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幻覺
1928年歐文·費雪提出的概念
“貨幣幻覺”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Fisher)於1928年提出來的,是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效應。它是指人們只是對貨幣的名義價值做出反應,而忽視其實際購買力變化的一種心理錯覺。他告訴人們,理財的時候不應該只把眼睛盯在哪種商品價格降或是升了,花的錢多了還是少了,而應把大腦用在研究“錢”的購買力、“錢”的潛在價值還有哪些等方面,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精打細算,花多少錢辦多少事。否則,在“貨幣幻覺”的影響下,“如意算盤”打到最後卻發現自己其實是吃虧了。
目前的宏觀政策有意識地保持貨幣幻覺,在貨幣供應量增長的同時,投資趨熱,在這一過程中,生產資料價格最先上漲。一般地,貨幣政策的作用有兩方面:一是產出效應,另一是價格效應。如果擴張性貨幣政策是以通貨膨脹來換取產出增長,我們說這種政策有著暫時的“貨幣幻覺”。貨幣幻覺一旦消失,就全部轉化為通貨膨脹。
現實中也有兩個參照系,一是1993年下半年的“軟著陸”,主要是限制貨幣供應,效果是顯著的,但也造成“惜貸”現象,導致了更加嚴重的通貨緊縮局面;
二是1986年的通貨膨脹,等到物價已經上來,市場預期已經形成,貨幣政策也就只能跟著通貨膨脹走,最後靠“套期保值”緩解了儲戶的恐慌心理。
投資者沒有考慮上市公司的盈利可能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具體一點說,就是公司在計算凈利潤時扣減的利息成本和折舊等都是以歷史成本計量的,而收入卻是包含了通脹的因素,它給人一種公司盈利加速的錯覺,刺激人們加大對股票的投資。可見一旦市場形成通貨膨脹預期,貨幣政策就盯不住了。不讓市場形成通貨膨脹預期,必須事先採取主動措施。顯然1986年那次調控偏熱,1993年那次調控又偏冷。目前針對部分行業、企業採取“點控”措施,沒有提息而是限制貸款數量、抑制投資規模,就是吸取了前兩次調控的經驗教訓,既要抑制總需求,又要防止再度陷入通貨緊縮。
消除本幣升值的“貨幣幻覺”,首先是強調要關注本幣升值對個人福利帶來的實際影響,而非表面的貨幣價值增加。
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因為中國還存在大量的失業與過剩勞動,所以採取名義匯率升值的做法不僅不能減少貿易順差,反而會使勞動者的利益普遍受損,因此有損國民福利。
其次,進一步擴展“貨幣幻覺”的含義,我們要強調名義匯率與有效匯率的區別。
例如,雖然人民幣對美元在升值,但對“一攬子貨幣”來說,美元對歐元、日元的大幅貶值,使人民幣有效匯率可能是輕微貶值。而就另一個口徑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測算顯示,去除通貨膨脹因素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在2006年7月,比去年同期貶值1.6%。如此種種在本幣升值中的“貨幣幻覺”,伴隨某種“非理性升值”,可能會使政策效果被扭曲,並降低本幣升值對一國經濟和社會福利所帶來的利好程度,因此需要加以清醒認識。
結果不是對商品或勞務的實際價值作出反應,而是對用貨幣來表示的價值作出反應。每筆收入都可以用純粹的貨幣額來表示,也可以用當前通貨膨脹率把它折算成實際價值,這將得到一個實際收入,它更準確地指示出收入的實際購買力。而患有貨幣幻覺毛病的人,常常只注意到貨幣數量上的變化,卻不會注意貨幣的實際購買力的變化。
在股市上也存在類似現象,姑且稱之為“絕對價格”貨幣幻覺。當一個股票或者投資品種絕對價格較低的時候,投資者總會認為其是便宜的,按照邏輯,既然便宜,那麼這個“便宜貨”就有了上漲的理論基礎。既然便宜,絕對價格低的東西自然廣受投資者歡迎,這種“絕對價格”貨幣幻覺可以為中國證券市場上的眾多奇特的現象提供解釋。
這一貨幣幻覺是炒作低價股的重要“理論基礎”。也許股票的估值對一般老百姓太過複雜,把絕對價格高低就作為估值貴賤的替代是想當然的選擇。我們市場的種種缺陷又讓這種錯誤不僅不被糾正反而強化。我們想強調的是,股票或權證的價值與其絕對價格高低並沒有多少關係。長期以來,中國市場上的低價股其實估值並不便宜,還往往是離譜的高估。任何的貨幣幻覺本來就是一種心理錯覺,儘快認清這種錯覺,也許能避免很多損失。
