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巋

1970年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高中求學于山東棗莊。1988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攻讀法學專業。在北京大學先後於1992年、1995年、1998年獲法學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執講師席。自1990年始，學習和研究旨趣轉向憲政和行政法，曾經參加行政訴訟實踐調查研究、"依法治國"局部實踐調查研究、行政組織法研究以及"改革和完善電力行政執法體系研究"等課題，現主持"行政法平衡理論和准政府組織研究"課題。先後於1998年4月至6月、2002年1月至7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作短期訪問研究。為人權研究訪問瑞典、丹麥、加拿大，為政府信息公開研究訪問德國。

1970年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高中求學于山東棗莊。

1977-1985年，在上海求學直至初中畢業，后隨戶口在山東棗莊第三中學就讀高中。

1988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攻讀法學專業。

在北京大學先後於1992年、1995年、1998年獲法學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執講師席。

自1990年始，學習和研究興趣轉向憲政和行政法，曾經參加行政訴訟實踐調查研究、“依法治國”局部實踐調查研究、行政組織法研究以及“改革和完善電力行政執法體系研究”等課題，現主持“行政法平衡理論和准政府組織研究”課題。

1998年4月至6月，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作短期訪問研究。

目前主要講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

國家質檢總局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

北京市人民政府立法專家委員

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複議委員會非常任委員

北京市行政法學會副秘書長

中國資產評估協會常年法律顧問

財新傳媒法學諮詢委員會委員

·論怠於履行職責致害的國家賠償[2011.06.19]

·風險交流：法治政府與傳媒[2011.05.08]

·《國家賠償法：原理與案例》自序[2011.03.03]

·拆遷補償原則有望城鄉統一[2010.12.13]

·“化解行政爭議新機制實務研討座談會”上的發言[2010.12.11]

·“拆遷變法”需要推進系統改革[2010.12.03]

·師東兵是怎樣煉成的[2010.11.15]

·《公法變遷與合法性》之序[2010.05.03]

·“開門立法”演進之我見[2010.03.30]

·“整肅”+“大赦”？重慶治警猜想[2010.03.23]

·暴力拆遷背後是一種城市化帝國主義[2010.01.17]

·徵收·補償·拆遷：各歸其位[2009.12.11]

·反酒後駕車之路要走多遠？[2009.10.17]

·信用懲戒不是漫天飛舞的劍雨[2009.09.17]

·法學榮耀的艱難守望[2009.07.22]

·反思食品免檢制：風險治理的視角[2009.06.05]

·故鄉在淪陷？如何拯救？[2009.02.10]

·反歧視：有知和無知之間的信念選擇[2008.12.17]

·行政法理論基礎回眸：一個整體觀的變遷[2008.12.17]

·行政法理論基礎回眸：一個整體觀的變遷(下)[2008.12.17]

·“法政思想文叢”-《憲治與主權》學術研討會發言記錄[2008.07.04]

·國家賠償：代位責任還是自己責任[2008.04.28]

·司法解釋“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2008.04.28]

·受害人故意偽證的國家賠償豁免——基於司法實務的考察[2008.04.24]

·司法解釋擔負政治使命？[2007.09.24]

·二十世紀美國法律思潮與新公法運動[2007.01.03]

·行政行為公定力與妨害公務——兼論公定力理論研究之發展進路[2006.11.28]

·《行政國的正當程序》譯者序[2006.11.27]

·解析行政規則對司法的約束力[2006.05.23]

·由行政自由裁量權看行政合法性與合理性——讀《美國行政法的重構》[2006.01.13]

·公共行政組織建構的合法化進路[2005.10.07]

·暴力后的和解，為什麼？如何可能？——讀《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隨感[2005.08.05]

·試錯改革的憲政結構和政府德性之略論[2004.10.14]

·21世紀行政法（譯文）[2004.10.14]

·收容遣送之後……[2004.10.14]

·試錯改革的憲政結構和政府德性之略論[2004.10.14]

·因反思、開放而合法[2004.09.27]

·《誰還在行使權力》（主編）[2004.09.27]

·行政訴訟確立“裁量明顯不當”標準之議[2004.07.28]

·因開放、反思而合法[2004.07.28]

·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司法裁量的空間與限度[2004.07.28]

·准政府組織：一個新的研究題域[2004.05.31]

·傳統行政法控權理念及其現代意義[2004.05.31]

·1949年以前行政法學研究梗概[2004.05.31]

·傳統行政法控權理念及其現代意義[2004.05.31]

·走進汽車森林的人……[2004.05.31]

·利益參與、信賴保護同比例合理——城市規劃制度完善之原則[2004.05.31]

·學會在高雅的審美中生存[2004.05.31]

·准政府組織：一個新的研究題域[2004.05.31]

·複雜的行政合法化原理和技術——《美國行政法的重構》評介[2004.05.31]

·偶然事件的偉大創舉——美國憲法第一案之啟示[2004.05.31]

·討伐制度更為重要[2004.05.31]

·以生活經驗貼近法律——紅綠燈下的法律思考[2004.05.31]

·1949年以前行政法學研究梗概[2004.05.31]

