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儘管民生凋敝、戰亂 不過，在都市化的上海卻是另一番景象。這裡，有紙醉金迷的生活，有明爭暗鬥的算計，有趨炎附勢的各色人物。

開絲廠的吳蓀甫帶鄉下的父親吳老太爺避戰亂來到上海，撲朔迷離的都市景觀使這個足不出戶的老朽——吳老太爺深受刺激而猝死。吳府辦喪事，上海灘有頭有臉的人都來弔唁。他們聚集在客廳，打聽戰況、談生意、搞社交。善於投機的買辦資本家趙伯韜找到吳蓀甫和他的姐夫杜竹齋，拉攏他們聯合資金結成公債大戶“多頭”，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賤買貴賣，從中牟取暴利。杜竹齋心下猶疑，趙伯韜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錢操縱戰局的計劃。吳、杜決定跟著趙伯韜干一次。這次合作，小有波瀾而最終告捷。

因為金融公債上混亂、投機的情形妨礙了工業的發展，實業界同仁孫吉人、王和甫推舉吳蓀甫聯合各方面有實力的人，辦一個銀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機關，並且希望將來能用大部分的資本來經營交通、礦山等幾項企業。這正合吳蓀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於冒險精神。他喜歡和同他一樣有遠見的人共事，而對那些半死不活的資本家卻毫無憐憫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託公司就成立起來了。

這時，吳蓀甫的家鄉雙橋鎮發生變故，農民起來反抗，使他在鄉下的一些產業蒙受損失。工廠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為對付工人罷工，吳蓀甫起用了一個有膽量、有心計的青年職員屠維岳。他先是暗中收買領頭的女工姚金鳳，瓦解了工潮的組織；當事發之後，姚金鳳被工人看作資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復起的時候，他使吳蓀甫假令開除姚而提升那個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這樣一來，姚的威信恢復，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對她的處置。接著，作為讓步，吳收回成命，不開除姚，並安撫女工給予放假一天。吳蓀甫依計而行，果然平息了罷工。

交易所的鬥爭也日漸激烈。原先吳蓀甫與趙伯韜的聯合轉為對壘和廝拼的局面。益中信託公司，作為與趙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趙伯韜為“多頭”和益中公司為“空頭”之間的角斗。趙伯韜盯上吳蓀甫這塊肥肉，想乘吳資金短缺之時吞掉他的產業。幾個回合較量下來，益中虧損八萬元栽了跟頭而停下來。此時吳蓀甫的資金日益吃緊，他開始盤剝工人的勞動和剋扣工錢。新一輪的罷工到來，受到牽制的屠維岳分化瓦解工人組織的伎倆被識破，吳蓀甫陷入內外交迫的困境。

趙伯韜欲向吳蓀甫的銀行投資控股。吳決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絲廠和公館都抵押出去作公債，以背水一戰。他終於知道在中國發展民族工業是何等困難。個人利害的顧慮，使他身不由己地捲入到了買空賣空的投機市場來。

公債的情勢危急，趙伯韜操縱交易所的管理機構為難賣空方吳蓀甫。幾近絕望的吳蓀甫把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齋身上。千鈞一髮之際，杜竹齋倒戈轉向趙伯韜一邊。吳蓀甫徹底破產了。

《子夜》的寫作意圖與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有關。當時大 只有三個論點：一是認為中國社會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工人、農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二是認為中國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應該由中國資產階級來擔任；三是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在既反對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也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夾縫中取得生存與發展，從而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政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在仍作為一種人們啟蒙的文學領域無疑迫切需要一部劃時代的正確分析中國現狀和出路的作品的出現。就作者本人而言，矛盾始終秉承“文學表現人生”的創作主張，這種主題的創作也正與此吻合。基於這種社會現實、政治需求和作者立場等因素的推動有了《子夜》的主題——以吳蓀甫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企業王國”的最終失敗告訴我們中國並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無法引領中國革命的道路，中國的最終出路要通過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群眾的革命來實現。

