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岡恩

James Gunn（1923～今）

岡恩的科幻創作生涯始於1949年。那年，他的處女作《通訊系統》在《驚人故事》上發表，用的是筆名埃德溫·詹姆斯。1952年，在發表了10篇小說之後，他才開始用真名發表作品。岡恩擅長短篇小說的創作。即使是他的長篇小說，讀來也似短篇小說的組合。至今，他已發表80多則故事，出版了19本書，包括短篇、中篇和長篇。他的主要作品有《這個堡壘世界》（1955年）、《星際橋樑》（1955年）、《空間站》（1958年）、《快樂製造者》（1961年）、《長生不老的人》（1962年）、《傾聽者》（1972年）、《校園》（1977年）和《危機》（1986年）等。除小說創作之外，岡恩的評論和學術專著也為他贏得了不少榮譽：1976年榮獲美國科幻小說研究會頒發的“朝聖獎”，同年又因《交替世界：圖文式科幻史》獲特別雨果獎，1983年因《艾薩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說的基地》獲雨果獎，1992年獲伊頓終身成就獎。

作為編輯，他的主要成就是《科幻之路》四卷（1977～1982年）和《科幻小說新百科全書》（1988年）。《科幻之路》集中了科幻小說的經典之作，系統地介紹了科幻的性質、發展、演變及其名家名作，是科幻愛好者的必讀之書。《科幻小說新百科全書》也是一部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工具書，尤其收集了大量的科幻電影資料。它體現了科幻界內部的觀點和認識，反映了最新的時代內容。

岡恩熱心推動科幻小說的發展，參與許多科幻活動。他曾任美國科幻作家協會主席（1971～1972年）、美國科幻小說研究會主席（1980～1982年）。1979年以來，他一直擔任“約翰·坎貝爾紀念獎”評獎委員會主席。該獎由專家組成評委，授給年度最佳長篇科幻小說。他經常應邀出席美國各地和世界各國的科幻小說年會，並應美國新聞署邀請，赴許多國家和地區演講，足跡遍及瑞典、丹麥、冰島、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前蘇聯、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和台灣。每到一處，他總是滿懷熱情地介紹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是反映變化的文學；科幻小說喚起了人們關注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和人類對變化所做出的反應，並預見未來發展的方向。”岡恩對科幻小說鞭辟入裡的論說，10多年來一直導著我在科幻海洋里遨遊、探索。我從1982年起就和岡恩建立了聯繫，成了他的朋友；而1988年我又參加堪薩斯大學科幻教學集訓班，成了他的學生。作為美國科幻界的元老，岡恩對科幻小說了如指掌，聽他講學，是一種莫大的享受。我與他朝夕相處30天，對他的為人和造詣敬佩不已。在當今世界，美國的科幻小說無疑是首屈一指的，而岡恩又是美國著名的科幻小說作家、編輯、學者和評論家。所以，把岡恩介紹給中國讀者，一直是我的心愿。

