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秋

這是1977年9月5日的電視新聞。這一天，左翼恐怖組織紅軍派襲擊了僱主聯合會主席施萊爾的車隊。施萊爾的四名隨從當場斃命，而施萊爾被恐怖分子綁架。這是後人稱之為“德國之秋”的開場。

紅軍派企圖用這一行動逼迫德國政府釋放在押的同夥。

1972年，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彈的罪名將11名紅軍派元老判處了徒刑，關押在斯圖加特的施坦海姆監獄。紅軍派首領巴德，恩斯林以及拉斯珀也在關押之列。這三個人是紅軍派的核心與智囊。他們在監獄里指揮著紅軍派的武裝鬥爭。在他們被關押的五年時間裡，紅軍派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領導核心。紅軍派的原始宗旨是反對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不公正現象以及消除納粹給德國帶來的陰影。

而在1977年多事之秋開始時，紅軍派的所作所為離他們的初衷相差甚遠。他們的目的僅是解救同夥而已。

但德國政府不理睬恐怖分子的訛詐。當時的德國總理施密特擔心，一旦釋放這些恐怖分子，他們就會組織新的恐怖行動。在施萊爾被綁架四個小時之後施密特發表了電視講話：“綁架者肯定會聽到我的講話。他們也許這時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當中。但他們不要報什麼幻想。恐怖主義是沒有前途的。”

紅軍派的在押犯也聽到了這一消息。同一天晚上他們集體自殺。而一天之後，人們在一輛汽車的後備箱里發現了施萊爾的屍體。施萊爾是被人從腦袋的後面打了一槍。但真兇至今仍逍遙法外。隨著施萊爾的死，“德國之秋”也就結束了。

到了1977年，“紅軍旅”的恐怖行動達到了高峰。在綁架及殺害僱主聯合會主席施萊爾的那44天，他們製造了讓後人毛骨悚然的“德國之秋”。

這一行動起初是為了逼迫西德政府釋放在押的同夥。

1977年9月5日，“紅軍旅”襲擊了僱主聯合會主席施萊爾的車隊。施萊爾的4名隨從當場斃命，施萊爾也被綁架。對於“紅軍旅”來說，施萊爾是再合適不過的頭號綁架對象了：他利用國家社會黨發跡，在當時的聯邦德國屬於最有權勢的大老闆之一。

雖然人質在“紅軍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對這種訛詐並沒作太多理會。當時的西德總理施密特擔心，一旦釋放這些恐怖分子，他們就會組織新的恐怖行動。

隨後的44天中，西德全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隨處可見裝甲車行駛，所有政府部門都圍上了鐵絲網，聯邦刑偵局也採取了史無前例的通緝行動：他們搜查了幾千戶住宅。如果家裡沒有人，警察就破門而入。警察們不僅散發了幾百萬份有被通緝者照片的傳單，還公開了犯罪嫌疑人的聲音。議會也以從未有過的速度頒布了一項法律：禁止“紅軍旅”囚犯之間發生任何接觸，也不允許他們與自己的律師交談。因為在政府看來，所有的恐怖活動都由這些在押的“紅軍旅”首領策劃。

就在警察幾乎抓到了綁架者的時候，“紅軍旅”的國際同夥們為了響應他們的行動，也給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國漢莎公司的蘭茨胡特號飛機，機上載有87名乘客。恐怖分子打死了機長，並威脅說如果不釋放關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紅軍旅”人物，他們就要處死人質。飛機降落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這就是轟動世界的“摩加迪沙機場劫機事件”。

5天後，西德政府終於下定決心。一支西德特種部隊“邊防軍第9大隊”成功衝進了飛機，制伏了恐怖分子。當晚，徹底失望的“紅軍旅”第一代核心首領安德列亞斯·巴德爾在牢房裡用手槍自殺。

一天之後，人們在一輛汽車的尾廂里發現了施萊爾的屍體，他被人從後腦打了一槍。“德國之秋”結束了，巴德爾等人的自殺也標誌著“紅軍旅”走向衰落。儘管在隨後的十幾年，第二第三代的“紅軍旅”仍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活動，但早已沒了當時的聲勢。