腹內側前額葉皮層是產生“貨幣幻覺”(經濟學家語)的中心部位。人們在購物時,常常會忽視那些明顯已經被通貨膨脹扭曲的信息,衝動地把心理價位抬高到實際價位之上,這就是貨幣幻覺。貨幣幻覺可能使潛在買家相信房價會一直上漲,從而認為房地產是不錯的投資選擇。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認為,正是貨幣幻覺導致的錯誤邏輯催生了房地產泡沫,“人們大都只記得幾年前買房時的房價,卻常常忘記了其他商品的價格,錯誤地認為房價比其他物價漲幅更大,從而誇大房地產的投資潛力。”
幾十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在爭論貨幣幻覺是否真實存在,說得更通俗一點,即經濟交易中是否存在非理性的影響。著名貨幣理論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假定,僱主和消費者都是理性的,他們支付工資或者購買商品時會考慮通貨膨脹因素。換句話說,他們能準確判斷一種商品的真實價值。
無數的科學家都在研究為什麼世界經濟衰退得如此迅速和劇烈,其中行為經濟學家的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他們主要將人們決策時的心理行為作為研究對象。腦科學家對腹內側前額葉皮層及顱內其他區域進行掃描,檢測結果也支持行為經濟學家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3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報道,
德國波恩大學和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者通過大腦掃描儀,觀察到人腦部分決策迴路有發生貨幣幻覺的跡象。如果受試者獲得一筆金額更大的錢,即使因為物價上漲,多出來的這部分錢並沒有帶來更大的購買力,腹內側前額葉皮層部分區域的活動也會異常明顯,反映在大腦掃描圖上,就是這部分區域被點亮了。
腦部掃描圖中前額後方出現的亮點告訴我們,人錯誤判斷了貨幣的價值,也就是出現了貨幣幻覺。這只是一個例子,一系列日趨複雜的研究還顯示,大腦中樞跟恐懼(受腦部杏仁核控制)和貪婪(受腦部伏隔核控制,該部位或許也是產生性慾的地方)這兩種與投資相關的原始動機有關。一項把神經影像跟行為心理學和經濟學融合的高科技,為研究個人和整個經濟體的運作為什麼會誤入歧途提供了線索。同時,這些研究還試圖解釋,儘管金融系統已經實施了常規危機預防措施,為什麼還是無法逃脫經濟崩潰的悲慘命運。這些研究的部分成果已被奧巴馬政府採納,作為穩定銀行業和房地產部門的政策指導。
貨幣政策效應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定義貨幣政策效應是指貨幣政策的實施對社會經濟活動產生的影響,包括貨幣政策的數量效應和時間效應。貨幣政策的數量效應 貨幣政策效應的強。 (1)yt+1/yt>;Pt+1/Pt含義:經濟增長減速小於物價回落;經濟增長加速大於物價上升;經濟增長加速,同時物價下降。 (2)yt+1/yt<;Pt+1/Pt (3)yt+1/yt=Pt+1/Pt 含義:經濟增長的正效應被物價上漲所抵消,物價回落的正效應為經濟增長的負效應所抵消。貨幣政策的時間效應 從貨幣政策制定到最終影響各經濟變數,實現政策目標所經過的時間,也就是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所需要的時間。內部時滯:認識時滯、行動時滯 中間時滯:中央銀行採取行動,到金融機構根據央行的意圖改變信用條件的時間過程 外部時滯:(1)微觀決策時滯;(2)作用時滯金融創新的貨幣政策
金融創新( Financial Innovation)的終局效應是國際資本流動的加強,而較高程度的資本流動對貨幣政策產生的影響遠非理論模型所揭示的那樣簡單。由於創新,通過信貸可獲得性的變動來實施貨幣政策的範圍日益縮小,匯率作為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日趨重要,根據貨幣政策的效應來調節經濟日益困難,一些貨幣政策指標如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的有效性正在削弱,在某些情況下,實施一種獨立的貨幣政策將會付出較高的成本,而得到的收益卻微乎其微。
