新，塑造了壯麗人生，成就了輝煌事業。

1956年在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后，又師從我國著名古生物學家楊遵義教授攻讀地層學古生物學研究生，開始從事三疊系地層學和古生物學雙殼類和腹足類的研究，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1961）建立了貴州省三疊系生物地層框架，向當時由權威定下的雷口坡（巴東）組屬於拉丁期的標準挑戰，修改其時代為安尼期，並把嘉陵江組的時代定為早三疊世，這一成果一直被沿用至今。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顯示出一位青年學者的求實精神和創新才能。

文革後期，殷鴻福頂住當時知識無用論的歪風和沒有項目與經費的困難，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從事科研，先後完成十餘篇論著，在文革結束后得以先期出版。1980-1982年，殷鴻福赴美進修，在那裡完成了6篇SCI學術論文。1982年從美國歸來后，殷鴻福率先向國內介紹了新的古生物演化理論“間斷平衡”論，也是國內很早就評價新災變論、分支系統學和事件地層學的學者。

1986年，殷鴻福在堅持耳菊石標準的界線委員會主席Tozer主持的會議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以微小舟形牙形石的首次出現，作為三疊系開始的標準的建議。1986年——2000年期間，他與學校及國內地質學家攜手努力，並與國際同行合作，對煤山剖面進行了生物地層、地質年代等多學科、高解析度的研究工作。經過四輪國際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條喜訊從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傳到學校：中國煤山剖面被正式確定為全球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這個標準的確立代表該領域地層研究的國際領先水平。這項科技成果被評為“2001年中國基礎研究十大進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國高等學校十大科技進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國十大科技新聞”（科技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等組織評選），並獲2002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殷鴻福是中國最早研究古生物地理學的學者之一。1988年他主持編著並出版了專著《中國古生物地理學》，詳細劃分出中國各時代的生物地理區系，為我國板塊活動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據。

從達爾文、萊伊爾時代開始，地質學界和生物學界一直以“漸變”論佔主導地位。殷鴻福和兩位同事於1988年出版了《地質演化突變觀》這部專著。該書不僅對居維葉、萊伊爾、達爾文三位科學巨匠的理論重新評價，並從地質事件和古生物演化角度論證了地質歷史中的突變性，當時中國科協主席錢學森院士稱讚說：“地質演化突變觀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性。”

近年來，殷院士又在造山帶非史密斯地層，以地球層圈相互作用為研究對象的生物地質學等研究領域，在前人和自己研究的基礎上創新，在國內引起廣泛重視和關注。

殷鴻福在地球科學上登上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他的勤奮和努力，為同行們樹立了榜樣。

殷鴻福教授和祖國千千萬萬的科學家一樣，是一位愛國敬業的科學家。他幾十年所走過的科學研究之路，是一條愛國敬業、報效祖國的人生之路，事業上的艱辛跋涉之路。

1980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國門打開，殷鴻福有幸作為中國第一批赴美進修學者奔赴大洋彼岸。殷鴻福非常珍惜國家給他的學習機會。在美期間，他與世界著名古生物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紐威爾和美國古生物學會前主席紐克爾森共同從事研究工作，並被耶魯大學、紐約科學院等25所著名大學和科研機構邀請講學。美國同行被他的學識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紐威爾教授讚譽他是“中國學者的一位優秀代表”

兩年進修轉眼就要結束了。殷鴻福決定按期回國。美國一家很有名氣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該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鴻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學者也極力挽留他，說：“中國是一個慣性很大的巨輪，想推動這巨輪的，要當心被它碾扁。”殷鴻福笑著回答說：“總是要有人去推動這個巨輪吧。”

殷鴻福對他的回國動機是這樣敘述的：“我如果留在美國工作，那是為外國人打工，為美國研究地質，而我是中國人，研究的是中國地質，我的事業在中國。在自己的國家裡，我是主人，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責任感。作為黨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我要把我的知識獻給祖國，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而努力奮鬥！”