作者自序

提筆寫《危機》這本小說時，原本是想寫一部電視連續劇。70年代中期，一部名為《六百萬富翁》的電視連續劇十分走紅，排列在全美最受歡迎的六大電視節目之中。這部電視連續劇在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網上播出，吸引了大批觀眾。為了爭奪這批電視觀眾，另一家美國電視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意播出一部科幻電視連續劇。其時我正打算前往洛杉磯，所以，我的好萊塢經紀人問我，是不是有什麼可加以擴充並改編成這樣一部科幻電視連續劇的想法。“當然有。”我對他說。於是，我的經紀人就為我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決策人員安排了一次會面。在這次會面中，我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官員們描述了我對這樣一部電視連續劇的想法，其中心線索和關鍵人物是一個受未來委託而被派遣到我們這個世界上來的人。我們生活的時代，問題成堆，矛盾重重，如果聽任它們自由發展，人類的未來將成為一個無法生活的地獄！那個受未來派遣而來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就是為了幫助我們處理這些問題和矛盾的。但有趣的是，這個來自未來的人，每次介入進來解決好一個問題，或者介入進來幫助其他人解決了問題之後，總是忘記了自己是誰，並且還忘記了自己剛做了些什麼。為此，他不得不每次為自己留下一張便條，以便及時地提醒自己。根據這樣一個中心線索和關鍵人物的特點，我把《太陽的兒子》的情節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官員們做了個梗概性介紹。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決策人員似乎喜歡我的想法，但那次談話之後，我再也沒有聽到他們的迴音。過了一個月左右，我想，既然我已經把情節的構思準備工作都做了，我乾脆把它寫成小說得了。於是，我寫了《太陽的兒子》這篇小說，並把它賣給了《模擬》雜誌。1977年3月，我的這篇小說在該雜誌上發表。第二年，這篇小說被收入《1978年度世界最佳科幻小說集》里，我也因此收到環球電影公司屬下一家製片廠的來信，詢問是否可以購買這篇小說的電視和電影版權。這家製片廠後來支付了1年期限購買權的費用。我隨後與製片廠通了數封信，告訴他們把這篇小說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的可能性，並羅列了近20個其他可以寫成電視連續劇的重要題材。

可事情發展的結果是，環球公司屬下的那家製片廠在那一年還沒有結束便宣告解體，他們的購買權也因此而自動失效。幾年之後，我寫好並出版了其他6本書後，決定順著《太陽的兒子》的結局繼續寫下去。我當時的想法是，這篇小說之所以在電視連續劇問題上遇到障礙，是由於製片商們還不能看到其他戲劇性情節的發展。《太陽的兒子》開頭部分有一張約翰遜讀到的便條，上面提到了那場危機——“你剛使這個世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你記不得……”現在看來，在《太陽的兒子》里寫這麼一句話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可在那時，我腦子裡一點也不知道怎樣寫“使這個世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的故事。只是在自己的寫作生涯中，我掌握了一條原則，即：最棘手的問題可編織成最精彩的故事。據此原則，我寫了《世界的末日》這篇小說，描寫這個世界是怎樣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世界的末日》後來發表在《模擬》雜誌上。

緊接此後，我在較短的時間裡分別寫出了《富豪的野心》、《智慧的較量》、《時代的女英》和《河邊的鬼火》4篇小說，它們全都刊載在《模擬》雜誌上。在寫所有這些短篇小說的過程中，我為自己確定了一些難題，其中之一就是在寫故事時，要把一切寫得彷彿是由一架攝影機拍攝下來那樣客觀自然，不帶任何主觀推測的成分。這種寫作方法，我早在寫作《太陽的兒子》時就採納使用了。我這樣做的指導思想是：這種寫作手法一定會使那些對我作品可能會感興趣的電影、電視製作人，看到它們適宜於拍電影、拍電視的特性；再者，這種寫作手法不管怎麼說，也是對我寫作技巧上的一種挑戰。為了使這些短篇小說連貫串通起來，我在寫每一篇短篇小說時，還特意為每一篇寫了一個富於戲劇味道的開場景，這樣一來，不管是連載性的小說，還是電視連續劇，它們每一篇，或者每一集都有一個明確說明連載或連續性質的情景。這種做法套用電視術語的話，可稱做“玩笑式的引子”；在這本書里，它成了全書的《序曲：籠中人》。

我向自己提出的第二個挑戰比第一個挑戰容易些，即讓所有短篇小說的標題相對稱。我不知道這些標題在漢語中讀上去怎麼樣，但在英語中，它們有著相同的格式：名詞+1個修飾它的of介詞短語。我花了不少時間思考這些標題，尤其是最後一篇。在這一篇里，隨著困難的層層疊加，挑戰變得越來越大。於是，我仔細地考察了一下約翰遜的困境，並問自己，為什麼約翰遜相信他看到的那些便條，為什麼約翰遜在最後一部分里對那張便條和他自己的精神健全情況提出質疑，為什麼約翰遜決定去找心理諮詢和治療？

