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

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於1884年進入布塞紐斯博士文科中學（das Progymnasium von Dr. Bussenius）預科班上學。1892-1898年從預科班四年級轉入“卡塔琳娜”文科中學（Gymnasium Katherineu m）高年級班（五年級）學習。1898年春季，以“甲等全優”（primus omnium）的成績獲得文科中學畢業證。同年夏季，作為法科學生入慕尼黑大學學習。1898-1900年在萊比錫大學學習3個學期。1900-1901年在柏林大學學習2個學期。5月20日，在柏林高等（上訴）法院以“良好”成績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獲法院候補司法官資格。1901-1902年在呂貝克任候補司法官。其間，利用休假到柏林參加了由弗朗茨·馮·李斯特主持的刑法研討班，準備博士論文。1902年5月13日，以優秀（magna cum laude）成績通過博士口試，獲博士學位。1903年12月16日，經爾·馮·利林塔爾（Karl von Lilienthal）的推薦和招聘在海德堡獲教授資格。1905年10月1日起，他開始負責管理海德堡法律系圖書館。1906年夏季學期，在曼海姆商事高等學院（Handelshochschule Mannheim）受聘授課。1907年9月28日，與琳娜·格茨（Lina G?tz）結婚（1908年離婚）。同年當選海德堡市行政委員會（Heidelberge Stadtverorneten-Versammlung）的民主委員。1910年2月，由巴登邦弗里德里希大公二世委任為編製外副教授。1910-1914年擔任海德堡市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及孤兒事務委員會成員。1913年8月，在蘇黎世參加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的葬禮和紀念會。1914年3月，應聘擔任柯尼斯堡大學（Universit?t K?nigsberg）編製內的副教授。1915年應徵擔任紅十字會志願兵。同年11月9日，拉德布魯赫與柳迪婭·申克（Lydia Schenk）結婚。1915年-1918年服兵役。先在海德堡接受軍事訓練，然後出兵上阿爾薩斯（Ober-Elsass），此後出兵瓦伏爾平原（Woevre-Ebene）。在里堡（Libau，勒特蘭Lettland）接受軍官培訓。1918年7月，擔任少尉（Leutnant）。1919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同年10月1日起任基爾大學（Kiel）正教授。1920年當選為德國議會民主黨議員黨團（die Fraktion der Mehrheitssozialist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成員。在海德堡參與修訂新社會民主黨黨綱（1925年發表）。同年3月13-19日，於卡普政變（Kapp-Putsches）期間在基爾遭拘禁。后擔任德國國民議會憲法制定委員會委員（Mitglied der Verfassunggebenden）。1921年10月26日，任命為維爾特內閣（Kabinett Wirth）司法部長。1922年負責起草《保衛共和國法》、《關於陪審員和陪審法官補償法》、《關於婦女任司法官與職業法官特准法》。10月，負責起草《德意志通用刑法典草案》。11月23日，在維爾特內閣倒台後，返回基爾大學擔任教職。1923年8月13日，再次接手斯特來斯曼（Stresemann）第一屆和第二屆內閣司法部。在11月份退出斯特來斯曼內閣后，再次回基爾大學任教授。1926年8月11日，在議會發表紀念憲法日演講（《共和國的義務論》）。秋天，受海德堡大學招聘。11月13日，在海德堡發表就職演講《法律上的人》。1928年回絕漢堡大學的聘請。1929年1月23日起，擔任布魯赫扎爾男性監獄顧問（Beirat der Bruchsaler Strafanstalten）。1931年回絕柏林大學的聘請。1933年5月9日，巴登邦（納粹）當局被解除公職。1934年被迫回絕國外的聘任和邀請（考納斯大學[Kaunas]、紐約大學、蘇黎世大學、里昂大學）。1935-1936年作為牛津大學大學院客座研究員，在牛津大學訪學一年。1938年11月21日，東京商科大學（一橋大學）出版其60周歲祝壽論文集。1939年3月22日，其女兒蕾娜特·拉德布魯赫（Renate Radbruch）在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雪崩事故中遇難。1942年12月6日，兒子安塞爾姆·拉德布魯赫（Anselm Radbruch）擔任少尉在東部前線嚴重受傷后死亡。1945年9月7日，拉德布魯赫恢復教職並擔任海德堡大學法學院院長。1948年7月13日，告別（教壇）演講。7月14日，重新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11月21日，舉行70壽辰紀念，同時被授予海德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出版祝壽論文集《文化哲學與法哲學論稿》。入選海德堡科學院。1949年11月21日，拉德布魯赫突發心肌梗塞，11月23日在海德堡逝世。

