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全書

余秋雨的散文著作長期位於全球華文排行榜前列，同時被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文化的讀者廣泛接受，其作品具有第一流的美文、第一流的深度。余秋雨說，因為世界上華人讀者的數量太大、支脈太多，為此他不得不暫時遠離早就形成的學術癖好，用最感性的“宏偉敘事”來與廣大讀者對話，建構一種雙向交流的大文學。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在世界各地行走、考察，進行著他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全書》的出版也不停地推遲，修訂了很長時間。

目前首批推出的是有關中國的兩本——《尋覓中華》和《摩挲大地》。《尋覓中華》系統地表述了余秋雨先生從災難時期開始一步步尋覓出來的中華文化史，充分展示了一個當代學者心中的中國文化史及二十年跋涉終成正果。書中除一篇之外，其他所有的文章是第一次發表；《摩挲大地》一冊，精選了原來《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里那些著名的篇章，並且對每一篇都進行了改寫。書中的後半部分有關邊遠少數民族生態的文章，都是首次發表。由於這次余秋雨的改動幅度很大，所以《摩挲大地》格外引人關注。

另有有關世界的兩本——《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千年一嘆》記錄了余秋雨先生在2000年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人類各大文明遺跡的經歷。車輪緊貼地面，一公里一公里的碾過去，完全不知會遇到什麼，所知道的只是一幕幕驚心動魄真實的故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著名美學家和作家，藝術理論家，中國文化史學者。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現任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在內地和台灣出版中外藝術史論專著多部，曾赴海內外許多大學和文化機構講學。198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並擔任多所大學的教授。近年來，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之餘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後獲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台灣聯合報讀書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上海市出版一等獎等。1983年出版《戲劇理論史稿》，此書是中國大陸首部完整闡釋世界各國自遠古到現代的文化發展和戲劇思想的史論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獲北京全國首屆戲劇理論著作獎，十年後獲北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而另一本於1985年發表中國大陸首部戲劇美學著作獎，十年後獲北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而另一本於1985年發表中國大陸首部戲劇美學著作——《戲劇審美心理學》，次年亦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其學術可見一二。入載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國際著名學者錄》、《傑出貢獻者名錄》以及美國傳記協會的《五千世界名人錄》等。2004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編輯部等機構選為“中國十大藝術精英”和“中國文化傳播坐標人物”。《行者無疆》是《千年一嘆》的續篇。余秋雨先生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這是連歐洲學者也很難做到的事。從美第奇家族的府邸到巴黎現代的咖啡館，從一所所幾百年歷史的大學到北歐海盜的轉型地，余秋雨先生一直在比較著中華文明的缺失。

百感交集出新書

四川地震發生后不久我立即打電話給作家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王淑麗女士，要求延後出版我的書稿，因為此時此刻任何與抗震救災無關的話題都不應該分取媒體版面，分散人們的注意。

王淑麗說，書在地震前就印好了，已向各地書店發送，但一切都只是悄悄進行，絕不作任何推廣、宣傳。

我再追著叮囑了一句：面對人間大道，任何書翰文墨都不值一提。

但是，實在難免，一些讀者把我新書的序言刊登在網路上了，因此引起一些報刊讀書欄目的注意，來電詢問。

那我就作一個簡單的回答吧。

我這次出的這套書，叫“文化苦旅全書”，先出了兩本，第一本叫《尋覓中華》，第二本叫《摩挲大地》。這第一本書里的文章，除一篇之外，其他十九篇都沒有在以前的書里出現過。這是一部我自己在心中默默探索的“中國文化史”，前後算起來寫了二十幾年了。這本書是以時間為線索的，第二本則是以空間為線索的，作為與第一本的呼應。第二本書里的文章，不少是從以前出版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中嚴格精選的，多數都作了重大修改，甚至重寫。又有一部分是第一次發表。

這兩本書，反映了我二十幾年來為了在國際坐標中捍衛中華文化尊嚴和光榮所作的努力。這種努力非常艱苦，不僅要走遍中國，而且要冒險走遍世界，還會受到一輪又一輪的圍攻和誣陷。這一切，都是大家看到了的。真是慶幸，我遇到了一個不錯的時代，受到廣大沉默讀者的鼓勵，我堅持下來了。