此外，我在每篇小說里還就當今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描述和探索。這些問題都不容易對付。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被眾多的問題所困擾：能源短缺、政治領導、恐怖主義活動、人口膨脹和環境污染等。小說中提及這些問題后，我都得為它們想出一些合理的解決方法，而所有這些都體現在小說主人公約翰遜身上。這並不是說，比爾·約翰遜可以靠他一個人解決這些問題，而是說，他可以說服其他人相信：處理好這些問題對他們自己有利，也對整個人類有利。當年在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官員們探討將我的小說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時，我就曾經對他們說，過多的電視節目似乎在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對我們所有的其他人來說，這個世界是靠了千百萬富翁、詹姆斯·邦德（007）和超人之類的英雄才得到了拯救。我還告訴他們，我要創作的是一部沒有任何英雄的電視連續劇，其中的主人公只是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有著美國人中最常見的姓和名。他在所有的故事裡面，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引發和促動他人做出反應，並向人們說明（包括讀者以及我曾希望過的電視觀眾）每個人有責任去做正確的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上提出了有效的辦法，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向讀者傳遞這些信息上取得了成功。《危機》一書於1986年由美國托爾書局以小說形式出版。書評在評論這本書時，既沒有提及本書照相機鏡頭直觀拍攝式的寫作手法，也沒有談到本書各節的六個標題，甚至連本書的敘述策略也未曾提到。這也許能告訴我們一些科幻小說評論的現狀。

還有，小說出版之後，從未有任何電視製片人打電話給我，詢問有關購買它的電視劇版權問題，儘管任何人打開書，都可以在目錄一頁上清楚地看到，這本書的六個部分是以“集”的形式標示出來的

這是一個另外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我認為，它不該由比爾·約翰遜來解決。

作者自序

在《空間站》一書中文版的前言中，我曾經講述過關於太空旅行的思想如何一步步地發展成由一系列故事構成的小說。大約就在我著手創作《星夜洞窟》（后收入《空間站》）的時候，《快樂製造者》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也在不經意間進入了我的腦海。那時，我正在查閱《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在書中我偶然看到一個關於“感覺”的條目。這個條目所探討的內容是快樂，比如快樂究竟是什麼、我們怎麼會感到快樂等等。在論證的過程中，這篇文章描述了獲得快樂的兩種基本方法：當人們能得到他們所嚮往的東西時，他們能夠獲得快樂；而當人們能喜歡已經得到的東西時，他們也可以獲得快樂。此文還探討了如果人們得不到自己所嚮往的東西，他們可以採取哪幾種替代策略：比如白日夢、幻覺（有時則是錯覺）、麻醉品，或者將自己的慾望降低，比如“酸葡萄技巧”——這種技巧因為那一則關於狐狸和它吃不到嘴的葡萄的寓言而家喻戶曉。文章的結尾這樣寫道：“但是一門真正的實用快樂科學，還沒有被創造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科幻小說作家都會因為這樣一句話而產生創作的靈感，反正我是立刻感到這可以是一部長篇小說的思想——如果有人創造出了一門快樂的科學，會產生怎樣的後果？按照“岡恩法則”（在《星際橋樑》和《空間站》的前言中我討論過“岡恩法則”），我馬上以較短的篇幅來考慮這種構思。正如《空間站》和其他用相同方式創作的小說一樣，如果採用短篇小說的形式，我同樣可以探討那些需要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才能說得清楚的思想，同樣可以把這種思想，而不是把一兩個人物，作為小說的中心。

我所寫的第一個故事題為《不快樂的人》（本書第一部），在這篇小說中，快樂學被引入了當代世界。故事發表在1955年2月的《神奇宇宙》雜誌上。同月，《星夜洞窟》在《銀河》雜誌上發表。大約就在那個時候，《驚險奇妙故事》雜誌的編輯請我為他的雜誌寫一部中篇小說，於是我決定把快樂學的未來發展史繼續下去，題目我原想定為《快樂學家》，不過編輯改成了《說出您的快樂是什麼》（本書第二部）。故事發生在第一部之後大約一個世紀，那時快樂學已經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而其內在的矛盾也開始漸露崢嶸。有一些快樂學實踐者選擇的目標是去獲得自己所嚮往的東西，而另一些純粹主義者則追求更為艱難的目標：“喜歡已經得到的東西”。

