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援助

國際經濟援助是指有關國家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贈與和提供的優惠貸款。它實際上亦是長期國際資本流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戰後初期典型的國際經濟援助，是1947-1950年美國實行的援助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劃。從50年代開始，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轉而對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經濟援助。援助的比例，70年代初聯大曾議定應達到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其中官方開發援助要達到0.7%。但在實際中，包括美國等在內的發達國家並沒有達到這個要求，相反，從80年代以來，這個比例還有所下降。

國際經濟援助形成於二戰之後，逐漸成為一項國際公認的政策。

主要分官方和非官方兩大類，在官方援助中，國際性組織、地區性機構或某個國家都有國際經濟援助專案；非官方主要指私人商業銀行對欠發達地區提供的低息貸款。受援助國家主要集中於發展中國家，國際經濟援助已成為國際社會處理南北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這是國際經濟援助的主要形式，它分雙邊援助和多邊援助兩類。

其他官方資金是指由政府支持貼補的出口信貸，以及由國際金融組織和商業銀行聯合發放的聯合貸款。

民間資金主要指非官方的出口信貸保險機構所支持的出口信貸，以及非盈利團體和個人基金會主辦的捐贈與資助等。

1、提供官方開發援助的機構。

1）政府設立的專門機構，如美國國務院的國際開發署(USAID)設有私人企業局，

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IDA)設有工業合作司等。2）專門的官方援助性基金會，如比利時發展合作基金會(FCD)，瑞典與發展中國家工業合作基金會(SWEDFUND)、丹麥促進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金庫(1FC)、芬蘭工業發展合作基金會(FINNFUND)、法國援助與合作基金會(FAC)等。

3）兼有援助職能的官方投資開發公司或機構，如德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金融公司(DEF)，是政府執行“對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貸款”援助計劃的主要機構，美國的海外私人投資金融公司(OPIC)及私人直接投資金庫；英國的聯邦發展合作公司(CDC)；法國的經濟合作中央金庫(CCCE)和對外工業開發信貸(DIE)；日本的進出口銀行、海外經濟協力基金(OECD)及日本國際合作署(JICA)等。

4）多邊援助機構主要是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組織，如世界銀行集團、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農業發展基金會、歐盟的歐洲發展基金、阿拉伯經濟社會開發基金等。

2、商議援助問題的國際性機構。

主要指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其成員國與IMF等接近)、經合組織的開發援助委員會等。後者由18個執行委員會國家的委員(英、美、法、德、意、荷、比、丹、挪、奧、芬、瑞典、澳大利亞、紐西蘭、日、加、愛爾蘭)與歐盟委員會組成。

國際經濟援助的形式很多它的產生原因也很多，冷戰結束后，市場經濟體制在全球範圍內得以確立，意識形態問題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與此同時，經濟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全球性的問題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開始突顯，國家間以經濟實力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愈加的激烈。在這種大背景下，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勢不可擋，世界逐步走進“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全球化給人們帶來了“便利”、“利益”和“繁榮”。然而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許多人把原因歸結於經濟全球化之下的國家主權的消弱甚至喪失，認為國家安全正在受到經濟全球化的衝擊。因此，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經濟全球化對於國家主權的衝擊和挑戰，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

一，從學理和思潮的角度上看，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上出現了一系列弱化、模糊甚至是廢棄主權原則的理論。

第一，是提倡國家主權的“弱化論”，受西方新經濟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理論的自由主義已經滲入國家法律制度領域。現代文明應當用“經濟人”來代替屬於國家倫理共同體的。

“道德人”，主權國家的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綜合，要自由就必須弱化個人和全人類之間的國家主權概念。以凱爾遜為首的規範法學派支持此種觀點，他們主張人權應當高於主權，個人的權利應當被擴張甚至提升至與國家一樣的國家法主體的地位。因此，主權並不是不可侵犯的，人權等價值觀應當設立在主權觀之上。第二，是歐盟成員國所提倡的國家主權“讓渡論”，他們堅持歐盟是一個具有超國家性質的國際組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了全局利益，讓渡部分國家主權並不會損害主權的完整性，其結果會形成歐洲統一市場、統一貨幣和歐洲大經濟區。歐洲一體化的實踐表明國家主權是可分的，這樣對於增強歐盟的總體實力，加速其各方面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可見，該理論是將歐盟的形式視為國家經濟主權讓渡的理想化狀態。

第三，是提倡國家主權的“銷蝕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了許多國家在制定經濟制度、貿易規則方面趨於相同或者是類似，特別是在嚴格按照WTO、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規則進行交易的時候更是強化了統一的規則和制度，這樣從客觀上會導致國家無意識的主權遭受侵蝕。