我的堅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管中國曾經多麼落後和腐朽，我堅持認為輝煌的中華文化一直溶化在中國人的集體人格中。中華民族從來就不是一些學者說的“劣等民族”。即使在災難中，也總有中國人在搶救中國文化。這也是中華文化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的主要原因。我曾經以這個立場，在聯合國的世界文明大會上與外國學者辯論，而不少外國學者總是以政治取代文化。華人學者中也有這種情況。

第二，不管中國需要經受多麼嚴厲的理性批判，我堅持認為，中華大地永遠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讓我們熱淚盈眶、不忍離去。我的這種堅持，體現在我的文筆中，一直被大陸文化界朋友們嘲笑為“愛國濫情”，他們又一次次調侃我“為什麼又流淚”。

第三，不管中國文化中有多麼艱深的典故，多麼複雜的謀略，多麼動聽的故事，多麼精緻的細節，我堅持認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價值，而最高的精神價值就是善良和愛。長期以來，文化界強調“術”而輕視“道”，即使講“道”，也不是以善為旗幟的人間大道。對此我一直在大聲呼籲，卻逃不脫“甜膩的道德至上論”的帽子。

第四，不管中國民眾多麼缺少文化，多麼遠離學術，我堅持認為，他們是文化的目標所在，也是任何文化話語的主要接受者和互動者。我反對在“文化界”里“互為觀眾、互為講台”的小圈子自耗行為。作為最早通過電視直接面對廣大民眾的學者，我長期被指責為“向世俗投降”。

正是以上這四項堅持，使我在這次四川大地震中百感交集。大家終於看到了吧，中國人有那麼差嗎？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嗎？中國文化的核心難道不正是善和愛嗎？中國廣大民眾即使沒有文化，難道不也是在災難中一步攀上了人類精神文明的制高點嗎？

前年，我先是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講述“中華文明的道路”，後來又應邀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駁斥“中國威脅論”。今年一月，我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禮堂講述“中華文化的光榮和艱辛”。由於觀點鮮明，反響強烈。但是，總有一些人、一些觀點、一些誤會、一些歪曲，難於被我說服。太多太多的陰雲籠罩著中國文化，因此也損及中國人的集體形象，我焦急，我氣忿，我無奈。

這種情景，一直延續到四川大地震的發生。

大地震使我萬分悲痛，但是，天天讓我熱淚不止的，是中華文明在“集體人格”上的動人展現。

這種展現不可能裝扮，一切都會在全世界的直視之下。世界吃驚了：中國人，生死血淚中的中國人，無遮無蓋的中國人，竟然是那麼崇高，那麼人道、那麼善良、那麼迅捷、那麼有效！

這是自有人類以來，最尊重生命的現場。這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最具有人道主義的地方。其他地方也有過，但沒有那麼集中，那麼濃烈，那麼透徹。

昨天晚上，一位從美國來的女士詢問我和馬蘭：“美國911之後也出現過空前的團結、空前的崇高，現在中國也是這樣嗎？”

我回答道：“現在的中國，高過911之後的美國。因為，當時的美國有恨，成為後來發動兩場戰爭的動因。而這次中國，無恨。中國人承受了一場無與倫比的災難，卻不想尋找泄恨的對象。中國只想用愛解決一切，當然，也包括接受國際的愛。”

因此，我有充分理由說：四川地震證明，中華民族極其優秀！

四川地震讓我證明了這個道理。但是，在我還無法充分證明的那些年月，只能埋頭走路，埋頭執筆，埋頭聽罵。那兩本書，就是這番話經歷的記錄。

——這麼一想，這兩本書在地震之後出版，也還有一點參考價值，不能說完全不合時宜。

記者問：你在重寫《道士塔》、《莫高窟》等篇目時，是否考慮到以前有爭議的一些內容？

余秋雨答：當時唯一的“爭議”的是，有幾個批評者認為，敦煌文獻應該被外國探險家拿走，因為中國沒有研究能力和保存能力。我在這次修改中，針對這種意見，強化了當時的洋奴和愛國者之間的對照，加出了兩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同時，我在第一本《尋覓中華》中特地寫了一篇《問卜殷墟》，詳細描述並證明了當時的中國學者完全有能力破讀古代文獻，而且也有能力保護。因為當時同時發現的殷墟甲骨文比敦煌經文早了兩千多年，卻以中國學者為主體完成了破讀和研究。