《子夜》還以逼真的筆法描寫了人物的生活細節，並且常常寓深刻的思想於平凡的生活細節描寫之中。這些細節描寫的特點既是實在的，又是具有象徵性的。作者反覆描寫吳老太爺虔誠信奉所謂勸善懲惡的《太上感應篇》的細節，這個細節是實在的，然而又象徵著他的老朽，頑固的地主階級的思想性格；又如雷參謀贈送林佩瑤《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這是事實，然而也是象徵著他們秘戀和結局。

吳蓀甫

吳蓀甫是長篇小說《子夜》的主人公，是三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典型。作者用了許多筆墨，把他放到三十年代中國錯綜複雜的階級鬥爭和社會關係中，放在典型環境中塑造了這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典型。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資產階級，因此，一方面他們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主義的束縛，於是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具有軟弱性，所以他們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大敵當前的時候，他們要聯合工農對敵，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工農覺悟起來的時候，他們又要聯合敵人反對工農，具有作為反革命助手的反動。吳蓀甫就是這種既有榨取工人血汗仇視農民運動的一面，又有抵抗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發展民族工業願望的一面，具有二重性的複雜人物形象。

吳蓀甫性格的二重性有他進步的一面也他反動的一面。

就其進步方面講：

1.首先表現在他敢於反抗帝國主義的控制，敢於同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帝國主義的掮客趙伯韜相對壘。他在唐雲山的支持下，聯合太平洋公司經理孫吉人和大興煤礦公司經理王和甫組織了“益中信託公司”，經營銀行信託業務，決心與趙伯韜抗衡。在與趙伯韜的鬥爭中，他發起過進攻，迎接過挑戰，遭受過挫折，進行過掙扎，最後傾家蕩產，背水一戰。吳蓀甫的這些行動，說明了他同帝國主義、金融買辦資產階級是具有直接矛盾的，對帝國主義企圖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的野心是有反抗精神的，他不僅“仇恨”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同時吳蓀甫與反動政府之間的統治也是有矛盾的，他說：“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一定有希望。”這就透露他對當時的連年軍閥混戰、政府黑暗的不滿情緒。

2.吳蓀甫是要竭盡全力發展和振興中國民族工業的。他不僅在農村興辦了企業，還在上海開辦了裕華絲廠，成立益中信託公司，隨著資本的增加，經營範圍的擴大，除了絲織工業外，他還有燈泡、熱水瓶、陽傘、肥皂、橡膠鞋等。他想振興中國民族工業的理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雖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從當時的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特定的歷史環境來看，卻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

3.吳蓀甫與封建勢力的聯繫較少，希望自己能建立起一個美妙的資產階級王國。他是一個遊歷過歐美，具有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知識的工業資本家。為了發展民族工業，他在家鄉雙橋鎮農村開設了電廠、米廠、油坊、錢莊、當鋪，這種舉動，在客觀上來說，是對當時農村封建主義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一種努力和嘗試，有著一定的進步意義。

吳蓀甫性格的反動性又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首先，表現在他對待工農群眾的態度上。吳蓀甫有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一面，又有殘酷地壓榨剝削工人、農民和仇視工農革命運動的一面。他在企業經營上所受到的損失，在公債投機中所遭的失敗，都要從工人農民身上尋求補償。當他拚命延長工時、壓縮工人、削減工資，引起工人為爭取自己的生存、生活的權利而進行罷工時，他的“臉色突然變了”，“臉上的紫皰一個一個都冒出熱氣來”，於是，他大罵工人，兇惡地聲言要給“那些窮得只剩下一張要吃飽的嘴”的工人們一點顏色看。為了鎮壓工人運動，他不僅收買“忠實而能幹的部下”和蔣汪兩派的黃色工會，在工人中安插工賊，拉攏、分化工人隊伍，而且還勾結反動勢力，動用大批軍警特務，進行血腥的鎮壓，甚至他還親自出馬，坐鎮指揮。當他乘坐的汽車被憤怒的群眾包圍時，他“鐵青著臉”，竟然置周圍女工的生命於不顧，兇相畢露地命令司機：“開車，開足了馬力沖！”等等行為都揭示了吳蓀甫作為三十年代的民族工業資本家敵視工農革命的反動本性。