第四，是主權“模糊論”。這種理論反對傳統意義上國際法和國家關係理論，認為在經濟全球化下，國家將不再是基本的主體。經濟一體化導致了各國政府沒有能力獨立地對本國的經濟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貿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在給各國經濟帶來發展的同時也迫使政府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從而限制了並最終模糊國家經濟主權。

第五，國家經濟主權“廢棄論”。以美國國際法資深教授路易斯。亨金為首的學者認為，隨著“全球化”、“一體化”等詞高頻率的出現，國家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在經濟全球化的普及和擴展下，與其相關的政治、文化、法律等領域也應當同步實行全球化和一體化，這是一種不為人意志所轉移的客觀規律和客觀趨勢。突破原有的國際法體系，廢除國家主權是充分表達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重大變革。國際組織的發展和壯大正是可以推翻國家主權原則不可侵犯的重要依據。

從表面上看，這些理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其實質而言，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剝削他國主權的手段。所謂的弱化、模糊、廢棄等新主權觀共同的邏輯思路都在於，經濟全球化要求消除民族國家之間的限制，實現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全球化的優化配置，導致主權國家經濟主權的制約甚至喪失，並最終擴散至其他領域。其根本用意是實現建立美國領導的世界統一的政治經濟原則、規則，推廣全球共同價值、共同意識，打著全人類利益的旗幟實現少數人的利益，是法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重要表現。例如，1994年美國簽署WTO一攬子協議時，一方面主張人權高於主權，另一方面又強調不會全盤接受烏拉圭回合的談判結果，以免美國自己的經濟決策主權會在一定程度上的削弱或受到侵害。這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的畫面呀！由此，不難看出，西方國家在國際上奉行的“實用主義”和“雙重標準”，表現了他們在主權問題上的虛偽性。他們並沒有質疑自己國家的絕對主權，但同時宣揚弱化、模糊甚至廢棄主權來否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主權。

在奧運、發射神七，在兩場民族盛事的光環下，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被推至西方民眾眼前。西方人讚歎、訝異，彷彿第一次真正看清中國的面目。不過與此同時，另一個問號亦接踵而至——如此泱泱大國，還需要國際援助嗎？

為過去得到的幫助感謝，西方國家做類似的思考，有一定的道理，無論他們是否繼續以經濟方式援助，都應該存感謝之心。

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還是需要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繼續援助。因為現在世界的問題，不是貧窮，而是不均。有人統計過，現在世界上的貧窮國家仍然有很多人面臨飢餓、疾病等威脅，在不斷地被奪去生命。可很多國家和地區則有很多的財富盈餘。若能取“有餘”補“不足”，正好能解決世界上的飢餓和貧窮問題。

西方國家的援助是出於上述的思路而進行的，以“有餘”補“不足”的行動。很多西方國家在努力從國民生產總值中拿出一定的百分比來從事這項無私的援助事業。

一，中國還應該繼續接受國際經濟援助

中國因為國大人多，生產總值和國家總力在世界上比較強；但是平均國力還屬於發展中國家，因此需要援助。但是，接受的援助不是用在培養驕傲自大上，也不是用在發展軍事等容易使人產生受威脅感的事項上，而是要用在保障社會公平、照顧弱勢群體和保護環境等本國無法做的事情及涉及到全人類的共同事業上。

二，國際社會和中國都可以一起思考援助的適當模式

如從單純的經濟援助增加或修改為某些有需要方面的技術、技能、管理、理念和好的價值觀的援助與合作上。如：

1，更要注意公平：剷除不公平與腐敗現象，讓每個公民在教育、醫療、發展個人才能等方面獲得公平機會。

2，更要注意照顧弱勢群體、增強社會福利：保證公平的前提下，國家需要特別照顧那些在公平競爭中處於弱勢的群體。因為美好的社會不應該是達爾文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主義，而是應該充滿愛和溫暖的社會。有些人天生就比較弱，無論在智力、身體還是其他方面，都需要“能力強”的弟兄姊妹來照顧。

3，更要注意環保，改善人的生活狀況。

4，增強“以人為本”的理念得到真正的落實。

三，學習援助更弱的國家和人民

現在有些國人，財大氣粗，絲毫沒有憐憫心。其實，在經歷了被幫助之後，可以努力學習有感恩的心，並且向更貧窮和需要幫助的國家和人民提供幫助。

先從身邊又需要幫助的同胞開始，學習“施與”比“接受”更為有福的理念，如汶川地震之後興起的援助熱潮一樣，這應該成為一種理念，成為日常生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由於受到基督教傳統對西方文明的影響，通過金錢、時間等方式從事慈善事業已經成了西方社會的正常部分。

中國同胞也可以學習和形成這種從事慈善的習慣，由近及遠，根據能力將去幫助其他國家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