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

政治濟。濟浪漫義奠基。籍，瑞瓦，移居。曾巴黎，途退昂銀職。法國大革命時回到瑞士。曾移居英國、義大利。1800年西斯蒙第重返瑞士，以後一直從事著述活動。1803年出版《論商業財富》時，他還宣傳斯密的學說。但法國大革命后小生產者的破產分化和英國的經濟危機使他成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激烈反對者。1819年發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他從小生產者的立場出發，批評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以財富為研究對象，忽視了人和人的享受，認為經濟自由主義給社會帶來災難，要求依靠國家政策調節社會經濟生活。他強調消費先於生產、生產服從消費，反對李嘉圖為生產而生產的思想。西斯蒙第還指出，資本家為利潤拚命擴大生產，但小生產的破產和社會分配不公使廣大人民收入不足，收入不足使消費不足，因而一部分產品不能實現而必然產生經濟危機。他最早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必然性，這是他的科學功績。但他的危機理論僅歸結為主要是生活資料消費不足，並未真正認識危機的原因。他讚美中世紀行會手工業和宗法式農業的原則和規範，他的改革建議實際上未超出小生產者的眼界，從而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經濟浪漫主義的思想體系。著有《政治經濟學研究》等。

，蒙版濟著《論商業財富：商業政治濟》。著，介紹.密濟，密濟忠徒。紀初，革產業革深展，蒙紀初濟危，器業展產系列。《丁堡百科》編輯邀請百科“政治濟”辭，始研究政治濟，著《政治濟，論財富系》。著，古典政治濟徒轉激烈反。～，版卷集《政治濟研究》，著量歷史狀材料論證《政治濟》提論。

獨

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以獨到的見解，和D.李嘉圖、T.R.馬爾薩斯、J.-B.薩伊同為英、法兩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法國在19世紀上半期經濟已迅速發展起來，但法國並沒有經歷英國那樣典型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自耕農並沒有被消滅。法國革命后，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自耕農在法國居民中仍佔多數。經濟的發展，使廣大小生產者切身感到有被排擠和消滅的危險。如何保存自己的經濟地位成為他們迫切的願望。西斯蒙第的經濟理論反映了19世紀上半期小生產者的這種願望和要求。西斯蒙第並沒有拒絕接受與商品生產有關的一些經濟範疇，但他清楚地看到經濟的缺點和矛盾，提出了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迥然不同的結論。馬克思指出：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無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後結論並以此結束，西斯蒙第則表現了政治經濟學對自身的懷疑，而對這個結束作了補充。

西斯蒙第從人本主義的立場出發，展開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他指出，古典經濟學不以人的享受而以財富作為經濟活動的目的，其結果是英國積累了大量財富，而大多數人卻過著貧困的生活。西斯蒙第指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錯誤地以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完全無視了人。他強調，政治經濟學是以增進人類幸福為目的的一門科學。他說：“從政府的事業來看，人們的物質福利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政治經濟學新原理》）。

否認自由經濟主義

西斯蒙第是第一個和經濟自由主義傳統決裂的經濟學家。他認為，經濟自由主義給社會帶來了災難，私人利益的自由發展經常損害公共利益。他要求依靠國家政策來調節社會經濟生活，以代替經濟自由主義。他是在法國主張實行工廠法的第一個人。

西斯蒙第對分配製度作了批判。他比英國古典經濟學前進了一步，確認企業家所得的報酬通常來自對工人的掠奪。他認為自由競爭造成了社會兩級分化，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他是提出經濟發展中社會兩極分化的第一人。西斯蒙第是從分配角度來說明勞資關係的。

經濟危機的必然性

薩伊、李嘉圖等人，從“商品購買商品”這一錯誤公式出發，否定經濟危機。西斯蒙第則闡述了經濟危機的必然性，這是西斯蒙第的科學功績，他把它歸結為消費不足。西斯蒙第強調生產應服從於消費，消費是生產的動力和目的。他認為，生產無限的擴大，但由於不合理的分配製度，使勞動生產者收入不足，從而使國內市場日益縮小，產品實現受到阻礙，導致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必然爆發。西斯蒙第還指出，今年的產品是以去年的收入支付的，在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今年的產品總是超過去年的收入。生產和收入失調所表現的消費不足更為嚴重，經濟危機更是不可避免。西斯蒙第指出，正是由於消費不足而產生的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使得經濟危機成為不可避免。