拉德布魯赫一生著述甚豐。主要作品有：《論墮胎》（與格羅特雅恩合寫，1921年版）；《法律智慧警句集》（阿圖爾·考夫曼編，1963年版）；《論啟蒙時代的崇高精神：人道主義和共濟會主義之思想史論稿》（拉德布魯赫編，1948年版）；《法學導論》（1910年）；《論刑法的優雅：刑法史研究十四題》（1938年）；《作為難題的新教團契》（1927年）；《德意志通用刑法典草案》（1922年，1952年版）；《保羅·約翰·安塞爾姆·馮·費爾巴哈：一個法學家的生平》，（1934年版）；《費爾巴哈紀念演說以及3篇學術遺稿》（1952年版）；《特奧多爾·馮塔納，抑或懷疑與信仰》（1945年）；《法西斯主義刑法》（1933年）；《助產與刑法》（1907年版）；《英國法的精神》（1946年）；《法律的不法與超法律的法》（1946年）；《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天主教會》（1950年）；《人物與思想》（1944年）；《犯罪史》（與亨·格文納合著，1951年版）；《法哲學綱要》（1914年版）；《行為概念：其對刑法體系的意義——兼談法學體系論》（1904年版）；《心靈之路：我的生活片段》（1951年）；《你們諸位年輕的法律學生！》（1919年版）；《司法漫畫》（1947年）；《法律警句集要：致安塞爾姆的格言集》（1954年）；《社會主義文化論》（1922年）；《法律思維中的分類概念和秩序概念》（1938年）；《超越馬克思主義？》（1926年）；《法律上的人》（1927年版）；《法律上的人：有關法的基本問題的報告和文章選集》（弗里茨·馮·希佩爾負責整理，1957年版）；《作為法律思維形式的事物的本性》（1948年版）；《刑法改革和民族社會主義》（1933年）；《法理念的難題》（1924年）；《1932年版卡爾五世刑事法院規則》（拉德布魯赫註釋，1939-1940年版）；《論這場戰爭的哲學》（1917年）；《監禁心理學》（1911年）；《論法的宗教哲學》（1919年）；《共和國的義務論》（1926年）；《法理念與法的質料》，（1923-1924年）；《共和國司法部的榮譽和終結》（1948年）；《羅馬法與革命》（1919年版）；《司法：格爾利茨綱領釋義》（1922年）；《法哲學》（1932年版）；《法哲學補遺》（1973年8版）；《法哲學和法律實務》（1932年）；《社會民族國家中的法》（1919年）；《作為法律創造的法學：議法律方法之爭論》（1905年）；《社會主義與文化》（1919年）；《作為學科的公民教育》（1948年）；《19世紀的三本刑法學教科書》（1949年）；《公民課程的任務》（1924年）；《論犯罪學體系》（1930年）；《信仰犯》（1924年）；《1928年8月11日共和國政府慶典上的憲法演講》（1928年）；《法哲學入門》（1947年版）；《拉德布魯赫全集》（阿圖爾·考夫曼編，20卷本，1987年以後）

五分鐘法哲學

拉德布魯赫[德] 著 舒國瀅 譯

對軍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對法律職業人來說，法律就是法律。然而，當軍人懂得命令的目的在於犯罪或違法時，他有義務和權利中止服從；但自從大約一百年前最後一批自然法學者從法學家群體中消逝以來，法律職業人就再也認識不到法律的效力和臣服法律的相同例外。法律之有效，只因為它是法律；而且，只要在一般情況下有權力來貫徹執行的話，它就是法律。

對法律及其效力持上述觀點（我們稱之為實證主義學說），使法律職業人連同整個民族均無自衛能力，來抵抗如此專橫、如此殘暴、如此罪惡的法律。（按：此處指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法律）它們最終把法與強權等同起來：哪裡有強權，哪裡就有法。

有人想以下一句話來補充或取代上述的一段話：凡對人民有利的，就是法。

這意謂著：任性、背約、違法，只要對人民有利，就是法。這實際上是說：掌握國家權力者自認為對社會有益的事，獨裁者每一次的突發奇想和喜怒無常的脾性，沒有法律和判決的懲罰，對病弱者的非法謀殺，如此等等都是法。還可能意味著：統治者的自私自利被當作為公共利益看待。故此，將法與臆造的或杜撰的人民利益相提並論，就把法治國家變成了一個不法國家（Unrechtsstaat）。

不，不是必須聲稱，所有對人民有利的，都是法；毋寧相反：僅僅是法的東西，才是對人民有利的。

法意圖趨向正義。正義不過是指：不管是誰，一視同仁。

如果謀殺政治對手的行為被推崇，謀殺異類的行為被願求，以相同的行為對待自己志同道合之人，而處以最殘忍、最羞辱的刑罰時，這既不是正義，也不是法。

一旦法律有意拒絕去趨向正義，譬如根據任性承認和否認人權，那麼這樣的法律就缺乏有效性，人民對此就不承擔服從的義務，法律職業人也就必須鼓起勇氣，否定這些法律具有法的本性。

的確，除了正義，公共利益也是法的一個目標。的確，法律，即便惡法也還總有某種價值--對法保持懷疑的價值。的確，人的不完善性不會總能將法的三種價值即公共利益、法的安定性、正義和諧地統一起來。故此，人們只能權衡：要麼為了法的安定性而宣揚惡的法律、有害的法律或不公正的法律有效，要麼因為法的不公正性或危害公共性而否認其有效。必須給整個民族和法學家的意識本身深深打上這樣的烙印：可能有些法律，其不公正性、公共危害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的效力，它們的法的本性必須被否定。

也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則，它們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規則更強而有力，以至於，一項法律，若與它們相矛盾，就變得無效。人們將這些基本原則稱為自然法或理性法。確實，它們在具體方面還包含若干疑點，但幾個世紀的努力已經塑造出了這樣一個穩固的實體，而且廣泛協調地融於所謂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之中。至於說它們的某些方面，也還只能由於有心裡的疑問而保持懷疑。

在宗教信仰語言里，相同的思想以聖經的兩句話寫下來。其中一句寫著：應當順從掌握你們權柄的人。另一句寫著：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不只是一個虔誠的願望，而且也是一個有效的法的規則。不過，這兩個聖經語句之間的緊張關係（張力）不能通過第三句話來化解，比方說通過箴言"愷撒的事當歸給愷撒，神的事當歸給神"來化解，--因為這句箴言使人對（神俗）界限表示懷疑。更確切地說：應該訴諸上帝的聲音來解決，而上帝聲音只是面對特殊的情況在個人良心裡向人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