聯邦法院下令，對三名前紅軍派恐怖分子實行強制監禁，原因是他們拒絕對1977年謀殺總檢察長布巴克一案做出證詞。德國公眾對這一命令的反應截然不同。

在德國總檢察長布巴克遭襲擊被害后三十年，聯邦法院下令對三名前紅軍派恐怖主義分子克里斯蒂安·克拉爾、布麗吉特·莫恩豪普特和克努特·富爾克茨實行為期六個月的強制監禁和強制罰款。這三人中的克拉爾目前仍然在押，原定2009年初出獄，但強制監禁的六個月不能頂替刑期。富爾克茨和莫恩豪普特目前緩刑釋放。聯邦檢察院周四在卡爾斯魯厄宣布，預計三人將提出上訴，聯邦法院調查法官暫緩執行聯邦法院的這一決定。

聯邦檢察院指出，克拉爾、莫恩豪普特和富爾克茨及其同夥君特·索嫩貝格沒有權利拒絕全面說清問題，而他們作為證人，在前紅軍派成員斯特凡·維斯涅夫斯基的調查過程中，沒有做出任何證詞。聯邦檢察院本想詢問十一名涉及此案的前紅軍派成員。除波克外，其他人都拒絕做出證詞。

1977年4月7日，聯邦總檢察長布巴克及其陪同人員沃爾夫岡·格倍爾和喬治·烏斯特被紅軍派暗殺小組殺害。當年，就這起暗殺事件和對聯邦總檢察院大樓發射火箭襲擊未遂事件，聯邦總檢察院對維斯涅夫斯基進行了調查。但克拉爾三人至今拒絕對這一調查說出自己了解的內情。

去年九月，為了強制克拉爾等三人做出證詞，聯邦檢察院調查部門提出了對他們實行強制監禁六個月和強制罰款的要求。據聯邦檢察院副發言人松雅·海納說，12月28日，聯邦法院就已做出了相應決定。

對於索嫩貝格，聯邦法院的調查法官拒絕了對他實行強制監禁的申請，因為他做出證詞有可能會使他面臨受到法律追訴的危險。而克拉爾、莫恩豪普特和富爾克茨三人由於參與謀殺布巴克已被判刑，所以沒有拒絕做證詞的權利。

聯邦檢察院不排除對索嫩貝格重新進行調查的可能。儘管有多名證人證明索嫩貝格與布巴克被謀殺有關，但他仍然沒有受到起訴。此前，他已兩次被判處無期徒刑。

聯邦內政部長朔伊布勒對聯邦法院宣布的強制措施表示歡迎。他在接受巴伐利亞廣播電台採訪時說，為了查明布巴克被謀殺事件，刑事追訴部門一直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做出努力，這是他們的責任。

布巴克的兒子米歇爾布巴克說，對前恐怖分子的交待，他一直有懷疑。現在如果試圖通過強制監禁得出證詞，結果就更令人懷疑了。他對西南廣播電台說，他對這一案件的調查工作出現新的進展表示歡迎，這說明，聯邦檢察院為了搞清真相，正在認真調查。

在前紅軍派恐怖分子波克與米歇爾·布巴克談話時把懷疑指向維斯涅夫斯基后，去年四月，聯邦檢察院重新開始對此前未受到指控的維斯涅夫斯基進行調查。不為人知的前恐怖分子貝克爾的交待與這一懷疑相吻合。據媒體報道，貝克爾1980年就已向憲法保護部門做了以上證詞。

是誰開槍殺死了當年的聯邦檢察長？“明鏡周刊”周末公布了新的、同當年法院判決依據大相徑庭的內部情報。德國政界驚動，直至最高層。

30年前，德國的紅軍派（也稱紅軍旅RAF）曾讓人們度過了一個恐怖之秋，它拉開了此後漫長的恐怖年月的序幕。那年，紅軍旅經過精心策劃，在卡爾斯魯厄的大街上，槍擊殺死了當年的德國總檢察長。在紅軍旅看來，檢察長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代言人，以維護這個腐朽制度為己任，必須剷除。此後，紅軍旅使用極其殘忍的手段，謀殺了德國政界、經境界以及其他領域的諾乾重要人物。

