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明

組織大慶石油會戰設備器材供應工作，組織中國煉油“五朵金花”的設備配套工作。建立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經濟評價體系，為海洋石油對外合作作出卓有成效的工作。

金陵大學1913年10月14日 出生於江蘇省無錫市后宅鎮。

1933-1937年 在南京金陵大學工業化學系學習，獲理學士學位。

1937-1938年 任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燃料研究室實習員。

1938-1941年 任資源委員會重慶動力油料廠實習員、課長。

1941-1942年 任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局煉油廠課長。

1942-1945年 任甘肅油礦局駐美代表，同時在美國美孚、殼牌石油公司考察學習。

1945-1946年 任資源委員會上海煉油廠廠長。

1946-1948年 任資源委員會中國石油公司室主任兼上海營業所經理。

1948-1949年 任中國石油公司協理兼甘青分公司經理。

1950-1952年 任燃料工業部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長。

1952-1955年 任燃料工業部工程師。

1955-1978年 任石油工業部供應製造局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其間，1960-1961年兼大慶石油會戰指揮部供應指揮部副指揮；1962-1964年兼大慶煉油廠建廠指揮部副指揮。

1978-1982年 任石油工業部外事局顧問。

1982-1993年 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顧問。其間，1982-1987年兼石油部科技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1990-1992年兼能源部高級諮詢委員。

1993年3月 離休。

1993-1998年 聘為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諮詢中心特邀專家。

1937年4月從南京金陵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工業化學系畢業，獲理學士學位，因學習成績優良，畢業時膺選為斐道斐勵學會會員（即金鑰匙獎）。7月參加工作，任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燃料研究室實習員，在植物油提煉輕油實驗廠當值班員。不久抗日戰爭爆發，燃料研究室先後遷至漢口、長沙，但當時南京公共汽車用油全部依賴實驗廠提供，他和另一值班員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堅持輪流值班，日夜開工，直至日本侵略軍迫近南京城郊，遂倉促撤至長沙。1938年春，因進口油品幾乎斷絕，資源委員會派燃料研究室主任金開英籌建重慶植物油提煉輕油廠（后改稱動力油料廠），鄒明被派在現場工地工作，被提升為課長。1941 年3月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局正式成立，工礦實業家孫越崎任總經理，鄒明調任該局煉廠工料課長。他深受孫越崎“實業救國”思想的熏陶，一心撲在石油事業上，為玉門油礦的開發出謀劃策，竭盡全力。1941年冬從美國訂購的一套裂化煉油裝置在運輸途中遭敵機轟炸受損，鄒明等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千方百計在內地趕製煉油甑運礦安裝使用，使1942年汽油產量比上年提高了9倍。1942年底，鄒明被派往美國，任甘肅油礦駐美代表。這時因國際間民用貨物運輸幾乎中斷，玉門油礦所需進口器材告急，鄒明想方設法成功地通過“租借法案”為玉門油礦提供急用物資裝備，保證了油礦生產建設的順利進行。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鄒明回國，到上海接管日軍侵華期間日本石油公司在上海高橋所建的儲油所等設施，繼又組織人員順利接管了日本公司在南京、漢口、廣州、青島、天津等地建立的儲油設施。其後，他又參與籌建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策劃利用接管的沿海沿江儲油設施，開展進口成品油營銷業務，以所獲利潤供恢復和建設煉油廠和油田之用。為此，他調任總公司營業室主任兼上海營業所經理。1948年8月他任總公司協理，9月兼任甘青分公司（玉門油礦）經理。到礦不久，在人民解放軍的凌厲攻勢下，南京國民政府政權岌岌可危，盤踞在西北的國民黨反動派妄圖在潰逃之際破壞油礦。在愛國愛礦愛石油事業心的驅使下，鄒明冒著生命危險率領全礦職工護礦，經過艱苦曲折的鬥爭，終於挫敗了反動派的陰謀，使玉門油礦完整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受到當時解放區西北軍政委員會的表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鄒明滿腔熱忱地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工作勤奮，勇於負責，先後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長、燃料工業部經理司工程師。1955年石油工業部成立，他調任石油部供應製造局副總工程師（后升任總工程師），經常去基層蹲點。1960年2月參加大慶石油會戰，兼任供應指揮部副指揮，負責組織會戰所需設備器材的供應。當時數以萬計的各路兵馬奮戰在800多平方千米的大草原上，勘探、開發、油田建設齊頭並進，需要設備器材品種多、數量大、時間急，由於精心組織，未雨綢繆，及時調度，夜以繼日地工作，保證了會戰的正常進行，當年生產及外運原油近百萬噸。

1962年初，鄒明任大慶煉油指揮部副指揮，分管煉廠建設所需物資裝備的供應。由於採取了種種有效措施，第一期工程僅用18個月便提前建成投產。1964年，他又主持石油部機關新成立的配套辦公室，自力更生，及時解決了五大新型煉油裝置和當時被譽為我國煉油工業的“五朵金花”（1962年石油工業部召開煉工作會議，催化重整、延遲焦化、尿素脫蠟及有關的催化劑和添加劑等，被稱為煉油工業的“五朵金花”）在建設中出現的設備、管件閥門、儀錶等的配套問題，加快了石油產品“三年過關、五年立足於國內”目標的提前實現。