2.吳蓀甫還具有投機取巧、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本性。他出於“個人利害的籌慮”，不僅吃掉了朱吟秋的絲廠和陳君宜的綢廠，還乘人之危，運用陰謀詭計，一口氣吞了八個日用品中小工廠。他的所謂發展民族工業，實際上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擴大自己的經濟實力。他反對金融投機，決心與買辦勢力較量一番，然而，為了牟取暴利，卻又與趙伯韜勾結，鑽進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里。在公債市場上，他雖然手段多端，但終究不是由美國財團勢力支持的趙伯韜的對手，很快便慘敗在趙伯韜的手下，最後以破產告終。吳蓀甫的悲劇，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法則。

趙伯韜

趙伯韜是一個驕橫奸詐、兇狠殘酷、荒淫腐朽的買辦資本家的典型形象。他憑藉美國金融資本和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力量，操縱了交易市場。他施展種種狡詐、毒辣的手段對民族工業進行排斥、打擊和控制，迫使民族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走向買辦化，從而使中國的經濟變為殖民地經濟。他仗勢後台強硬，表現出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氣勢。富有膽略和財力的民族資本家吳蓀甫在他眼裡，不過是一個談笑都就可以打垮的對手。為了實現金融資本支配民族工業的陰謀，他處處跟吳蓀甫過不去，常常施展小計，使吳蓀甫陷入困境后將其打敗。他在金融界興風作浪，為所欲為，在生活上也極端荒淫腐朽。他自己恬不知恥地說能“扒進各式各樣的女人”，不論是聰明無知、年僅十七的馮眉卿，也不論是風騷能幹的年輕寡婦劉玉英，還是輕佻放蕩的交際花徐曼麗，都是他的玩物，都是他空虛的精神生活的寄託。他道德上的墮落和性格上的驕橫奸險構成了統一體，充分暴露了買辦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反動性、經濟上的掠奪性和道德上的腐朽性。

屠維岳

屠維岳是吳蓀甫在工廠里的得力走狗。他精明能幹，一出場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吳蓀甫面前他侃侃而談，毫無畏葸的態度。他很慣於使用軟的手段收買工人。他在工人群眾的罷工怒潮面前，用盡花言巧語，妄圖蒙蔽工人群眾，騙取信任。倔強、陰沉、膽子忒大是他性格的主要特點，但在強大的工人力量面前，他是不能不懾憚、畏懼。他採用開除走狗姚金鳳、提升薛寶珠為稽查的卑劣伎倆，來迷惑工人群眾的視線，抵制工人運動。當他的“平亂”願望未達到的時候，他的兇惡的面貌暴露無遺。在屠維岳的身上，有著吳蓀甫的影子，可以說屠維岳的形象，無論是他的剛強、機智、膽量這一方面，還是他的陰險、毒辣這一方面，都是對吳蓀甫形象起到一種補充和襯托作用。

