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華西列夫斯基
蘇聯武裝力量部前部長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華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е́вский,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軍事家,蘇聯元帥,蘇聯武裝力量部前部長。
1916年被提升為營長,獲上尉軍銜。1931年入蘇聯紅軍軍訓部,開始司令部機關工作。1939年6月被任命為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1949年3月出任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1953年任國防部副部長。
亞·米·華西列夫斯基時代雜誌
1909年夏天,從基涅什馬神學學校畢業,進入科斯特羅馬神學學校學習。在這一時期,學生中的進步活動,工人為反對資本家剝削而進行的罷工運動,給華西列夫斯基很大的影響。
1915年2月來到莫斯科,進入阿列克夫謝耶夫軍事學校,在軍校接受了為期4個月的速成訓練,由於沙皇軍隊連遭敗績,軍官嚴重不足,畢業后立即被編入預備隊,獲准尉銜。9月被派到西南方面軍的第9集團軍步兵第103師新霍皮奧爾斯克團,同奧匈軍隊作戰。
1916年被提升為營長,獲上尉軍銜。
1919年4月被新西爾縣召去參加工農紅軍,被任命為排的教官(副排長),之後成為步兵第142旅第424團副團長。
1917年因承認蘇維埃政權,接觸布爾什維克,出席士兵代表會議而遭到一部分軍官的冷遇。為此,決定結束軍事生涯,去做一名農學家。十月革命爆發后,加入紅軍,不久升為團長。
1921年由於142旅參謀長奧維奇金患病,華西列夫斯基一度代理了參謀長職務。
1922年擔任了整編后的紅軍第48師第142團代理團長的職務。在以後的10年中他先後在這個師的各個團擔任團長職務。這期間,於1926年到“維列斯特爾”步兵戰術進修班學校團長班進修了一年。
1931年入蘇聯紅軍軍訓部,開始司令部機關工作。在調任新職之前,華西列夫斯基正式向團黨委提出加入聯共(布)的申請,並獲得團黨委通過和師黨委批准。8月經莫斯科軍區黨委批准,成為聯共(布)黨的預備黨員。然而,由於隨之而來的清黨運動,停止了吸收黨員。
1933年調任伏爾加河沿岸軍區任軍訓部部長。
193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同年被選派到總參謀部軍事學院深造,接受了系統化正規高級軍事教育。畢業后,被任命為總參謀部戰役訓練處處長,由於其工作表現出色,被提升為作戰部第一副部長兼戰役訓練處處長。
1937年10月被任命為總參謀部戰役訓練處處長。主要任務是擬定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有關工農紅軍領導部門戰役戰略訓練的年度命令和指示。通過這些文件進行年度總結,並在年度總結的基礎上確定下一年度的任務,並參與了在遠東地區粉碎日軍挑釁的軍事活動。
1938年年初在工農紅軍總參謀部轉為正式黨員。
1939年6月被任命為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
1940年5月擔任了作戰部第一副部長。同年蘇軍軍銜制實施改革。6月4日獲少將軍銜。
1941年7月30日升任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9月底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領導總參謀部10人小組負責前線指揮,直接為大本營服務。10月28日被授予華西列夫斯基中將軍銜。11月斯大林任命華西列夫斯基中將擔任代理總參謀長,並立即擬定反攻作戰計劃。12月5日指揮蘇軍實施了自開戰以來的首次大規模反攻,迫使德軍敗退,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
1942年4月晉陞為上將,兩個月後被任命為蘇軍總參謀長。5月21日晉陞為上將軍銜。6月26日被正式任命為總參謀長,就任總參謀長后,便主要留在最高統帥斯大林身邊,參與戰略決策,或者代表大本營到各方面軍去協調處理軍事事務。7月23日作為最高統帥部代表前往斯大林格勒前線協助指揮戰事。8月下旬,蘇軍在斯大林格勒市郊展開防禦,減弱德軍對市區的突擊,再一次來到斯大林格勒,擔負起領導調來的部隊參加即將進行的反突擊準備工作。10月前往斯大林格勒,與朱可夫等共同擬定反攻計劃,並親往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就地領導反攻的準備工作;同月提升為蘇聯副國防人民委員。11月13日在黨中央政治局和大本營的會議上,報告了擬定的作戰計劃,並得到批准。
1943年1月18日斯大林格勒會戰後,被授予大將軍銜,並獲“蘇沃洛夫一級勳章”。2月16日發布命令,授予華西列夫斯基“蘇聯元帥”軍銜。7月5日希特勒為了重新奪回東部戰線的主導權,在庫爾斯克戰線發動了“堡壘作戰”。8月3日華西列夫斯基組織沃羅涅日方面軍和草原方面軍展開大規模反攻;11日收復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這是蘇軍收復的首座大城市。