記者問：幾年前好像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咬文嚼字，說你在哪些文章中有一些細節差錯，你修改了嗎？

余秋雨答：這個人的文章我至今沒有讀過，以後也不會讀。真為難復旦大學八十高齡的大學者章培恆教授居然讀了，還寫了好幾篇很長的批駁文章，判定是“無端的攻擊乃至誣陷”。其他幾位資深教授也作了類似的結論，我當然就不必理睬了。寫散文，是寫自己內心的感受，怎麼能聽別人的說三道四？

記者問：出了《尋覓中華》和《摩挲大地》之後，接下來“文化苦旅全書”還會出哪幾本？

余秋雨答：“文化苦旅全書”分為三大“故事”。一是中國的故事，那就是現在出的這兩本；二是世界的故事，那就是考察世界上其他文明故地的經歷，也是兩本；三是自己的故事，其中包括在《借我一生》基礎上改寫的《重讀一生》和另一本人生記述。三個“故事”的共同目標，都是從不同方向闡釋和守護中華文明。

記者問：今年能出齊嗎？

余秋雨答：能。

一

我的一個學生，向我講述了他的一段經歷。

有一天，他從家裡的一個舊箱子里翻出來幾張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個人，一個風姿綽約的美女，服飾打扮在今天看來也顯得大膽而前衛。他連忙拉過父親詢問，父親說：“這是你的祖母。”

這讓我的學生大吃一驚。看父親和母親，平時是那麼謹慎、樸素、節儉，只要走出家門幾步就立即融人灰黯的人流中再也無法找到。居然，他們的前輩是那樣一副模樣！

我的學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與父親非常相似。

於是，一場艱難的問答開始了。凡是父親最含糊其詞的地方，恰恰是我學生最大的興趣點。

這使我的學生產生一種有關自己生命來歷的好奇，不久，他就帶著那幾張照片來到了老家的小鎮。

認識祖母的老人還有一些，奇怪的是，本來以為最知情的老太太們都說不出太多的東西，而那些老大爺卻目光炯炯地看著眼前的年輕人，撲朔迷離地說出一些零碎的細節。

幾天下來，我的學生鎖定了三位老大爺，重點探問。結果，他越來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這三人中間，也有可能不是。他離開小鎮時有點慌張，甚至不敢看任何一個路邊的老年男人。他還猶豫，要不要把這幾天的經歷告訴父親。

我看著這個學生只說了一句話：“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麗的基因。”

二

我們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裡，甚至已經成了家長，卻未必知道這個家的來歷。

小家庭這樣，大家庭也是這樣。

我自己年輕時也曾經突然發現了小家庭的來歷，然後產生巨大的疑問，進而去探詢大家庭的秘密。

那時我二十歲，家庭突然被一場政治災難席捲，我天天幫父親抄寫他的“坦白材料”。掌權的極“左”派根據一個人含糊其詞的“揭發”，斷言我父親有“政治歷史問題”，卻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麼，每天問的問題完全不著邊際，因此這個材料永遠也寫不完。

我在抄寫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歷史，包括各種細節，經常邊抄邊為長輩們緊張、悲哀、高興、羞愧。如果在正常情況下，世間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長輩那麼多事情的。

我怕父親的回憶不準，又不斷地向祖母、母親、舅舅核實，他們的敘述使相關的資訊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終於明白，這是一個辛勞、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從屋檐到牆腳，找不到一絲一毫有可能損及他人的印痕。

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這樣一個家庭，為什麼遭此禍孽？原來以為是那幾個掌權者居心不良，但他們很快下台了，單位的負責人換了幾任，為什麼禍孽還在延續？更奇怪的是，周圍的同事、朋友都不難看出這是一個荒唐的冤案，已經造成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的無法生存，為什麼都不肯稍稍幫助一下？這種幫助，當時對他們來說毫無風險。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圍中，懂得了魯迅當年解剖“國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經知道，“國民性”也就是一個國家民眾的集體潛意識，是一種深層文化。

