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治
原國民黨陸軍軍調部參謀長
蔡文治(1911—1994),國民黨陸軍中將,湖北黃岡(今武漢市新洲區倉埠街人)人。黃埔軍校第九期、日本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畢業。歷任軍職。抗戰時期,任國民黨軍令部第一廳第二處處長。抗戰勝利后,任軍調部參謀長、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國民政府參軍、國防部第四廳廳長。1950年去香港。後去美國。曾任美國國防部顧問等。1976年退職。后多次回大陸訪問,被選為黃埔同學會理事。1994年1月9日在美國逝世。
蔡文治身材修長,口齒清白,頭腦清晰,且英語流利,在當時的中美關係協調和高層軍事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為蔣介石所寵信。1943年10月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蔡文治隨蔣出席開羅會議,后蔣還特准他帶職進入美國參謀大學受訓一年,結業后調任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三處處長,參與中、英、美、法四國聯合參謀部在華盛頓召開的亞洲對日作戰計劃的制定。后經美方推薦,升任陸軍總部中將副參謀長。1945年8月隨何應欽赴南京主持日軍受降事宜。1946年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委員、參謀長。1948年任徐州前線參謀長,國防部四廳廳長,主管美援,翌年調任作戰廳廳長,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被迫下野,當人民解放軍迫近長江沿岸時,在一次國防部緊急會議上,因與湯恩伯就守上海和守長江之戰略問題發生嚴重爭吵,憤而離職,避居香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陸軍戰略情報部擬設立一個對中國大陸的”敵後工作委員會“,負責訓練游擊隊和收集情報,此案經迪安·艾奇遜批准,馬歇爾推薦蔡文治主持其事,這一秘密機構,被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稱作”亞洲抵抗運動“,以免民主、共和兩黨因中國字眼而引起紛爭,而蔡文治應承其事後,竟將”亞洲抵抗運動“該名為”自由中國運動“,儼然成為美援下反共反蔣的第三勢力領袖人物,到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的三年中,總共花掉一億美元,一事無成,最終被解散。
蔡文治雖已取得美國國籍,但不忘故土,熱愛祖國。通過一段時期的反思與對比,對國民黨政權深感失望,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日益進步,欣欣向榮,則讚不絕口。1980年,曾在重慶談判時與之打過交道的葉劍英元帥托赴美訪問的耿飈帶去口信,約請其回國訪問,同年10月,蔡文治偕夫人吳佩琪女士(滙豐銀行天津分行買辦吳調卿的孫女,在家排行老九)來到北京,受到葉劍英、徐向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后數次回國,併到各地觀光訪問,對共產黨的成功領導深感欽佩,為祖國經濟建設的進步,人民生活的安定不勝慶幸。
此後蔡文治將軍被選為全國黃埔同學會理事,一直致力於祖國的統一工作,他還作為顧問參加旅美愛國華人發起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在會上,他大聲疾呼海內外炎黃子孫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求得祖國統一的早日實現。1984年,蔡文治會同在美國居住的第一期黃埔同學李默庵、宋希濂、侯鏡如等成立了黃埔同學及其家屬聯誼會,並被推為會長,儘力擴大團結面,從事祖國統一工作。后他還經常為《人民日報》、《團結報》、《大公報》、美國《中報》等主流媒體和報刊撰文,為祖國和平統一奔走呼籲,抨擊“台獨”勢力。
