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賢

從小有兩個夢想：一是打乒乓，打成世界冠軍；然後當作家，做托爾斯泰。

1969年上初中，只上了兩年，兩年期間，兩次奪得成都市中學生乒乓球團體冠軍。后被集訓隊開除

1978-1982年，雲南大學中文系讀書獲學士學位。

1982-1988年，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教、任助教、講師。

1988年，四川教育學院中文系任教、任講師、副教授、教授。

1982年開始文學創作。

1990年出版《大國之魂》。

1992年出版的《中國知青夢》。

1995年第1期《當代》雜誌載《日落東方》；后創作《落日》等。

2000年《當代》雜誌第三期節選發表《流浪金三角》。

2004年《當代》雜誌發表《中國知青終結》。

2010年發表《帝國震撼》。

2012年著《父親的一九四二》。

《鄧賢文集》1—3卷，第一卷《飢餓殺人狂》，為中篇集，收有作者八十年代發表的六部中篇小說。第二卷《大國之魂》，第三卷《中國知青夢》。

祖父是民國時期著名實業家，裕大華資本集團老闆，商界顯赫人物。

■另有各種選本選集合集十幾種。（略）

主要評論

以及散見於報紙刊物的各種評論數百篇（略）。

個人

“文化大革命”到來，鄧家突遭變故。北京的紅衛兵從中央統戰部拿到名單，來成都照單抄家，鄧家與舊時代的成都名流鄧錫侯、劉文輝等8個家庭，成為四川第一批被抄的人家。

此後，鄧家人成為“黑五類”，鄧賢成了“狗崽子”。這時鄧賢還在上小學。家庭影響使鄧賢性格早熟，志向高遠。

曾在電子管廠學習3個月，在學校辦了一個“二級管廠”。後來他提前離校到邊疆，“二級管廠”成為他留給母校的禮物。

1971年7月7日，上山下鄉。

1971-1978年，雲南省國營隴川農場插隊。

知青情懷

知青情懷，是鄧賢永遠的烙印。

人生是這樣乖謬，憎惡和緬懷，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鄧賢認為，知青運動完全是一場破壞，如果說要找一點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帶去了一點都市文化，一個赤腳醫生，一個會計，但這點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實現，而不是知青下鄉的形式。知青是強迫去的，跟志願者組織不一樣。所謂“國家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家長也不滿意”。就個人選擇來說，“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會去當知青，如果可以當兵，我也不會去，但是，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認真地生活過……我每天在勞動，但是，心懷不滿。”

但是，鄧賢也“感謝生活”。書寫那段歷史，成為他個人的歷史任務。那裡也成了他的一種精神聯繫，他至今每年都要回雲南好幾回，當然也少不了去看當年生活學習的地方，去看“乾媽”，那些曾經互相照顧過的人。

鄧賢用極大的熱忱去描寫知青的命運。為了寫那一群知青中的“極致”——帶著輸出革命理想去緬甸打仗的知青，他兩次深入緬北山區，深入那些在外界傳說中異常危險和奇異的地方。第一次出去帶回《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後有《中國知青終結》。“終結”二字不是鄧賢的原意，是出版社的主意。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作家，他書寫歷史，而對知青的歷史認識遠未終結。

不過，鄧賢認為他有激情過度的時候。他說，因為當時太激動，《中國知青終結》這本書“寫得太使勁，太投入了”，還可以寫得冷靜些。知青是鄧賢永遠的激動。鄧賢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個充滿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稱“不愛哭”，但有時卻會哭得沒有收拾。《中國知青夢》出版以後，去魯迅文學院講課，講到盈江農場的故事——一個女知青在床上看楊沫的《青春之歌》，睡著后油燈引起火災，燒死10個平均年齡不到17歲的上海女知青。她們共同擁有一個半圓形的墳墓，朝著上海的方向——的時候，“本來挺平靜的”，結果，“突然悲從中來說不出話來，就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在那兒嚎啕大哭了半個小時”。

曾有年輕學者批評過他的作品“自戀”。鄧賢說，“我要警惕自己，不要自戀。我希望自己不要停止反思。反思使自己的‘情感質量’更高。我愛知青，但是，知青曾經很無知。今天，知青一代已經成為社會中堅，有重要的領導幹部，有社會學家和作家，但是基本上沒有科學家。一個人不能拔著自己頭髮離開地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知青一代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鄧賢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寫作本身。“我太熱愛文學了，我是一個終生的文學愛好者”，已經50多歲，功成名就的鄧賢，提起文學二字，還是初戀般地深情。他沒浪費過時光，即便在最困厄的年代，也一直在向他心中的文學理想靠近。

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他放棄了一切別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學的路。大學畢業，選派給雲南省委主要領導當秘書，他沒有去，因為那條路可能不通往文學；1985年，堂兄從美國回來，幫助他去美國留學，但是，他不知道當作家還去美國幹什麼；1996年，有機會移民加拿大，“更覺得沒有意思：我必須守住我的母語”。

直到現在，他一邊教書，還每天早晨寫到下午，寫作時間超過5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