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謙

1896年11月22日出生於安徽省當塗縣小丹陽鎮。成長於一個書香門第和官宦之家。養父涇縣人查秉鈞為前清翰林，曾任道台和知縣，為人清廉。辛亥革命后返鄉時甚至無以為生。查謙深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形成了正直和不願做官的性格。

1915年，查謙進入南京金陵大學（1952年併入南京大學）學習。在校3年多，共學習文、理課程15門，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因查謙屬文學院學生，在所學課程中以文科學時為最多，畢業后理應繼續進行文科研究或步入仕途，但由於家庭的影響，他自己又認為，“官做不得，學物理可不依賴政治”。故而在赴美留學時，選擇了物理學作為主攻方向。

查謙在金陵大學畢業時，正值“五四”運動爆發，儘管當時他已產生了不涉足政治的思想，但在革命浪潮的影響下，他仍然在《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上發表了兩篇文章，揭露當時教會學校的黑暗。畢業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助教。

1920年，查謙赴美，在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學習。當時在密立根實驗室從事光電效應研究，與E．O．勞倫斯（Lawrence）同學。

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3年，查謙回國，經趙元任介紹，到國立東南大學物理系任教授。

1923年12月12日東南大學發生火災，物理系毀之一炬。

1925年學校又鬧風潮，胡剛復等許多教授離開國立東南大學物理系，查謙繼續留在東南大學，對重建物理系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7年查謙回金陵大學任教授。

1929年，國立東南大學改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查謙到中央大學任教授，並曾於1932年兼任教務長，雖在任僅半年，但已顯示出他勇於改革的精神。在查謙領導下，曾成立了由11人組成的改革學校行政的小組，對學校改革之處提出具體方案，受到校長劉光華的賞識。同年，中央大學又發生風潮，當時教育界某些人企圖利用查謙平息這場風潮。查謙態度鮮明，堅決不與他們同流合污，因而遭到教育界某些人的報復，迫使他離開中央大學。

1932年，查謙受排擠來到武漢大學。翌年擔任理學院院長，並著手建設武漢大學物理系。該系雖創建於1930年，但辦系方向是查謙到校后才明確確定的。

1934年後，查謙長期擔任物理系主任。他為武漢大學物理系的建設幾乎付出了畢生精力。

1938—1946年，武漢大學西遷樂山。查謙因不服四川水土，於1941年春夏之交舉家遷至上海暫住。

查謙在1939至1941年期間兼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幹部處執行秘書。

1946年，武漢大學遷回武昌原址，查謙回到武漢大學物理系，繼續擔任物理系主任。從此他一心一意致力於科學教育事業，為培養人才不遺餘力。

1948年，其次子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生查其恆在暑假期間不幸在東湖游泳時死去。他化悲痛為動力，更加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並在武漢大學工學院電機系設立了“其恆獎學金”，以鼓勵學生奮發上進，努力學習。

1953年，華中工學院成立，查謙被調到該校任教授。

1955年開始主持全院工作。他積極認真地管理學校的一切事務，對幹部提升、人事更動、每年的預決算、各項經費開支等工作，無一不親自過問。他說自己的工作作風是“實驗室作風”（意即謹慎、踏實的作風）。他領導的校務委員會在全校師生中樹立起很高的威信，也為華中工學院嚴謹校風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還先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曾任武漢市物理學會第一屆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等職。

當倫琴射線和γ射線通過物質薄片時，有人發現會在該片的兩面產生不同的電離效應，可觀察到薄片兩面射出的光電子的數目和速度的不對稱現象。1912年和1913年J．羅賓森（Robin－son）對此現象進行了研究。他發現當鉑片的厚度小於10－7厘米時，由出射光所產生的電子的最大速度比入射光產生的大的速度大鉑片較厚時，所產生的現象剛好相反。但他兩次給出的出射速度和入射速度之比的最大值不同。1912年發表的值為1．24，1913年發表的值變為1．12。1914年O．斯托爾曼（Stuhlmann）的研究得到的值則比羅賓森給出的比值小。O．W．理查孫（Richardson）和W．F．G．斯萬（Swann）各自獨立地從量子論進行研究，斯萬還從經典電磁理論加以研究，得到的不對稱性預期值的數量級遠小於上述實驗值，理論與實驗不符。

這種“不對稱效應”的重要意義：由於實驗結果不足以作出這種判斷，必須重新進行實驗。查謙認為羅賓森和斯托爾曼在實驗中使用的薄片都是用陰極射線濺射方法製造的，所用光源是石英汞燈發出的未分解的紫外光，這些可能對實驗結果產生了影響。為了得到更精確的數據，不但應該用未分解光、濺射型薄片，還應該用單色光、蒸髮型薄片重新進行研究。