殷鴻福常常教誨學生：“科學是實事求是的，我不親自去野外考察，怎能拿出充分的證據讓別人相信我的論證呢？”從踏上地質之路起，他不管是身處逆境，還是功成名就，也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遠，他都要親自到野外考察。他攀登過白雪皚皚的青藏高原，也跋涉過茫茫戈壁；秦嶺曾留下他的足跡，祁連山也曾灑播他的汗水。1985年，殷鴻福加入中國共產黨！30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如願以償。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知識和才能為祖國的繁榮與昌盛貢獻力量。這一年，50歲的殷鴻福教授，仍堅持帶隊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為的是追索二疊—三疊系的界線。上山爬了4個多小時，在山頂又未進午餐，當他拖著疲憊的身子下山時，終因體力不支，摔倒在亂石叢中，摔破了膝蓋骨。師生們想他再也不能跋山涉水了，但經過一年多的醫治和鍛煉，從1987年起，他科學研究的身影又穿行在崇山峻岭中。

殷鴻福十分重視科研群體的建設，20世紀80年代初他從美國按期回國，作為教研室當時唯一的副教授，他便多次向教研室捐款作發展基金，積極組織大家在一起進行科學研究、開拓古生物學研究新領域，幫助教研室同事聯繫出國深造。目前他已指導了5名博士后、35名博士生和一批碩士生。每年都有許多優秀青年，包括國外年青專家，經他推薦、聯繫而獲得獎金、資助和職稱提升。

殷鴻福院士對自己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帶頭干，努力多貢獻，少索取。近十年來，他擔任校長七年，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千方百計改善辦學條件，開展“創新工程”建設，推行“數字地大工程”，重視學科建設，注重培養年青一代學科帶頭人，使我校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退下來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學科梯隊和團隊建設和繁多的社會工作上，他每年仍堅持出版高水平的論著。他主持的項目，一般都把經費划給各子課題，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經費由秘書掌握，做到公開。他每年主持多個項目，但只拿一個項目的勞務費，有時還把自己應得的那份勞務費給了經濟上比較困難的教員。在多次專著稿費分配時，從來沒有拿滿他應得的數額。最近兩年，他把多年積累的近七萬頁二疊系三疊系研究資料製成電子文檔，上網共享。他還將一批古生物學圖書贈送給學校資料室或傳給年青教員。

殷鴻福院士對他的學科集體，多年倡導培植一種公正、透明、團結、戰鬥的學風，一種搞學問的志氣，一種嚴格求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學精神、一種學術討論中較真證偽，學術評價中去浮存實的風氣。他常說：“人活著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現在很多人在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我則要說，精神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精神是萬萬不能的。”殷鴻福院士治學嚴謹。1992年，他主編的中國古生物地理學在牛津大學出版，雖然巳請人翻譯了大部章節，但他看后認為達不到出版要求，便決定推倒重來，全部由自己翻譯，自己打字，並回答了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提出的上百個問題，使之最終出版。2005年他的一名博士生論文獲學院推薦為省優論文，但他認為不夠，主動要求撤下了這篇論文。近年來，他主持的項目、參與討論修改的論文，均不要求署名，有時署了他的名，他卻要求劃去，或放在後面。

鑒於殷鴻福的學識和為人，他的周圍凝聚著一批中青年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幹，他帶領的學科群體被全校公認是一個團結的、富有朝氣的、有凝聚力的集體。童金南，謝樹成（已通過，待批准）作為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是學術梯隊的中堅力量；張克信、龔一鳴、馮慶來、賴旭龍、杜遠生等都能獨當一面，碩果累累，該群體的教師5年來發表Nature等SCI論文近百篇，主持召開國際學術會議4次。目前，一個30來人的教研室擁有中國科學院院士1名、博士生導師12名、45歲以下的年青教授8名，具有國家重點學科，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骨幹力量，已成為全國地層古生物學的中心之一。

中國地質大學，有一批已過不惑之年的老者，以滿腔熱情活躍在本科教學工作的第一線。他們甘於寂寞，潛心研究，默默耕耘，無私奉獻，是優秀教師風範的寫照。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前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殷鴻福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嚴師出高徒，殷鴻福教授帶領的學科群體被全校公認是一個團結、富有朝氣、有凝聚力的集體。目前，一個30來人的教研室擁有中國科學院院士1名、博士生導師12名、45歲以下的年輕教授8名，具有國家重點學科，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骨幹力量，已成為全國地層古生物學的研究中心之一。