《子夜》的舞台設置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並沒有截取某 條小巷或某個街角，而是從居高俯視的視角，整體展示這座現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資本家的豪奢客廳、夜總會的光怪陸離、工廠里錯綜複雜的鬥爭、證券市場上聲嘶力竭的火併，以及詩人、教授們的高談闊論、太太小姐們的傷心愛情，都被組合到《子夜》的情節里。同時，作家又通過一些細節，側面點染了農村的情景和正發生的中原的戰爭，更加擴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從而實現了他所設定的意圖：“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使一九三零年動蕩的中國得以全面的表現。”當然，茅盾的“大規模”“全面”描寫，並不是把各個生活片斷隨意拼貼在一起。他精心結構，細密布局，通過主人公吳蓀甫的事業興衰史與性格發展史，牽動其它多重線索，從而使全篇既展示了豐富多彩的場景，又沿著一個意義指向縱深推進，最終以吳蓀甫的悲劇，象徵性地暗示了作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理性認識：“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子夜》所概括的社會生活紛繁萬狀，事件如波，此起彼伏；場面如鏈，交叉出現；人物如星，忽閃忽逝，但整個人物事態的展開又條貫井然，紛而不亂。比如，書中講到吳蓀甫的生活，但是接著筆鋒一轉又講到了雙拋橋。《子夜》蛛網式的密集結構，表現社會變遷的複雜內容，這種龐大結構所展示的組織人物與事件的辦法之多，敘事角度的變化之繁，足以證明茅盾豐富的創作經驗與對素材的駕馭能力。

《子夜》不僅顧及到社會空間上的全景展現，而且更注意社會結構的全景式表層模擬。他把每一個都作為他所屬的階級的“標本”來塑造。寫出他們所具有的社會角色特性，像吳蓀甫、趙伯韜等不同類型的資本家，像吳老太爺、曾滄海、等不同特點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不同模式的知識分子，既是“單個人”，又都是帶有特指意義的社會角色。他們個人的命運、事實上反映了某一社會群類的基本狀況。

在進行大規模的全景式描寫時，茅盾注意在具體的情節安排上虛實結合、遠近結合，因為這樣才能顯示出作品的色彩與波瀾，也才符合生活的實際。

他以城市為近景，以農村為遠景的布局，以光怪陸離的城市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過作品中人物的談論或政治形勢的變化，起伏不斷地引出農村這一條線索。

《子夜》結構交錯複雜，但不是一堆亂麻，而是條分縷析，綱目分明。作品中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的聯繫與矛盾，構成了許多具體事件，作者抓住其中牽連著眾多人物的樞紐性事件，形成五條重要線索貫穿始終：

①以買辦資本家趙伯韜、金融資本家杜竹齋、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等人為代表的公債交易所中“多頭”和“空頭”的投機活動。

②在世界經濟危機、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以及軍閥混戰等影響下的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辦、掙扎和以朱吟秋絲廠出盤、陳君宜綢廠出租、孫吉人船隻被扣、周仲偉投靠“東洋大班”、吳蓀甫傾家蕩產為標誌的徹底破產。

③由工人群眾的悲慘生活、資本家的反動面目、走狗們的虛偽陰險、黃色工會內部的互相傾軋以及地下黨領導人的路線分歧等畫面共同組成的工人反抗資本家殘酷剝削的怠工、罷工鬥爭。

④使得封建殭屍吳老太爺倉皇出逃、使反動地主曾滄海暴死街頭，使吳蓀甫的“雙橋王國”美夢徹底破滅的農村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

⑤是表現依附於資產階級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虛庸俗的日常生活、尋求刺激的變態心理和苦悶抑鬱的精神狀態等。

五條線索既獨立發展，有各自鮮明的軌跡，又彼此密切關聯，網狀交叉，或全面展開，或交錯進行，從而反映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的本質特徵，使讀者差不多看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中國的全貌。在這裡，“作者精湛的布局把許多錯綜複雜的線索，應用了高明的藝術手段，織成一部成熟的藝術品。”

《子夜》中的人物塑造主要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茅盾在人物塑造中，關注的不是人物的性格、命運、精神狀態等，而是他們所體現的時代特色，是時代、階級和政治思想鬥爭在人物身上所銘刻的烙印，是他們所具有的社會意識形態性。他筆下的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這種強烈的時代色彩，鮮明的意識形態性，是茅盾創造人物的根本原則。

《子夜》之所以一發表就引起轟動，關鍵在於它成功地塑造了吳蓀甫這個中國文學史上從未塑造過的民族資本家的人物典型，並以他為中心照亮了30年代整個上海的社會生活，照亮了在這裡活動的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和命運，以及他們與歷史糾葛的方方面。