查謙的實驗結果為：

當用蒸發片時，不論光源是單色光或是未分解光，速度的不對稱性均不存在，且與片的厚度、入射光的波長無關。

當用濺射光時，不論光源是單光或是複色光，速度的不對稱性均存在，且不隨實驗中所使用的波長改變。這種不對稱性隨鉑片厚度變化的曲線與羅賓森和斯托爾曼給出的結果相一致。

查謙的實驗結果表明，速度的不對稱性只有在採用濺射片時才存在，且和光源的單色性無關。這就清楚地界定了不對稱性發生的條件。

為了證實實驗結果的正確可靠性，查謙又用蒸發片實驗數據反過來計算了普朗克常數。其計算結果為：h=6．415×10－27爾格·秒，這比1916年R．A．密立根（Millikan）用光電效應方法測定的h=6．547×10－27爾格·秒的值僅低2%，完全在允許的實驗誤差範圍內。

查謙的實驗澄清了當時光電現象研究中所觀察到的不對稱現象，消除了因不對稱現象而引起的與量子論的矛盾。

查謙在教育戰線上耕耘一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把在我國高等學校辦好物理系作為終生奮鬥目標，為我國培養了大批物理學人才和不少有名望的物理學教授。

他注重基礎課教學，曾開設普通物理學、熱力學等課程。在教學中，認真備課，一絲不苟。講稿年年重寫，不斷增補新的內容。

他重視學生在學習階段能站在科學研究的前沿。除開設基礎課外，他還開設統計物理、量子現象、近代物理、理論物理等課程，使學生畢業后便可投入前沿研究。

他大力提倡動手實驗，竭力主張改變中國知識分子不願動手的積習。他曾在全校作報告，分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一中國傳統所帶來的極壞影響，並反覆宣傳科學實驗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還身體力行，開設出多門實驗課，購買了許多實驗儀器，組建了無線電實驗室、近代物理實驗室等。物理系注重實驗的舉措也影響了武漢大學其他系，如生物系注重聘請有動手能力的人才來武漢大學任教等。

他積極推動舉辦專題講座。據不完全統計，在武漢大學任教期間，除其他教授的報告外，查謙本人曾作過題為“近代科學的一個貢獻”、“國防與科學”、“物質科學之今昔”、“無線電傳播”等專題報告。這些報告不僅使學生拓寬了知識結構、增加了對科學的興趣、了解了科學的價值，而且使教師們也互受啟發，加強了他們更新教學內容和形式的意識，推動了全校的教學改革，促進了科學研究。

查謙具有廣泛而淵博的知識。他注重科技發展史研究，並有相當造詣。他曾著重探討過有關科學技術史的兩個問題：其一是1600年以來世界科學加速發展的原因，其二是中國近代何以對科學無重要貢獻。這兩個問題至今仍是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對於後者，查謙認為主要原因是：1．盲目崇古。2．國人尚清淡，不重實行，不易通過經歷與實踐，道人之所未道，發人之所未發。3．歷代科舉取士的結果。4．學者徒知用腦而不知用手。

查謙認為，將科學技術發展史的內容穿插於理科教學或科學知識普及的講演中，是學校進行文理知識滲透的好形式，並在教學中貫徹執行。這不僅使他的講課內容豐富、生動，引人入勝，而且也為文理滲透倡導了一種教育模式。

在日本侵略軍不斷蠶食、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查謙從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並處處表現出強烈的愛國心。

1935年，他第二次去美國進行科學研究。有一天在餐廳，一位美國人誤將他認作日本人，向他握手祝賀說：“恭喜你們的國家又得到一片土地。”查謙非常氣憤，未完成預定的研究計劃就返回了祖國。

1941年底，日軍佔領了上海的租界。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停止工作，查謙失業。曾有人勸他去日本人在上海辦的交通大學謀職，查謙寧願去當家庭教師，也不去為日本人服務。在民族危難之時，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日本侵略軍侵華初期，他作過“國恥與我們的責任”的專題演說，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抵抗外國侵略者。他建議，一個大學生無論何科系，都應修一年的“中國近百年史”，使人人明了中國國恥史、人人產生髮憤雪恥的志願。

他意識到自然科學與全民族興衰存亡至關重要的關係，提出“科學中國化”的口號。其主張是：

第一，把自然科學研究和洗雪國恥結合起來。查謙認為，應把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看成與到前線殺敵同等重要。研究室中的工作發達了，全國凡百事業才能發達。到了那個時候，無論帝國主義用何種方式來挑戰，我們都能集合全民族的體力、智力，與之周旋，而後可以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可以有雪國恥之一日。第二，把科學的興衰與國防實力聯繫起來。查謙確信，近代的戰爭已變成科學的戰爭，要國防的鞏固，不能不注重科學。因此提出要國防的完備，不能不先求軍隊的科學化；要軍隊科學化，不能不先充實工廠，發展工業。尤需養成全國人對於科學的興趣，培植大量的科學人才。

第三，要科學中國化。查謙認為，過去數十年提倡科學的呼聲雖高，而實效卻未大見，蓋因科學沒有中國化，沒有和我們的社會發生聯繫。

查謙一位在我國國教育界有較高威望的老一輩物理學家，他熱愛祖國，為祖國教育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1975年1月23日，查謙因病在武漢逝世，終年79歲。

On the incident and emergent velocities of photo-electronsemitted from thin platinum films. Philosophical Magazine,1925,49(1):267--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