資本主義社會的替代

西斯蒙第試圖建立符合於小生產者利益的社會以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他把宗法式的農民經濟和城市手工業理想化，並把它和資本主義經濟對立起來。但他並不想完全回到中世紀狀態中去，他要求用宗法和行會原則來組織社會經濟，以節制資本主義社會。他希望把城鄉中的資本主義企業都分散成為數眾多的小農場和小作坊。為了實現他的理想，西斯蒙第求助於法律。他要求法律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實行“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進遺產的分散，保證工人能夠分享利潤。西斯蒙第認為，這樣一來私人利益就有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由私人利益而給社會帶來的不幸就可以得到彌補。

西斯蒙第認為：“國民收入和年生產是相等的，是等量。”

“國民收入應該調節國民開支，國民開支則應在消費基金里吸收全部生產；絕對的消費決定一種相等的或者更高的再生產，再生產又產生收入。如果說迅速而完全的消費永遠決定更高的再生產，財富的其他部分以一種均衡的速度按比例向前發展，並且繼續逐漸地增加，國民財富才能不斷增加，國家才能不斷繁榮。一旦這種比例遭到破壞，國家就會滅亡。”在這裡，西斯蒙第第一次提出了國民收入恆等式的基本設想，為凱恩斯建立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打下基礎。但是西斯蒙第事實上混淆了收入和產出相交換的意義。他說:“歸根到底，本年度的生產總額始終只能替換上年度的生產總額。那麼，假如生產逐漸增長，每年的替換就只能使人們每年遭受一些輕微的損失，同時卻能為將來改善條件。假如這種損失很輕微而又分擔合適，每個人都會毫無怨言地承擔這種損失……但是，假如新的生產和過去的生產很不協調，資本就會枯竭，災難就會臨頭，國家就不會進步，而是後退。”這裡西斯蒙第把收入，看成是前一年的收入，而把產出，看成是當年的產出。並且他認為前一年的收入，要用以交換當年的產出。由於兩者存在輕微的差距，以至有“輕微的損失”，如果增長過快差距過大的話，經濟就要波動了。

事實上，只要有信貸擴張的資本預付，當年的產出即便還未實現，其要素成本，包括工人收入，已經在當年支付（相當於預付債），並可以用來購買當年的產出，抵消債權。因此經濟波動的原因，不是去年的實物收入來交換今年的實物產出所導致。

由於西斯蒙第把增長與消費的失衡，歸罪於兩年間的產出總量不同，或者說，歸罪於“應該用去年的收入來支付今年的生產”，所以他認為：如果資本家上年節制生產，則會節約更多的資本，可用於當年的工人工資，以及資本家自己的消費，即成為購買當年總產出的上年收入。那麼上年收入與當年總產出的差距就不大，經濟就能穩定發展。

因此，西斯蒙第指出，消費的不足，是因為缺乏資本（即上年的收入）。他說：“只有在積累資本（即以前的勞動果實）的人利用資本一方面供應原料、一方面供給工人生活資料的時候，工人才能勞動。沒有需要勞動加工的原料，就不能進行勞動，不能產生成為一部分財富的任何實際利益。沒有養活工人的食物，工人就決不能勞動。因此，不預先儲存一筆消費品形式的資本以提供勞動的原料和工資，任何勞動都不能進行；假使工人自己出這種墊支，在這件小事上他就具有資本家和工人的雙重身份了。”

“增加國家資本是對於勞動的莫大鼓勵……資本家把這些資本發給工人，就使工人得到一項收入，因而有能力購買並消費上一年的生產，資本家在下一年的生產中也可以從工人身上得到他理應得到的，依靠收入增加的資本。”

“每當涉及私人利益問題的時候，幾乎所有表示缺錢的情況都是缺乏資本而不是缺乏金錢。”