這個系列的最後一篇小說是中篇小說《赤裸的天空》，1955年秋髮表於《驚險故事》雜誌。故事發生於《說出您的快樂是什麼》的時代之後大約100年，從快樂委員會及其強制的幸福中逃亡出來的人，來到了環境惡劣的金星，並且正努力將金星改造成一顆可供人類居住的星球。有一名金星開拓者被派回地球，以查明地球發生了什麼變故，以及為什麼金星上會出現與人類一模一樣的機器人。

1958年，班頓出版社出版《空間站》之後不久，我向出版社呈交了《快樂製造者》的手稿。我等了一段時間（我的代理人來信說，向班頓出版社交稿就像把稿子扔進一口深井，不過編輯最後十有八九會和你簽定合同）。8個月以後，出版社終於接受了書稿。編輯通過我的代理人詢問我是否能為此書再想幾個別的書名。我寄去一張清單，列出了大約一打左右的名字。當我最終在紐約一間堆滿稿件和書籍的狹小辦公室里與編輯迪克·羅伯茨會面的時候，我問他有沒有決定書名。“《快樂製造者》，”他說道，“你喜歡嗎？”《快樂製造者》於1961年出版，售出了幾乎13 冊，並於1963年在英國重印，德國和義大利也重印過此書。

《快樂製造者》是我早期作品中惟一得到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評論的一部小說，該報把它與奧爾德斯·赫胥黎①的《美妙新世界》進行了比較。有許多人找過我，想把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其中一位是一家好萊塢電影公司的前任經理，並且是新電視節目《廣闊世界》的製片人。他準備攝製一部“比《埃及艷后》的投入還要大”的電影。當時《埃及艷后》是有史以來製作成本最為昂貴的影片。但是，他指望得到的資金來源（由一家英國礦業集團提供）一直沒有落實。好萊塢的財富就像童話里的金子，只要你一碰，它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者自序

我第一次參加一個有關科幻小說創作的會議並遇見傑克·威廉姆森，是在我寫了4年科幻小說和我的首部作品發表3年之後。那次會議是1952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科幻小說大會。我當時在威斯康星州的雷辛做編輯，坐火車往北只要一會兒就能到芝加哥，因此我說服老闆派我去參加會議，見見那些科幻小說作者，以便日後和他們建立長久的合作關係。我在會上與作者們見面，並和他們建立聯繫，但更多的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出版商。我見到了我的出版代理商弗雷德里克·波爾，他告訴我說替我賣掉了4個故事，於是我辭掉了工作，回去以後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寫作。我還見到了安東尼·布徹和約翰·w·坎貝爾等編輯和其他一些作家，他們給了我莫大的啟迪，使我深以置身於他們的圈中為榮。這正是此種會議一直能給我帶來的好處：它使我更勤奮地工作，以在這些寫科幻小說的好兄弟們中間獲得一席之地。

我們認識的時候，傑克·威廉姆森已經寫了24年的科幻小說。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我正在大會的報到處排隊，一轉身在身後發現了一張熟悉的臉。“你是傑克·威廉姆森？”我脫口而出，因為我曾經在書的封面上見過他的照片。他謙遜有禮地承認了。一段漫長的友誼就此開始了。

也是我的運氣好，傑克的妻子布蘭琪·威廉姆森有個妹妹住在堪薩斯城，那是我出生的城市，後來我又回到那裡去當職業作家。傑克和布蘭琪每年要到那兒去一到兩次。他一來，我們倆就湊到一塊兒談論寫作。我們談論的事情當中有一件是上學的事：傑克當時已經回大學去拿下了碩士學位，他正在考慮再去攻讀一個英語的博士學位（他後來拿到了）。另一件事是他當時在寫作中遇到了一點障礙，有好幾本小說都沒寫完。他問我是否想讀一下其中的一本手稿，看看有沒有興趣將它續完。當時我正忙著寫我的第一本小說《這個堡壘世界》，但我還是答應看看他的手稿。他給了我前一兩章的50頁稿子和150頁的筆記。