1998年，德國紅軍旅宣布解散。今天，大多數同這個組織有關的恐怖分子不是已經在獄中自殺，就是已經獲得大赦或刑滿出獄。今年3月，紅色旅主要人物之一莫恩豪普特(Brigitte Mohnhaupt)在獄中度過了24個春秋會後，也重獲自由。本來，她同克拉爾(Christian Klar)一樣都是在1985年被法院重判無期徒刑的。

這個克拉爾是近來德國媒體的焦點人物，這名當年紅軍旅領袖人物向聯邦總統提出大赦出獄的申請，但卻公開表示對過去的兇殺手段毫無反悔。他的態度不僅激怒德國的右翼人士，也讓當年的受害者家屬不得不站出來反對克拉爾提前大赦。德國總統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了特別的慎重，畢竟，克拉爾是被當作殺死檢察總長的兇手被判處無期后又加判的。

然而，克拉爾究竟是不是這場人命案的兇手呢？根據“明鏡周刊”周末從兩名前恐怖組織成員那裡得到的消息，克拉爾當年並沒有向檢察總長開槍，他的任務是配合兇殺行動，保障兇手的逃路。提供情報的人說，克拉爾當時坐在一輛摩托車裡等待兇手的出現。這一說法同當年法院判決依據的資料大相徑庭。1985年，負責審理這一案件的斯圖加特高級法院判定克拉爾是開槍殺人的兇手。

如果以上“圈內人士”的話當信，那麼，克拉爾必須釋放，即使他自稱不反悔也不反思。然而，如果以上言辭不可靠呢？這兩名前恐怖人士還說了讓德國政壇媒介更為震驚的話。

他們說，當年，德國刑警局（Bundeskriminalamt）以及德國憲法保護機構（Verfassungsschutz）沒有將這些線索通知給司法機構。換句話，憲法保護組織扣押了極為重要的兇手情報，德國刑警局沒有得到這些情報，自然也就不能將這些情報傳遞給司法機構。

此言一經見報，1975至1983年擔任德國憲法保護主任的麥爾（Richard Meier）對“圖片報”發表談話，稱他領導的憲法保護絕對沒有收到過這類有關兇手的情報，沒有人告發誰發出了打死檢察總長和其司機的子彈，也從未聽說過紅軍旅內部有人向政府告密的說法。

終於，德國聯邦內政部長朔伊布勒向他屬下的所有安全機關下達指示，要“儘快”對該事件進行澄清，但一定要審慎，可靠性要大於時間性。

安全機構收到的壓力不僅來自直接上司，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對30年前的檢察總長遇刺一案表態，她說，必須“毫無保留”地徹底查清。

布里基特·摩恩豪普特是七十年代德國左翼恐怖組織紅軍派的領導人之一。她曾冷酷地槍殺了銀行家蓬托。在度過24年鐵窗生涯后，她現在在一家汽車零配件工廠工作。

摩恩豪普特於今年三月獲釋，生活在德國南部，並一家汽車零配件工廠找到了工作。據圖片報援引司法部門的消息報道說，為了重新生活，避免成為社會公眾的注視對象，這名現年57歲的前恐怖分子意圖改名換姓。為此，她向有關部門提出了申請。

早在1977年2月初，布里基特·摩恩豪普特首次刑滿釋放后，就立即全力投入了重組恐怖組織的活動。她與失散的前紅軍派恐怖分子重新建立聯繫。兩個月後的1977年4月7日，德國總檢察長西格弗里德·布巴克被紅軍派的暗殺小組槍殺身亡，摩恩豪普特是這起謀殺案的幕後策劃人。

摩恩豪普特不僅是紅軍派的智囊，1977年7月還親自動手槍殺了德累斯頓銀行的總裁于爾根·蓬托。當時，蓬托在遭綁架時儘力抵抗，摩恩豪普特毫不猶豫地連開數槍，打死了蓬托。