蔡文治在美國《中報》撰文《論台灣與祖國統一》一文中,縱論當時國際形勢、美蘇冷戰危機,分析軍備競賽現狀以及提出“先禮後兵”解決台灣問題的策略等。當時,蔡文治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上中下三策為:
中國已昭告世人與台灣和談統一。到和平絕望時,將訴諸武力的決策,照會美英法德日,為保障安全,請其撤離在台灣的官方人員、僑商及其在中國與中國台灣省領海領空的飛機船舶。對於僑商在台灣之投資,中國保證其繼續與台灣之原有合約。
(為上策之後盾。如時勢人事變遷,和平有望時,中策可備而不用):集中CSS—3中程導彈(非核子),先擊毀台灣兵艦飛機,海空軍基地,及台北、松山機場,淡水一帶之地對空導彈基地,取得完全制空制海權,然後以空降部隊在松山機場附近降落,以兩棲部隊在淡水附近登陸,至相策應,協同進佔台北,迅速結束戰局。廣播全島同胞安居樂業。
封鎖基隆、高雄、馬公港口。此策長期持續戰爭狀態,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且有牽涉蔓延戰爭的危險。
同時蔡文治還陳述了提出以上三策的理由,分析了兩岸軍事實力對比,指出台灣軍事弱點,以及其三策實行的可行性,至今看來亦頗有研究價值。
1、參加黃埔軍校建校60周年
1986年6月,蔡文治回國參加黃埔軍校建校60周年紀念會並講話,呼籲兩岸黃埔同學共同促醒台灣當局早日實現台灣回歸,實現同祖國的和平統一。並提出,台灣當局應以化冰霜為甘露的原則,建立與祖國的互信互諒,團結建國,這對於祖國的光榮貢獻,必將永垂史冊。1987年12月12日,他作為《開羅宣言》的見證人,針對“台獨”勢力,撰文:《鼓吹“台獨”違背民族大義》投書《人民日報》,並說:“我的良心促使我寫了一篇短文”,被《人民日報》加編者按予以刊載。蔡文治將軍的這些觀點和論述,對於為一己之私,置台灣人民安危於不顧的台灣當局堪稱是促醒之良方。
2、與湯恩伯吵架經過
4月的一天,參謀總長顧祝同在上海召開作戰會議,檢討長江失守的原因,請各與會人員對即將開始的上海之戰發表見解。第一個站起來發言的是蔡文治。他先對戰局作了詳盡的分析,接著批評湯恩伯在戰略上的失誤:“我不知道這仗是怎麼打的。我上次說,共軍一定會由荻港先行渡江,如果我軍不把防守重點放在荻港,而把主力集中在京滬鐵路線上,不但南京被包圍無法固守,而且浙贛大門大開,共軍可長驅直入,到時連各機關逃走都沒有部隊掩護。現在,幾十萬部隊退集上海,我們前無出路,後有大海,難道要在這裡集體跳海嗎?”蔡文治稍稍停頓了一下,接著又說:“我判斷共軍行動無一不準確,可是指揮作戰的人毫不採納。這樣,我這個幕僚還有什麼當頭。作為作戰廳長,真是愧對自己,愧對祖宗,愧對總理、總裁!”蔡文治越說越氣,他用兩隻手扯著軍服下擺,猛向兩邊撕去,軍服上的幾顆扣子向會場飛去。“這個軍人我不再當了!”說完,便痛哭起來。
這一舉止使得全場驚愕不已。開始,湯恩伯坐在那裡,一言不發。等蔡文治鬧完了,他才站起來說:“軍人怎麼樣,軍人不就是要服從命令嗎?”蔡文治反問:“命令,什麼命令,你為什麼不聽顧總長的命令,擅自向上海調動軍隊?”會場靜下來,人們的眼光齊刷刷地看著湯恩伯。湯恩伯一下子語塞,支支吾吾。會場上議論開了,大家紛紛指責湯,身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南京失守他應負主要責任。湯恩伯憋紅臉,舉著公文包說:“我集結主力,退守上海,是奉總裁的命令,就是顧總長也要服從這個命令。”說完,湯恩伯從公文包內拿出蔣介石的手令當眾念了起來:
上海存有黃金、白銀3億之巨,著令吳國楨市長請假,由市政府秘書長陳良代理市長,負責徵調輪船,將全部金銀運往台灣。在金銀未運完之前,湯恩伯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銀運完為止,方准率部向舟山群島撤退,阻止共軍海上追擊。如果該項金銀不能安全運到台灣,惟湯、陳是問。---蔣中正啟
與會人員聽罷,面面相覷。湯恩伯接著又說:“因為金銀數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陳良怕我守不住上海,命令每艘船上超載裝運,導致‘太平’號輪在舟山海面觸礁沉沒,我和陳良還不知道怎樣才能逃脫總裁的責罵。”湯恩伯把目光轉向蔡文治:“你這個毛頭小伙,懂得個什麼!”
1980年秋天蔡將軍從美國回中國內地訪問,回憶當時的情景,記得因百感交集而流淚。當湯恩伯衝出門去,他也甩掉軍帽,解除武裝帶,申言不能再干,從此自動離職,幾年後由港赴美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