就這樣我答應接手了。我先湊了個提綱出來，傑克過目后同意了；然後我寫了個初稿，傑克看過後也同意了；最後的定稿1955年交由一家專門出版科幻小說的諾姆出版社付梓了。翌年，叉由愛斯出版社出了平裝本。我們對這本小說挺滿意，但它沒有為我們帶來經濟上的效益：我們總共掙了500美元，一人250美元，即便在1955年這點錢也算不得多。雖說寫這本書只花了我3個月的時間，但這點錢顯然是不夠我過日子的。通過這本書以及我在出版《這個堡壘世界》時遭遇到的相同經歷（也是500美元，我一個人掙下了），我確信寫小說決非發財致富之路（現在或許是了，但那又另當別論了），於是我決定把我的小說構思分割成更短小的故事，先在雜誌上發表，然後再結集成小說出版。我將這一策略稱為“岡恩法則”，並制定了自己的座右銘“賣它兩遍！”——隨後的《空間站》、《快樂製造者》，《長生不老的人》以及再往後的《傾聽者》、《做夢的人》都是實施這一法則的產物，而且效果也都挺不錯。

然而奇怪的是《星際橋樑》卻有著它與眾不同的經歷。它被譯成了西班牙文、德文（有兩個版本）、法文和義大利文，在英國被重印，而在美國更是數次重印。每次它為我們帶來的附加版稅都是在以我們當初沒有預料到的方式報答著我們在它身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此書在美國的一次再版之後，《紐約時報》的一位書評家如是寫道：“此書並不是一本那一時期（1955年）公認的‘經典’。根據我所查閱的相關資料，它沒有贏得過任何獎項，沒有為它的作者增添過任何榮譽。我以前沒有讀過這本書，甚至連聽也沒聽說過它。我之所以提這些事實是想讓讀者們能夠體會到我的驚訝，因為我發現這本由威廉姆森和岡恩合作而成的默默無聞的小說讀上去更像是海因萊恩與阿西莫夫聯袂的產物。一本純正的科幻小說經典……”

此書還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使我們覺得獲得了比預想更大的成功。有幾個作家告訴我們說他們是在開始讀了《星際橋樑》后改寫科幻小說的，還有一位劇作家在整整12年裡一直都想把它改編成一部電影。《紐約時報》的書評接著又說：“如果我說這本書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無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這兩位作者都無須為他們的作品感到慚愧的話，我是冒著受到誤解的危險的。同所有擅長說故事的人一樣，他們成功地將自己隱身在了講述的過程之中，而將讀者邀請進來，共同合作，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真的’。”

再說一則軼事。傑克現已年屆九秩了，依然筆耕不輟，他的小說也仍然受到歡迎。我在寫《星際橋樑》的時候剛剛30出頭，傑克則是四十五六歲（可他已經有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寫作經驗）。大約20年前，一天我正在紐約和一個編輯一起吃飯，正是他出版的那一版《星際橋樑》引出了《紐約時報》的書評。他說他想為他的新出版商再次重印《星際橋樑》。他說這本書是傑克的經驗和我的年輕活力的完美結合。“你錯了，”我對他說，“這本書包含的是我的經驗和傑克的年輕活力。”在精神上，傑克一直是比我還年輕的。

我希望我們的中國讀者會喜歡這本太空史詩，它講述了一個名叫埃戎的未來帝國，用金色的能量管道把各個星球聯結在一起；還講述了一隻能變形的鸚鵡莉兒的故事。中國的讀者可能會偏愛這個名叫吳老頭的人物（有點兒像我的朋友吳定柏），可當時寫的時候無論是傑克還是我都從來沒見到過一個中國人。

2020年12月23日去世，享年9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