1943年1944年1~2月在尼科波爾~克里沃羅格戰役中,負責協調烏克蘭第3、第4方面軍的作戰。4月協調蘇軍解放克里木。7月29日因戰功卓著,榮膺蘇聯英雄稱號,並被授予“金星”獎章。在白俄羅斯戰役取得勝利后,華西列夫斯基又負責領導了波羅的海沿岸戰役。這一戰略性戰役包括4個方面的戰役行動:里加戰役(1944年9月14日~1944年10月22日)、庫爾蘭戰役(1944年9月14日~1944年11月24日)、莫昂海峽戰役(1944年9月30日~1944年11月24日)和麥列河戰役(1944年10月5日~1944年10月22日)。
1945年1月13日普魯士戰役開始。2月18日任命華西列夫斯基為白俄羅斯第3方面軍司令員,總參謀長一職由安東諾夫大將繼任,同時國防委員會發布命令,任命華西列夫斯基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成員。華西列夫斯基接到任命后,立即動身於1945年2月20日抵達位於東普魯士的白俄羅斯第3方面軍司令部,指揮部隊協同友軍對德對戰。4月上旬指揮部隊協同友軍攻克了東普魯士首府、被希特勒稱之為“絕對攻不破的德意志精神堡壘”的柯尼斯堡。
華西列夫斯基(右)在中國大連機場
1948年11月任蘇聯武裝力量部第一副部長。
1949年3月~1953年3月任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斯大林死後,降為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1953~1956年)、國防部主管軍事科學的副部長(1956~1957年)。
1953年任國防部副部長。
1959年起出任蘇聯國防部總監察組總監。
曾在蘇聯共產黨的第十九、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第二、第三、第四屆最高蘇維埃代表。
1977年12月5日因病去世,終年82歲。
照片
華西列夫斯基的軍事生涯中,確有過敗走麥城的經歷,影響了他的統帥形象。如1942年哈爾科夫戰役后,德軍挾戰勝之勢,長驅進犯斯大林格勒。蘇軍西南戰線的幾個方面軍都未能阻住敵人,讓德軍打到斯大林格勒城下。主要過失固然在幾位方面軍司令員,但作為最高統帥部在南線的代表,華西列夫斯基也必須承擔責任。8月23日德軍攻入斯大林格勒的這一天,怒不可遏的斯大林在電話中對華西列夫斯基厲聲斥責,改派朱可夫前來救急。在斯大林格勒的關鍵階段,希特勒派曼斯坦因來解圍,他主觀的斷定曼斯坦因一定會取最短的路徑進攻,並把主力都集中在這個方向上,不料曼斯坦因卻選擇了一條比較遙遠的路程,擊潰了蘇軍51集團軍,殺到離保羅斯一天的路程之內,他直到此時才如夢方醒,被迫動用了最後的預備隊第2近衛集團軍,這樣雖然擊退了曼斯坦因,但直插羅斯托夫,截斷整個南方德軍的計劃卻因為兵力不足而被迫放棄,大大降低了勝利的價值,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后,蘇軍向西窮追之時,遭到德軍名將曼施泰因的突然反擊,接連敗退數百公里才站住腳跟,丟失了剛奪回的哈爾科夫。這次敗退的主要責任在方面軍司令員尼古拉·費多羅維奇·瓦圖京,但大本營代表華西列夫斯基又免不了被斯大林一頓痛斥。而朱可夫則幸運得多,他主要指揮的西部戰線,有羅科索夫斯基這樣能戰善守的驍將,從未給他丟過面子。1943年夏季的庫爾斯克戰役中,朱可夫所坐鎮的北線,由羅科索夫斯基的方面軍據守,讓德國入撞得頭破血流;而華西列夫斯基坐鎮的南線,由瓦杜丁的方面軍據守,被曼施泰因的黨衛軍坦克兵團突破了防線。蘇軍大本營不得不出動了戰略預備隊~~科涅夫的草原方面軍,同曼施泰因的黨衛軍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坦克大戰,才將敵軍逐退。自然,斯大林這一次也不會給華西列夫斯基好臉色。1944年,他協調指揮4個方面軍圍殲德國北方集團軍群,結果因為舍爾納的頑強抗擊,在主攻方向上進展遲緩,導致德軍最後完整退守庫爾蘭半島,一直到戰爭結束。
就是他的恩主莫洛托夫,對他的軍事才能也只是定性為參謀軍官,莫洛托夫回憶說:“我對華西列夫斯基很熟悉,他是一個很好的總參謀部軍官。但是作為司令官,朱可夫是屬於第一個三駕馬車上的。其中有朱可夫,這不是問題,羅科索夫斯基也在內,誰是第三位,得想一想。”一般認為第三位司令官應該是科涅夫。斯大林在評論朱可夫時說:他比科涅夫強,可以和羅科索夫斯基一比。莫洛托夫也提到具體讓他覺得朱強於華的事例:“朱可夫大喊大叫,但是,戰爭末期,斯大林把華西列夫斯基叫來問他攻克柯尼斯堡需要多少時間,這時我對他的才幹真是深信不疑了。“兩三周。”華西列夫斯基答道。然後又找來了朱可夫,他真實描述了即將發動的強攻的情況,說這件事很不簡單,需要兩三個月。事情果真是這樣。”這些人的評價影響了世人。如英國陸軍元帥邁克爾·卡弗在他編著的《現代世界名將》一書中,便把華西列夫斯基說成是低於朱可夫的“二等軍人”。
那麼,華西列夫斯基能否稱為第一流的統帥呢?答案是肯定的。戰爭是統帥才能的試金石,戰爭期間,許多不稱職的人都被撤換下去了,包括蘇俄國內戰爭中威名赫赫的老將布瓊尼、伏羅希洛夫。斯大林在戰爭中所重用提拔的人,都經過了蘇德戰爭的殘酷考驗。他們當中,被提升最快的就是華西列夫斯基。戰爭開始時,他只是一名少將,一年半后就晉陞為元帥,其升遷之神速,恐怕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人能出其右,這是對他軍事才幹的最好肯定。一位傑出統帥的軍事才能並不是若干次作戰失利就能否定的。更何況,在決定東線戰場轉折點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期間,是他坐鎮斯大林格勒前線獲得了輝煌的勝利,而朱可夫卻在火星行動中遭到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