貨幣乘數是指貨幣供給量對基礎貨幣的倍數關係。在貨幣供給過程中,中央銀行的初始貨幣提供量與社會貨幣最終形成量之間客觀存在著數倍擴張(或收縮)的效果或反應,這即所謂的乘數效應。貨幣乘數主要由通貨―存款比率和準備―存款比率決定。通貨―存款比率是流通中的現金與商業銀行活期存款的比率。它的變化反向作用於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通貨―存款比率越高,貨幣乘數越小;通貨―存款比率越低,貨幣乘數越大。準備―存款比率是商業銀行持有的總準備金與存款之比,準備―存款比率也與貨幣乘數有反方向變動的關係。貨幣供給擴張的倍數。中央銀行的初始貨幣提供量與社會貨幣最終形成量之間存在數倍擴張(或收縮)的效果或反應,即乘數效應。先假設最低準備金率是20%,也就是說當銀行得到100元的存款時它必須留存20元,只能貸出80元。其次假設銀行會放足80元。現在有某君A往銀行里存了100元,銀行再將其中的80元放貸給B,如果B把貸來的80元又全部存入銀行,銀行再將其中的64原貸給了C,C又把64元存入銀行,銀行再向D貸出51.2元...依此類推,央行最先向市場投放了100元,市場上最後多的貨幣會是100+80+64+51.2+...
解這個數列的值是500,其實就是100*(1/0.2)=500
也就是實際的貨幣投放量。這裡的1/0.2就是貨幣乘數也就是1除以法定準備金率。
中央銀行的初始貨幣提供量與社會貨幣最終形成量之間存在數倍擴張(或收縮)的效果或反應,即乘數效應。
完整的貨幣(政策)乘數的計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別代表法定準備率、超額準備率和現金在存款中的比率。貨幣(政策)乘數的基本計算公式是:貨幣供給/基礎貨幣。貨幣供給等於通貨(即流通中的現金)和活期存款的總和;而基礎貨幣等於通貨和準備金的總和。
貨幣乘數是基礎貨幣與貨幣供應量擴張關係的數量表現,即中央銀行創造或縮減一單位的基礎貨幣貨幣供應量增加或減少的倍數。
銀行提供的貨幣和貸款會通過數次存款、貸款等活動產生出數倍於它的存款,即通常所說的派生存款。貨幣乘數的大小決定了貨幣供給擴張能力的大小。而貨幣乘數的大小又由以下四個因素決定:
(1)法定準備金率。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的法定準備金率均由中央銀行直接決定。通常,法定準備金率越高,貨幣乘數越小;反之,貨幣乘數越大。
(2)超額準備金率。商業銀行保有的超過法定準備金的準備金與存款總額之比,稱為超額準備金率。顯而易見,超額準備金的存在相應減少了銀行創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因此,超額準備金率與貨幣乘數之間也呈反方向變動關係,超額準備金率越高,貨幣乘數越小;反之,貨幣乘數就越大。
(3)現金比率。現金比率是指流通中的現金與商業銀行活期存款的比率。現金比率的高低與貨幣需求的大小正相關。因此,凡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都可以影響現金比率。例如銀行存款利息率下降,導致生息資產收益減少,人們就會減少在銀行的存款而寧願多持有現金,這樣就加大了現金比率。現金比率與貨幣乘數負相關,現金比率越高,說明現金退出存款貨幣的擴張過程而流入日常流通的量越多,因而直接減少了銀行的可貸資金量,制約了存款派生能力,貨幣乘數就越小。
(4)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間的比率。由於定期存款的派生能力低於活期存款,各國中央銀行都針對商業銀行存款的不同種類規定不同的法定準備金率,通常定期存款的法定準備金率要比活期存款的低。這樣即便在法定準備金率不變的情況下,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間的比率改變也會引起實際的平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改變,最終影響貨幣乘數的大小。一般來說,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定期存款對活期存款比率上升,貨幣乘數就會變小;反之,貨幣乘數會變大。
總之,貨幣乘數的大小主要由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率、現金比率及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間的比率等因素決定。而影響我國貨幣乘數的因素除了上述四個因素之外,還有財政性存款、信貸計劃管理兩個特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