在1977年的所謂“德國之秋”中，她也扮演了關鍵角色。當年九月，紅軍派恐怖活動不斷升級，德國僱主聯合會主席漢斯－馬丁·施萊爾被綁架殺害。領導二十名恐怖分子製造這一血案的人也是摩恩豪普特。

1977年10月，經摩恩豪普特穿針引線，巴勒斯坦一個恐怖組織劫持德國漢莎公司的客機飛往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之一是釋放在押的紅軍派人員。德國反恐部隊在沒有造成乘客和機組人員傷亡的情況下制服了恐怖分子。

直到1982年11月11日，摩恩豪普特被捕之前，她一直是紅軍派的戰略智囊，她的言論在這個恐怖組織中具有相當大的份量。隨著她及其他紅軍派成員先後落入法網，紅軍派日漸式微。德國戰後歷史終於翻過了沉重的一頁。

紅軍派製造的恐怖之年過去三十年後，2007年3月25日，摩恩豪普特在服刑24年後獲釋，離開了巴伐利亞州的埃夏赫監獄。此前，聯邦檢察院同意在提前釋放她出獄。而三十年前，她曾把國家檢察部門視為死敵，並為此謀殺了總檢察長布巴克。

現在沒有人相信，像摩恩豪普特這樣年近花甲的准老太婆出獄后還會從事恐怖活動。隨著紅軍派的覆滅，德國左翼恐怖組織早已失去了基礎。斯圖加特高級州法院的決定說，摩恩豪普特對三十年前的恐怖活動做了認真反省，並對受害者的家屬表示賠禮道歉。不過，法院的決定也說，道歉是不夠的，日常生活中的許多事情可以賠禮道歉，但失去親人的痛苦永遠無法彌補。

烏爾麗克·梅茵霍芙 Ulrike Meinhof

領導人烏爾麗克·梅茵霍芙，如果僅僅看表面，很多人會認為她是個“相當漂亮的女人”，但你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個靦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階級鬥爭的發展將要貫徹游擊隊思想……一個社會主義戰士的死重於泰山，一個資本家的死輕於鴻毛。”

梅茵霍芙的父母早逝，烏爾麗克和妹妹由母親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顧。里梅克是一名忠實的社會主義者，對她的成長有著深刻的影響。

梅茵霍芙後來嫁給了一份左翼學生報的出版商賴納，幾年後成為該報主編。但傾向於極端激進的學生運動。1962年，梅茵霍芙在26歲時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兒，但不久之後，她就離開了丈夫，並辭去了報社的工作。很難想象，兩位孩子的母親在這時已經將自己的絕大多數時間，用來策劃並參與綁架、暗殺等恐怖活動了。儘管“紅軍旅”取其名字來命名，但正如設想的一樣，梅茵霍芙並非該團伙的第二把手(巴德爾和女友安司林領導著整個團伙)。 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被監禁的4年中，其他成員對她的置之不顧使她越來越消沉。1976年5月9日，梅茵霍芙在斯塔姆海姆監獄上吊自殺(儘管有人質疑這一官方說法)。

安德列亞斯·巴德爾 Andreas Baader

巴德爾和梅茵霍芙團伙取名自兩個首領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亞斯·巴德爾。巴德爾熱衷驚險刺激而潛在暴力的事物，這使他投身到左翼學生運動中。

1968年，他與女友安司林在法蘭克福一家百貨商店縱火被判刑收監。

1970年5月，在還是記者的梅茵霍芙協助下，他逃離了監禁，所謂的“巴德爾和梅茵霍芙”就誕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爾與成員楊-卡爾·拉斯沛和霍格·麥斯被逮捕。在被監禁的4年中，他受到審訊並被判犯有包括謀殺在內的多宗罪狀，這是德國歷史上最漫長和昂貴的審判。

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爾與安司林和戰友楊-卡爾·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監獄集體自殺。那一天被稱為“死亡之夜”。

古德倫·安司林Gudrun Ensslin

與許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倫·安司林，而非梅茵霍芙，真正穩坐“紅軍旅”的第二把交椅。在20世紀60年代，古德倫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躍的學生。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遊行中，古德倫就在學生班諾歐·諾所格被殺的現場。