特別地，在徵稅問題上，他強調：“一切賦稅必須以收入而不以資本為對象。對前者徵稅，國家只是支出個人所應支出的東西；對後者徵稅，就是毀滅應該用於維持個人和國家生存的財富……必須保持這部分產品，以維持或增加各種固定資本、一切積累起來的產品，保證或提高所有生產工人的生活。”

西斯蒙第雖然主張，在生產過快的情況下，會導致消費不足，但他解決的方式卻是增加投資。從以上西斯蒙第對資本的看法，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與凱恩斯通過刺激投資，而不是刺激消費（至少是重點在於刺激投資），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辦法幾乎完全一樣。其實西斯蒙第沒有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上年節約資本以降低下年產出，當年不節約資本以增加上年收入對當年產出的交換，這固然可以基本平衡總量。不過，當年使用這麼多的資本，那下年怎麼辦？凱恩斯的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都是當年的，所以能建立恆等關係。不過，其刺激投資的原理和“下年怎麼辦”的問題，同樣存在。

西斯蒙第還認為，技術的進步會導致工人失業，從而需求不足。

西斯蒙第極為藐視貨幣，這是經濟學的傳統。西斯蒙第對於貨幣與資本收入有專門的辨析。

“不僅資本被估作金錢，而且實際上金錢儼然就是資本了；人類的語言也造成這兩種概念的混淆，往往需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分辨出資本並不是錢……富人的收入也同樣是用錢來估算的……實際上這種收入是富人用來同另一種等值的財富進行交換的那部分可消費的財富……最後，窮人的工資總是用錢來計算的，為了記住它和富人的資本是一樣的……這種工資是用來交換窮人的年勞動而給予他們的那部分可消費的財富。”

西斯蒙第甚至認為：“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大量輸入貨幣會降低利率，或者認為輸出貨幣會提高利率，都是絕大錯誤。”他認為利率只與實物資本的數量有關。

在貨幣已經完全融入物價之後，利率的確與貨幣量無關，而取決於實物資本總量。但是，在貨幣大量輸入或者輸出之時，貨幣還未融入物價，此時還認為利率與貨幣量無關，就是錯誤的了。事實上，貨幣的驟然增多或減少，導致的利率偏離實物資本利率的反應，成為多恩布希解釋匯率超調的原因。而從另一方面看，在西斯蒙第時代，已經不少人提出這個匯率超調的“原因”了。

西斯蒙第處於歐洲國家產業革命后經濟發展的時期。他在肯定斯密提出的稅收原則的基礎上，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補充和發展了亞當·斯密的稅收原則理論，增加了四條：

第一，一切稅收應該以稅收作為課稅對象，不應以資本作為課稅對象，對資本課稅就是毀滅用於維持個人和國家生存的財富。

第二，不應該以每年的總產品作為課稅標準，因為總產品中除了年收之外，還包括全部流動資本。

第三，不能對納稅人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課稅。

第四，決不可以因為徵稅而使應納稅的財富逃到國外。西斯蒙第是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研究稅收的，認為如果對資本課稅，“國家就會很快地陷於貧困、破產，甚至滅亡。”此外，為了適應資本積累的要求，他著力倡導輕稅的原則。他的第三、第四條原則，補充了亞當·斯密在經濟方面的空白，是一種新的貢獻。

經濟浪漫主義把小生產理想化並企圖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經濟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法國的西斯蒙第。經濟浪漫主義產生於19世紀初期的法國和瑞士。代表了小生產者的思想感情和經濟要求。它從小生產者的破產和工人的貧困中看到了經濟危機的必然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及其生產和分工的破壞作用，無產者的貧困，生產無政府狀態，財產分配的極度不平衡，繼而否定“自然秩序”的理論。經濟浪漫主義主張，要消滅經濟發展中的矛盾，唯一的途徑是使現代社會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產方式中去。認為中世紀宗法式的農業和行會手工業是最美好的生產方式。呼籲國家採取措施，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實現宗法式的合作關係，以求得財富分配的平等和實現普遍的社會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