·傳統行政法控權理念及其現代意義[2004.05.31]

·學會在高雅的審美中生存[2004.05.31]

·偶然事件的偉大創舉——美國憲法第一案之啟示[2003.11.23]

·從收容遣送到救助：舊制度與新制度簡評[2003.06.25]

·深以當下個體生命為切——一個學人的孫志剛案備忘[2003.06.25]

·警惕以共和國納稅人的錢袋袒護邪惡[2003.06.25]

·制度試驗的名與實——簡評首例法官“彈劾”[2003.06.25]

·質疑缺乏理智的冰冷計算[2003.05.24]

·生命中不能排遣之宗教情結——關於理性與激情思考的又一維度[2003.05.24]

·憲法的美麗、權威和適用[2003.05.24]

·個體生命如何獲得制度的尊重——點評周起財案[2003.05.24]

·《美國行政法的重構》（翻譯）[2003.05.24]

·憲法統治時代的開始？——“憲法第一案”存疑[2003.05.24]

·色情、隱私、鄰居和警察[2003.05.24]

·蹣跚前行：行政訴訟與中國人權保障[2003.05.24]

·讓每一個人成其為人：中國憲政的精神出路——讀《超驗正義》有感[2003.05.24]

·敬畏生命的制度出路：呼籲人本主義的憲政[2003.05.24]

·質疑缺乏理智的冰冷計算[2003.05.24]

·色情、隱私、鄰居和警察[2003.05.24]

·制度變遷與法官的規則選擇——立足劉燕文案的初步探索[2003.05.23]

·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為無效理論及其實踐之探索[2003.05.23]

·對付隨地吐痰陋習：補道德約束與懲戒法制之遺[2003.05.23]

·政治理論視角中的公法——《公法與政治理論》簡介[2003.05.23]

·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個性化研究之初步[2003.05.23]

·重構行政主體範式的嘗試[2003.05.23]

·公立高等學校如何走出法治真空——學校與學生的關係維度[2003.05.23]

·界定權利的時代[2003.05.23]

·對付隨地吐痰陋習：補道德約束與懲戒法制之遺[2003.05.23]

·界定權利的時代[2003.05.23]

·《平衡論：一種行政法認知模式》[2000.11.11]

·擴張之中的行政法適用空間及其界限問題——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引發的初步思考[2000.11.11]

·擴張之中的行政法適用空間及其界限問題[2000.11.07]

·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個性化研究之初步[2000.10.25]

1、2009年，與姜明安、湛中樂、王錫鋅一起，“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獲得了“2008年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高等教育）一等獎”、教育部“第六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

2、2009年，《司法解釋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獲司法部第三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獎”三等獎

曾經參加行政訴訟實踐調查研究、“依法治國”局部實踐調查研究、行政組織法研究、“改革和完善電力行政執法體系研究”、“中國基礎設施產業監管體制改革”、“促進中國的反歧視”等課題或項目，也曾主持“准政府組織”研究課題。參與多項法律法規的論證和諮詢工作。

先後於1998年4月至6月、2002年1月至7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作短期訪問研究。為人權研究訪問瑞典、丹麥、加拿大，為政府信息公開研究訪問德國。

行政法原理憲法人權保障國家賠償風險治理

2009年12月7日，北京大學法學院5位教授沈巋、姜明安、王錫鋅、陳端洪和錢明星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對現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廢止或修改這一條例。日前，沈巋教授向正義網記者透露：從“間接渠道”反饋，國務院對此事非常重視。應正義網之約，沈巋教授就城市房屋拆遷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徵收·補償·拆遷：各歸其位。

沈巋：現行拆遷規定中政府缺位，應偏向社會公平

北大法學院副院長沈巋：我們為何盯住拆遷不放

無公共利益則無徵收

首先，政府本應是人民公器，本應一切行動以公共利益為準繩。雖然現代經濟學揭示政府與普通人一樣，都是經濟理性人，但這即便是現實，也不能替代規範。所以，憲法、物權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才要求，國家（由政府來代表）只能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徵收公民的私有財產。公共利益標尺的存在，意味著政府不能越過界河，為純粹的商業利益，出面去徵收公民財產。然而，直接關係到憲法、物權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在城市房屋拆遷領域具體落實的拆遷條例，卻對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不加任何區分。這就在事實上造成，即便是房地產商開發商品房的商業項目，也由政府對用地上的公民房產進行徵收。

必須承認，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包括但不限於商業利益）之間的界線，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有些表面上看起來是出於商業利益的開發，可能會有公共利益的成分在內。例如，在美國，曾經有一個案例，底特律市擬遷走一個小鎮的所有居民，目的是把土地轉讓給通用汽車公司。居民起訴到法院，認為這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政府聲稱這樣做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收，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當時判決底特律市勝訴。儘管這個案子在2004年被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但在2005年的另外一個案件中，地方政府推行的包括一部分商業區開發在內的整體經濟振興項目，得到了聯邦最高法院9個大法官5:4的微弱多數比例支持，動遷戶的上訴被駁回。這些個案反映出公共利益判斷的困難，但困難並不意味著要徹底放棄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辨別。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恰恰以公共利益難以界定為由、放棄了公共利益標準。