吳蓀甫生不逢時，在中國半殖民地的現實環境中雄心勃勃地企圖發展民族工業，結果以破產的悲劇而告終。茅盾 一方面從政治上對個人物的階級屬性進行了深刻解剖，注意寫出他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兩面性，毫不掩飾他在思想上的反動性，如罵共產黨，搬兵鎮壓農民暴動等；但另一方面，茅盾對他的讚賞幾乎不加掩飾，這個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即使倒台崩潰，也落得像個巨人，並因此而透出某些悲劇感。他的悲劇是中國現代企業家生不逢時、壯志未酬的悲劇。

吳蓀甫是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形象中出現得最早、塑造得最成功的一個。

茅盾塑造的人物，既是時代的、階級的和一定思想傾向的代表，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他筆下的其他人們，如趙伯韜，靜女士等都是不朽的藝術典型，在他們身上，有著強烈的、厚重的時代氣息和自身鮮明的個性，構成一個獨立而完整的藝術世界。

茅盾執著於現實人生，傾心於藝術的真實，在他的文學作品 中，“真實”永遠是他的一條準則。他對自然主義大力弘揚與倡導，並對與之相近的現實主義懷著虔誠的捍衛熱情。他力圖避免當時文壇上的左傾機械論的通病。生活實感正是茅盾最為關切的，在他看來，充實的生活，比正確的觀念和純熟的技術更重要。

在茅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充分注意了生活的複雜性，尤其是注意了人及其關係的複雜性。他在《子夜》的構思和搜集過程中反覆調查研究，所以他對產業界、金融界的情況瞭然於胸，因而《子夜》能以生動的形象真實、細緻地再現生活。

中國小說歷來受到“史傳”傳統和“詩騷”傳統的深刻影響與滲透。茅盾的《子夜》依然處在這兩大傳統互動的框架之中，一方面，茅盾為意識形態化的歷史觀念提供鮮明的、形象化的歷史圖景，深入地解釋了30年代國內經濟鬥爭、階級鬥爭的現實，得出的是符合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歷史結論。另一方面，茅盾也沒有忘記“言志抒情”的“詩”的功能，他將個人的、感性的歷史經驗編織在對具體人物的塑造中，他在作品中寄予的人文反思、人道批評。史詩性的現實主義創作有更大的規模與氣勢，反映一個歷史時期更為廣闊、更為複雜的社會面貌，因而更能顯示出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徵。

以《子夜》為起點的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大部分作品，形成了相當穩定的創作模式，一批作家開始認同和嘗試這種創作模式，他們以極大的興趣關注社會現實，正面描寫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人們稱之為社會剖析小說。30年代后，由茅盾所開創的這一種形態的現實主義小說傳統漸漸地上升為主流，並在五六十年代達到了高峰。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瞿秋白：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應用真正的社會科學，在文藝上表現中國的社會關係和階級關係，《子夜》不能不說是很大的成績。

吳宓：筆勢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噴薄，不可控搏。而其細微之處復能婉委多姿，殊為難能可貴。

葉聖陶：我有這麼個感覺，他(茅盾)寫《子夜》，是兼具文藝家寫作品與科學家寫論文的精神的。

筱田一士：《子夜》是20世紀世界文學巨著中，可以和《追憶逝水年華》、《百年孤獨》相媲美的傑作。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漢族，浙江桐鄉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化活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我國革命文藝奠基人之一。1896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這是個太湖南部的魚米之鄉，是近代以來中國農業最為發達之區，它毗鄰著現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薈萃的地方，這裡成就了茅盾勇於面向世界的開放的文化心態，以及精緻入微的筆風。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稍稍平穩便秘密寫作《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和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茅盾於1981年3月27日辭世。

茅盾的作品語言優美，簡練，長篇小說敘事方式從不拖泥帶水，散文意境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