我被這種深層文化刺痛了，但是，當時社會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傳統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這是一種劣質文化在批判一種過時的優質文化，還是兩者都是劣質文化？

不管哪一種答案，都讓我非常悲觀。既然中華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麼，做一個中國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覺得還是少沾文化的邊，一心只想終身從事體力勞動。我在農場時的勞動勁頭，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說起來還印象深刻。

三

後來，掌權的極“左”派上層因內訌而受挫，一場由政府中開明派領導人發起的文化搶救行動，把我也搶救了。我泥跡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復教學、編寫教材、編撰詞典的繁忙中，並開始知道文化是什麼。再後來，當極“左”派又把這場文化搶救運動稱之為“右傾翻案風”要進行反擊的時候，我就潛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開始了對中華經典的系統研讀。由此一發不可收，直到後來獨自去尋覓祖先留在書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訪與祖先同齡的老者們的遠方故宅，走得很遠很遠。

終於，我觸摸到了中華大家庭的很多秘密。

這當然不能由自己獨享，我決定把自己閱讀和旅行的感受寫成文章，告訴同胞，因為他們都為中華文化承擔過悲歡榮辱。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很難，因為世界上華人讀者的數量太大、支脈太多。為此我不得不暫時遠離早就形成的學術癖好，用最感性的“宏偉敘事”來與廣大讀者對話，建構一種雙向交流的大文學。

我的這個試驗，受到了海內外華人讀者的歡迎。

受歡迎的熱烈程度讓我驚訝，我詢問白先勇先生是怎麼回事。他說，你碰到了中華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種文化DNA，融化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大家讀你的書，也就是讀自己。

四

一路上寫的書已經不少。由於讀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盜版狂潮。

我的書在國內的盜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應邀去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演講，館方非常熱情地把他們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來向聽眾展示。但是，我與妻子不得不苦笑著交換了一下眼色，因為推出來的大多也是盜版本，想必購自中國大陸。其中還有不少，是盜版者為我編的各種“文集”。

因此我覺得不應該再麻煩這些盜版者了，決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況，重訪文化遺跡時所產生的新感覺需要補充，很多當時漏編、漏寫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已經不滿意的文章需要刪削。

為此，我花費不少時間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書的合約到期，然後不再續簽，讓全國各地正版書市場上我的專櫃“空架”了很久。在這個過程中，我對以前的文章進行大幅度的改寫，又增補了不少關及中華文化基本經絡的文章。

這樣就構成了一套面貌嶄新的“文化苦旅全書”。其中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有關中國的路程，第二部分有關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關自己的路程。

眼下這本《尋覓中華》，系統地表述了我從災難時期開始一步步尋覓出來的中華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歷史，起點總是一堆又一堆的資料。終點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這是一個人心中的中華文化史，我鍛鑄了它，它也鍛鑄了我。書裡邊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沒有在以前出版的書里出現過。

從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這套書的文字和標題為準。

二00八年初春

有媒體以“《文化苦旅全書》余秋雨改掉‘謬誤’”為題報道說，過去作品中許多被指“謬誤”的爭議之處，這次都被余先生改掉了。還說，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評論家表示，對於一些文史方面的爭議，過去余秋雨並沒有全部正面回應過，這次的修訂本身就在說明余秋雨並不是像那些批評家所說的那樣“無視錯誤”。對此，編輯王淑麗認為：這說明讀者對余秋雨很關注，對他的書看得很仔細。但一些評論家說話太過隨意，他們沒有讀完全書，這能算是改掉“謬誤”嗎？作家對自己的著作再版時進行修訂，是很正常的事情，說明作家的責任感。她表示，讀者指出的“錯誤”，有些純屬是筆誤和技術錯誤，有些是出自粗製濫造的盜版產品，因為盜版者為他編了各種“文集”。王淑麗最後透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全書》有關世界和有關自己的四冊將在年底全部出齊。從此，余秋雨先生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這套書的文字和標題為準，之前所有的版本不再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