如果政府不能為私人利益去徵收公民私有財產，那麼，開發商應該怎麼辦呢？那就交給市場去處理。開發商就必需與被拆遷戶就徵收、補償和拆遷問題進行一攬子談判，談不攏，自然也就是生意做不成。在法律上即是未達成民事協議。開發商或者放棄或者修改開發計劃。唯有如此，方能做到“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

公共利益標準即便滿足了，也不意味著政府就可以徑直徵收和拆遷了。依據憲法、物權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政府徵收合法有效的另外一個前提是依法給予合理補償。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可以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徵收，但公共利益不能成為強取豪奪的合法理由。政府必須作為徵收、補償的主體，保障被徵收人獲得合理補償。拆遷條例規定的是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商定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在現實生活中，拆遷人有可能是政府或其職能部門，但也有可能就是開發商。這樣的制度安排，無疑是把徵收和補償剝離，是政府失位、推卸責任，也是造成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衝突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僅要管補償，還要保證合理補償。怎樣的補償標準是合適的？補償主要有貨幣補償和房屋產權調換兩種方式。無論哪種方式，原則上，都應當按房產的市場評估價來確定被拆遷房產的補償金額。當然，市場評估價又以何種方式計算出，這個問題尚需認真研究，但是，應該計算房屋被拆遷時的市場價而不是房屋蓋建之初的市場價。像上海閔行區潘蓉一家480平米的四層小樓，僅給予67萬餘元的補償款。換位思考，任誰都不會接受的！

現在的拆遷條例，沒有“徵收”兩字，也就是對如何規範政府徵收權力，未予任何規定。不僅如此，它還授權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在沒有政府徵收決定的情況下，就可以給予拆遷人拆遷許可。拆遷人得到許可的條件，就是向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提交建設項目批准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權批准文件、拆遷計劃和拆遷方案、辦理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出具的拆遷補償安置資金證明。如此，在被拆遷人仍然拿著政府發放的產權證的同時，拆遷人卻又拿到了政府發放的拆遷許可。被拆遷人註定要被拆，剩下的“權利”僅僅是與拆遷人談如何補償安置。這是極其荒唐的！

根據物權法的規定，人民政府的徵收決定生效，即可導致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如上所述，徵收與補償應該是合為一體的，合法有效的徵收決定必然含有徵收什麼、補償什麼的內容。而一旦這樣的決定作出，原來的房屋所有權就發生了轉移，政府無論是自己拆遷，還是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允許開發商拆遷，都不是在拆遷原房屋所有權人的房屋了。簡言之，拆遷是徵收補償決定的執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當然，如果是出於私人利益需要，開發商與房產所有權人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這時的拆遷不是建立在政府徵收、補償基礎上，而是民事合同的履行。

按照上述的制度安排，政府為公共利益需要在徵收、補償階段即已解決許多問題，拆遷就不容易產生暴力、強制拆遷的問題。如果被徵收人認為徵收不是為了公共利益或者徵收補償不合理，與政府的意見不一致，那麼，政府有權單方面作出決定，被徵收人也有權就這個決定向法院提起訴訟，而不是像拆遷條例規定的，拆遷人與被拆遷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就由政府的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來裁決。在法院那裡，政府就必須辯論公共利益到底體現在哪裡、補償又為什麼是合理的。這種機制的存在，就是對政府權力的合理制約。

假如法院也認為政府的徵收、補償決定是合法合理的，認定被徵收人是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從而作出支持政府的最終有效裁判，被徵收人就應執行法院裁判，自動搬遷。再假如被徵收人依然不服，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釘子戶”，這時才會產生強制拆遷的需要。一方面，強制拆遷是對法院裁判的執行，另一方面，強制拆遷也應遵循文明拆遷的規則。諸如不得斷水、斷電、斷熱，不得襲擾正常休息，不得在節假日、休息日或者夜間拆遷，遭遇危及被徵收人人身安全的時候應該首先採取保護人身的措施，等等。文明拆遷也需要強有力的手段，遇見強佔房屋不走的人時，鑒於這些人已經構成拒不履行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情形，可以採取拘留措施。此時的拘留既是為了保證法院裁判的執行，也同時間接起到保護人身安全的作用。

可以想象，以上重新理順關係的徵收、補償、拆遷制度，會使徵收、拆遷工作的速度放慢，某種程度上對經濟發展構成不利影響。的確，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一直處於高速發展狀態，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升，國力以及國際影響力也有大幅的增強。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快速發展、追求效率的同時，我們其實在許多方面輕忽了社會公平問題。貧富懸殊拉大、城鄉差別加劇、社會保障不足、官員腐敗叢生、資本勢力強橫等等，都是社會不公平的具體體現。是的，我們的確把蛋糕做大了，但在分蛋糕上的不公平，導致了各種矛盾、衝突的滋生和蔓延。現在，我們該適當地放慢發展速度，考慮一下社會公平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麼強調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原因所在。若不能適時地平衡效率與公平，就會像注射了興奮劑的運動員一樣，身體的內傷不斷加劇，直至有一天突然倒在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