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奎

大奎自幼資性聰慧，初習儒學，博極群書，擅長詩文。大奎長大時，篤信佛教的父親廖休庵居士對他說：“為父學佛不果，今以兒許佛，望兒勿違吾志！”大奎遵從父教，到泉州開元寺當和尚，拜高僧廣漩為師。共三歷寺職，而至分座秉拂。

大奎“學博識端”，由儒徠入釋，故能貫儒釋而一之。他曾說：“不讀東魯書，不知西來意。”泉州開元寺古稱紫雲寺，大奎曾在寺西築有夢觀堂，故名其所著開元寺高僧傳曰《紫雲開士傳》，所著詩集曰《夢觀集》。《夢觀集》共五卷，為浙江鮑士恭家所珍藏，今泉州文管會有藏本。

大奎詩似東晉詩人陶淵明，文似唐代古文家柳宗元。昔人評其詩“簡嚴高古，無山林枯槁氣”、“氣骨磊落，無元代纖穠之習，亦無宋末江湖蔬筍之氣”。時人三山（今福州）吳鑒稱大奎為“圓機之士”，序其詩曰：“華實相副，詞達而意到，不雕鏤而麗，屏耕鋤而秀”。大奎雖然為僧，但關心國家人民。他有很多政治時事詩，大都寫於泉州阿拉伯伊斯蘭上層分子發動的“亦思巴奚兵亂”（1357-1366年）之前，深刻地反映了元末泉州的政治經濟情況。

元順帝至正年間（1341-1368年），泉州水、旱、風、震、疫諸災紛至沓來，人民無以為生。如至正十三、四年（1353、1354年），泉山大旱災大飢疫，“種不入土”，“五穀歉收”，“餓殍載道”，“死者相枕藉”。

慈善人士趙深道會合僧眾，造船通過城壕與八卦溝，進城拉運死者到郊外埋葬，“日不下數次”。人民乃“相卒就食永春”，甚至發生“人相食”的慘劇！

大奎的詩，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天旱稻枯，糧貴民飢的嚴重災情：“春秧黃槁百泉枯，龍骨聲中泣老夫。”（《苦旱》），“菜色萬人同”，“民間楮已空”（《南國》）。任是谷價飛騰，“斗米而今已十千”（《哀殍》）。可是以蒙古人、色目人為首的統治者，仍然不顧人民死活，還拚命乘機哄抬糧價，催稅逼債，“長官秋至索王租”（《苦旱》）。更悲慘的是因之導致“吾郡從來稱佛國，未聞有此食人風。凶年竟遣心術變，末俗何由古昔同？”（《吾郡》）詩僧大聲疾呼“肉食”之輩，“急為饑民散腐紅！”（《吾郡》）然而，這美好的願望是不能實現的。

在蒙古貴族統治的八十九年間，漢族和各族人民備受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反抗鬥爭始終不息，元末更為劇烈，至正十一年（1351年）終於爆發了紅巾軍大起義。在這前後，泉州農民起義也彼伏此起，連綿不斷。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安溪湖頭張治囝起義，至正三年（1343年）泉州劉應總起義，十四年（1354年）安溪李大定、南安呂光甫起義，都圍攻泉州府城，嚴重威脅元朝在閩南的統治。

大奎雖然未能擺脫統治階級的偏見，稱起義軍為“盜”、“賊”，卻能正確分析起義的原因是官逼民反，天災人禍，“民已竭膏脂”，饑民竟投義軍，是義軍能為之“療飢”，因而“干戈正此時”（《次韻詹生因所見有感》）。

為了阻止農民軍的進攻，元朝統治者驅使人民修築泉州府城。偰玉立當泉州“達魯花赤”（元代路州地方官名）時，正值兵亂，便開拓南羅城，以就翼城，周圍三十里，又疏浚城濠。大奎的《築城曲》寫道：“吏胥督役星火催”，“城下人語哭連聲”。詩人以南宋末蒲壽庚關閉泉州城不納宋帝趙昺為例，說明“為國不在城有無”，要在“收取人心養民力”。

元朝統治者無力對付農民起義軍，便強抓和尚當僧兵，強迫他們違背教義，參與屠殺義軍，這也是“泉南佛國”的一大奇聞。大奎的《僧兵嘆》和《僧兵守城行》寫道：“毆僧若毆羊，持兵衣短裌。”“朝朝上城候點兵，群操長竿立槍槊。”“那知今日墮卒伍，使守使攻受官約。”他呼籲統治者，既有官兵，何必驅僧為兵？“願放諸僧卧雲壑！”

在戰亂頻繁，災難連綿的歲月里，詩僧渴望人民能過上太平安寧的日子，“秫田釀酒終朝醉”，“能尋樂土更無愁”（《送錢介夫如臨漳別墅》）。這種美好願望，當時也是不能實現的。然而，當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大奎五十八歲，看到“亦思巴奚兵亂”平定，人民稍得安寧之時，他便欣喜地寫詩道：“將謂一向皆左秹，豈朝今日見主師？”（《清源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