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揚

高揚，1909年農曆8月14日出生於遼寧省遼陽縣吉洞鄉禮備溝 村。中學就讀於明德中學和遼陽縣第一高級中學。1928年下半年考上東北大學法學院預科。“九一八”事變后，他輟學回到家裡。1934年7月恢復學籍，就讀於遷址北京的東北大學經濟管理系。1936年8月畢業。此期間，積極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思想覺悟得到很大提高。他加入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後轉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不久到河南省許昌縣灞陵中學當教員。

1936年12月，經地下黨組織介紹，高揚同志前往西安工作，並由宋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擔任東北民眾救亡會黨支部書記。又被派往張學良部隊機要秘書處工作，參加了“西安事變”前後的各種救亡活動。

1937年11月，高揚同志在太原參加八路軍第一游擊縱隊。太原淪陷后，他根據上級指示到河北邢台一帶開展敵後工作。1938年1月至7月先後任邢台縣工委書記、邢台縣委書記等職，領導建立了地方抗日政權和武裝力量，消滅了當地反動勢力，打開了邢台地區的抗日局面。1938年8月至1945年10月，先後任冀豫特委宣傳部部長，冀西地委組織部長，太行一地委、七地委書記，同時兼任軍分區政治委員。為開闢和建立抗日根據地作出了積極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后，高揚同志被派往東北解放區工作。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先後任中共遼寧省分委員會委員、遼陽鞍山中心市委書記、遼寧省第一地委副書記、遼東省遼南地委第二書記、遼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1946年11月至1949年5月，先後任中共遼東省委安東省分委員會委員，安東省委常委，安東省委群眾工作委員會副書記、省委婦委書記、省委民運部長和通化地委書記。期間曾自告奮勇率隊堅持敵後鬥爭。1949年6月，任中共瀋陽市委第一副書記兼市委組織部長。1950年6月至1954年12月，先後任遼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遼東省委常委，遼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主席，遼東省委書記兼省委統戰部部長，這期間還曾擔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常委、組織部部長、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地區工作部副部長等職。

1956年1月，高揚同志調任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同年4月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56年1月，任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認真貫徹落實國家關於國民經濟建設和工業企業生產的方針，參與制定了一系列振興和發展工業與交通的政策。1959年，高揚同志遭到錯誤批判，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貴州省，先後擔任清鎮鋼鐵廠副廠長、貴陽汽車製造廠副廠長。儘管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他仍然以積極負責的態度和樂觀主義精神投入工作。1962年6月，經中央批准為高揚同志平反，同年任命他為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

“文化大革命”期間，高揚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的嚴重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撤銷化工部部長、黨組書記職務，遭到殘酷地批鬥、審查，並被下放化工部河南省幹校勞動。儘管如此，高揚同志仍然保持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樂觀向上的精神。粉碎“四人幫”后，1978年1月，高揚同志任中共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他迎難而上，狠抓揭批“四人幫”工作，從處理大量的冤假錯案入手，落實幹部和知識分子政策，很快就打開了局面。1979年4月，高揚同志調任農墾部部長、黨組書記。1982年6月，高揚同志擔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中共十二大、十三大，高揚同志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潛心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各種論著，對新時期黨的建設等重大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寫出了不少具有建設性意見和建議的報告，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1987年3月，高揚同志任中央黨校校長。

高揚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十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當選為中顧委委員；第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列席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次代表大會代表；他還擔任過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第一、二屆理事會顧問。

2009年3月29日，高揚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100歲。

高揚為推進東北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高揚在任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期間率先垂範，勤奮學習化工知識，工作之餘請化工學院教師授課，倡導並主編了《化學工業知識叢書》（全21冊），為普及化工知識，發展化學工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堅決貫徹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全國化學工業基本建設和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壓縮不合理的逵設項目，集中力量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重點項目。在當時嚴峻的國際形勢下，中央為加強與促進國防建設事業的發展，成立了以周恩來總理為主任的中央專門委員會，他是委員之一，為了落實專委會對化工工業提出的各項任務，他以發展的眼光謀划化工工業發展全局，腳踏實地地狠抓各項工作的落實，成為化工工業的實幹家。

之後面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農墾系統的嚴峻局面，他著重抓好國營農場的經營管理，率先在國營農場實行改革，推動農墾系統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倡導農工商聯合經營，使國營農場的整體效益得到提高。在他的主持下，農墾部對全國農墾工作三十餘年的經驗和教訓進行深入系統的總結，並編印了《農墾工作三十一年的基本經驗》，對農墾系統的振興和發展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任上，他認真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面對複雜的局勢，為了掌握全省的情況，到河北省第一年就走訪了多個縣（市）鄉（鎮）。為了促進全省的安定團結，他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疏導工作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為了提高領導幹部的理論水平和經濟工作能力，他組織有專業知識和實際工作經驗的幹部撰寫經濟學文章，並親自擔任主編，出版了《河北經濟文章選編》（上、下冊），成為全省領導幹部學習的重要資料。在他的大力提倡和積極推動下，全省形成了學習經濟、研究經濟、搞好經濟工作的良好風氣。高揚同志為開創河北各項工作的新局面付出了艱苦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績，得到中央的肯定和社會的廣泛好評。

中央黨校校長任上，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他主持起草了《關於改革中央黨校工作的意見》。意見涉及黨校教學、科研、機構以及自身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同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准了中央黨校的改革意見，並轉發全黨。在主持中央黨校工作期間，高揚同志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育，鼓勵黨校幹部和廣大學員多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提高理論修養；理論學習必須與實際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並靈活地用於指導實踐活動；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關心黨校人才隊伍建設。黨校的改革和各項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

高揚同志政治立場堅定、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對黨和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無限忠誠；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無論是身處順境還是遭受錯誤處理，始終保持堅定的信念，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的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始終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品質，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恩怨，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他自覺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勇於探索，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敢于堅持真理、堅持原則，堅持實事求是。他大局意識強。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對工作兢兢業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作風民主，密切聯繫群眾，生活樸素，清正廉潔，嚴於律己，克己奉公。他長期在多個地方和部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對於重丈問題，堅持集體討論決定，重視發揮集體智慧。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幹部，他從不搞特殊，到基層調研，盡量輕車簡從，反對迎來送往，主動和群眾打成一片，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優良作風。

高揚同志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良好的古今文學修養。他長期擔任黨的高級領導幹部職務，積累了豐富的黨建工作弳驗，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對加強黨的建設十分關心，對一些重大問題常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見和建議，並在《人民日報》、《黨建研究》等報刊上發表《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研究提綱》等大量文章。反映了老一輩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執著追求和對新的歷史時期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的殷切希望。

高揚同志非常關心雜文事業的發展。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期間，他支持成立河北雜文協會、創辦《雜文界》和《雜文報》，對思想解放起了推動作用。在工作之餘，他撰寫了近百篇短小精悍的雜文，北京雜文協會編輯出版了《高揚雜文散文集》。他善於抓住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辯證分析，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思想性，在弘揚正氣、針砭時弊、促進工作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晚年，高揚同志還擔任全國雜文聯誼會顧問，積極參加雜文研討活動。

高揚同志從青年學生時起，就投身於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事業；新中國建立后，他滿腔熱情地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進入新時期，他堅決擁護和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晚年患病期間，仍然以堅強的毅力，堅持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體現了一個革命者矢志不渝的堅定信仰和高度的政治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