示威結束后，她來到“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當地的辦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著：“法西斯國家就是要把我們全殺了啊！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1970年5月，“紅軍旅”的恐怖活動達到頂峰。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漢堡被逮捕，她受審並被判刑。關於她的死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她在監獄上吊自殺，另一種則說她被謀殺。

在評論“紅軍旅”時，德國前外長，曾經的西德學生運動積極分子菲舍爾說：“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錯誤的。”

襲擊、綁架、謀殺：－一個極端左翼恐怖組織在整整20多年的時間裡使聯邦德國草木皆兵。該組織的目標是暴力推翻現存社會秩序。它就是“RAF（紅軍派）”。該組織的“武裝鬥爭”共導致34人喪生。10年前，1998年4月20日，紅軍派宣布解散。不過，對那個時代的清理工作至今尚未結束。

10年前，1998年4月20日，紅軍派宣布解散。不過，對那個時代的清理工作至今尚未結束。自我解散10年後，“紅軍派”依然是警方和司法部門的工作對象。雖然現在只有克里斯蒂安。克拉爾和比爾吉特。霍格菲爾德這兩名恐怖主義分子仍在服刑，但是，如果聯邦檢察院的願望實現，很快將有另外數名提前釋放的前恐怖分子“二進宮”。原因是，這些人迄今拒絕提供幫助，以澄清紅軍派襲擊事件、特別是有關謀殺前聯邦總檢察長布巴克及其陪行人員事件的真相。布利吉特。莫恩豪普特、克努特。福爾凱爾茨以及克里斯蒂安。克拉爾的態度尤其如此。聯邦法院將於5月初就是否對這些人判處強制監禁做出裁定。

然而，不僅是布巴克謀殺案尚未結案，80年代的另外多個案件也尚未了結。聯邦總檢察院負責反恐怖主義鬥爭的法官格里斯鮑姆在談到相關案件調查進展情況時表示，不論涉嫌分子的特徵還是他們的行為方式，檢察院方面都掌握了某種特殊的線索，從技術角度說，對當時襲擊事件的線索調查已經完成，現在需要的是從當事人那裡獲得證據。但數月來，恰恰在這方面，調查一再停頓：有時，聯邦法院主管法官拒絕從涉嫌者身上獲取DNA採樣，理由是，調查人員據此獲得的證據難以令人信服。有時，相關的採樣申請倒是被批准了，然而，所獲得的遺傳採樣並未帶來所希望的一致。

布巴克謀殺案的調查便困難重重。一年來，有關部門一直對兩名涉嫌人員進行調查，但迄今沒有結果。事實是，10年前，紅軍派以書面聲明的方式自行解散，宣布終止武裝鬥爭。但是，幾乎所有成員都繼續遵循團結和沉默的集團原則，並且，拒絕對所作所為作出哪怕是一個字的道歉。

1998年時擔任聯邦內政部長的康特爾就對此十分不滿。他在評價紅軍派的那份書面聲明時指出，聲明洋洋洒洒，卻對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從事的眾多謀殺行為沒有一絲歉意。康特爾認為，紅軍派之所以放棄暴力，並非因為該派回歸了理性，而是出於無奈，是看到了使用暴力無法改變社會，而且未來也無法以極端暴力方式達到這一目標。

直到今天依然看不出來，當年的紅軍派成員是否會改變自己的立場。有時，某些前恐怖分子也會公開發表一下言論，但主要是為了文過飾非，或作自我炫耀。比如，在布巴克謀殺事件發生30周年紀念日之際，前紅軍派成員就再度公開對當年的行為表示了認同。福爾克茨毫不掩飾對紅軍派集體行為原則的認可；克拉爾從獄中向羅薩－盧森堡會議發出賀信；彼得于爾根．伯奧克則以道聽途說的方式講述了對布巴克及其隨行人員的刺殺經過。只有他表達了可以被理解為道歉的態度。但是，對於該謀殺案的調查，他的話依然毫無用處。

不過，再也不會有來自前紅軍派恐怖分子的威脅了。在這一點上，警方和憲法保護機構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