殷鴻福對自己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多貢獻，少索取。他主持的項目，一般都把經費划給各子課題，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經費由秘書掌握，做到公開。他每年主持多個項目，但只拿一個項目的勞務費，有時還把自己應得的那份勞務費給了經濟上比較困難的教員。在多次專著稿費分配時，他都沒有拿滿應得的數額。最近幾年，他把多年積累的近七萬頁二疊系三疊系研究資料製成電子文檔，上網共享。他還將一批古生物學圖書贈送給學校資料室或傳給青年教員。

大地留痕，珠峰作證。儘管殷鴻福院士擔任著繁重的行政和社會兼職，身體和精力不比從前，已功成名就的他仍像一台開足馬力的機器整天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他沒有忘記自己年輕時立下的終身做一個地質工作者為祖國服務的諾言，他正繼續用自己的後半生為這個諾言和信念作證！

2002年，殷鴻福領導的二疊三疊系科研組捐助20萬元建立金釘子助學基金；同年，他將獲得的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20萬港元捐給大學作為學生的獎學金。

殷鴻福認為：“搞科學研究的人，要坐得住冷板凳。如果科研中“錢”的味道太濃，那麼科學本身就會變味，科學就不“科學”了。錢財是身外之物，不能看得太重。自己的子女有自己的工作和事業，他們都很自強自立，自己獲得的20萬獎金主動捐出，沒有和子女說，子女也不過問。”

2001年，學校大學生俱樂部改建，殷鴻福院士把“光谷提議獎”兩萬元的獎金也全部捐出，近年來，他還多次把所得梁亮勝獎獎金等捐給有關單位。

殷鴻福院士不只是一位科學家，他還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社會活動家、一名優秀共產黨員。殷鴻福以嚴謹的科學精神，無私的奉獻品質，忘我的工作態度，高度的責任意識，鑄就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完美人格和一代地質大師的學術典範，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先進性。

殷鴻福在美國研究期間，美國同行被他的學識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紐威爾教授讚譽他是“中國學者的一位優秀代表” 。華石石網評）

殷鴻福一輩子從事地學科研工作，是中國地球古生物學的先驅者；他紮根講壇58載，是教育的楷模、教師的標桿。“問道爭朝夕，治學忌功利。風正一帆遠，樹直百年材。”這是84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地層古生物學家殷鴻福教授，對中國地質大學（武漢）中青年教師的寄語，也是他60餘載地學科研生涯的真實寫照 。（《湖北日報點評點評）

殷鴻福20世紀80年代初他從美國按期回國，作為教研室當時的副教授，至2012年他已指導了5名博士后、35名博士生和一批碩士生。他培養的博士生童金南、謝樹成成為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張克信、龔一鳴、馮慶來、賴旭龍、杜遠生等都獨立承擔起了科研任務 。中國地質大學逸夫博物館現任科普教育部主任陳晶博士也是殷鴻福的弟子，2008年博士畢業時在殷老師的建議下來到博物館專門從事科普工作。

殷鴻福剛開始探索古生界和中生界的劃分標誌時，沒有經費，也沒有儀器，全靠艱苦奮鬥。

20世紀80年代，古生物學圖書很少，只有北京一兩家圖書館有，而且不外借。殷鴻福和同事們就拿照相機去圖書館拍書，四頁書擺放合成一個畫面，拍下來，一卷膠捲35張膠片，一本厚的書，兩卷膠捲可以拍完，沒錢沖洗，就用一個膠片閱讀器放大投射到牆上看書 。

2001年，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大學生俱樂部改建，殷鴻福把“光谷提議獎”2萬元的獎金全部捐出。他還多次捐助過困難學生和經費少的校內團體 。

2012年，在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慶60周年之際，殷鴻福捐獻獎學金共計39.5萬元。這些獎學金分別來自原“金釘子項目”結題后結餘的20萬元項目款和殷鴻福個人獲“何梁何利獎”的20萬元港幣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