“文化大革命”中，鄒明受到了極大衝擊，被拘留審查達7年之久，最後的審查結論是：“這是根據一項假口供搞的一起錯案，應予平反”。

1978年，鄒明恢復工作，被任命為石油工業部外事局顧問（1982年改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顧問）。他識大體，顧大局，向前看，以全部精力和熱情投入海洋石油對外合作這項新工作。他對國際上石油勘探開發合同和石油經濟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引進和建立了經濟評價機制，參與擬訂了各種對外合作文件以及招標評標和合同談判工作，培訓幹部等。他還在渤海石油合作論證會上通過經濟分析有力地捍衛了我國海洋石油對外開放政策。他於1993年離休，時年80歲。

鄒明除歷任上述職務外，還是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石油工業部科技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1982年至1987年），能源部高級諮詢委員（1990年至1992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諮詢中心特邀專家（1993年至1998年）。1990年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貼者。1980年至1985年曾先後參加海洋石油代表團赴英國、挪威、埃及、美國、法國等考察交流，1986年應邀參加英國《金融時報》在香港主辦的太平洋盆地油氣研討會並作專題發言。在能源部高級諮詢委員座談會上曾多次提出有關我國石油工業管理體制和經營發展戰略的建議。

鄒明除歷任上述職務外，還是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石油工業部科技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1982年至1987年），能源部高級諮詢委員（1990年至1992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諮詢中心特邀專家（1993年至1998年）。1990年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貼者。1980年至1985年曾先後參加海洋石油代表團赴英國、挪威、埃及、美國、法國等考察交流，1986年應邀參加英國《金融時報》在香港主辦的太平洋盆地油氣研討會並作專題發言。在能源部高級諮詢委員座談會上曾多次提出有關我國石油工業管理體制和經營發展戰略的建議。

1941 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玉門油礦從美國訂購的裂化煉油裝置等設備在運輸途中於印度仰光遭敵機轟炸。甘肅油礦局總經理孫越崎決定自力更生，迎難而上，商定在內地趕製煉油設備應急。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鄒明和業務處長郭可詮到重慶立即組織人員開展從煉油設備的設計、選廠製造、監製驗收到裝箱發運環環相扣的工作。鋼材不足，就拆儲油罐、船舶等，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在較短時間內先後製成了階梯式連續甑煉爐6組，經2500km的長途運輸，當年在玉門陸續安裝投產4組，提前完成了1942年生產汽油180萬加侖的奮鬥目標，為上年產量的9倍，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

玉門油礦生產建設所需設備器材，很大一部分需依賴國外供應。當時國際運輸因戰爭幾乎中斷，玉門油礦進口器材來源告急，資源委員會駐美辦事處曾多次設法將玉門油礦急用器材納入美國“租借法案”提供，但終未成功。1942年冬，鄒明任甘肅油礦局駐美代表。他到美國后，向美國有關部門大力宣傳玉門油礦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終於得到美國戰時石油局的支持，促使租借法案管理局同意將玉門油礦急用器材視作軍用物資列入租借法案內申請供應。這樣，從1943年至1945年玉門油礦所需從國外進口的鑽、采、煉設備，配件，工具，儀錶，管材等都是通過美租借法案項目源源提供的，有些急用器材如井口設備、鑽具、鑽頭、配件、儀錶等還多次由空軍空運到印度加爾各答，轉運國內，保證了玉門油礦生產建設的需要，提高了技術水平。另外，他還通過美國工程設計公司的協助，從租借法案內引進了煉製潤滑油的真空蒸餾裝置和離心脫蠟裝置，配齊了達布斯（DUBBS）裂煉裝置在太平洋戰爭中損失的和礦上已消耗或挪用的器材。這些裝置在玉門油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都先後投產，使玉門油礦的煉油能力和產品品種、質量得到了迅速提高。

早在1949年4月時任中國石油公司協理兼甘青分公司經理的鄒明回到玉門油礦后，就著手組織護礦工作。他們先後採取了三項主要措施：一是大量購運糧食，籌集金銀，並搶運從上海買來的日用品、布匹等，以保障全礦職工及家屬生活所需。二是為了安定人心，採取“留職停薪”辦法，送走了近千人，包括一些不安心在礦的人。三是7月成立了以老工人和技術骨幹為主體的護礦隊，作為保衛礦區內生產部門的核心力量，並指定專人作好國民黨駐軍的工作，使之不成為破壞油礦的工具。在此之前，他在6月1日召開的全礦職工大會上著重提出，油礦是國家的寶貝，人民的財富，要求大家一定要把油礦保護好，他慷慨激昂地說：願和大家一起與油礦共存亡。贏得了廣大職工的衷心擁護。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揚言要在必要時破壞油礦，鄒明深感自身力量有限，若蘭州解放之後時間拖得過長，油礦將難以支持。為此，通過電報聯繫，他於8月中飛到香港向已辭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職務的老上司孫越崎詳細彙報了護礦措施和憂慮。孫越崎除表示讚許外，立即通過中共香港組織給北平的邵力子和錢昌照去電，請他們轉陳中共有關方面關於玉門油礦的護礦情況，希望蘭州解放后大軍不停頓地繼續向西北進軍。鄒明在香港時還和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商妥籌款接濟玉門油礦。

鄒明從廣州回到蘭州后，立即將詳情面告蘭州勘探處處長孫建初和蘭州營業所經理高琨，並詳細研究了蘭州的護產措施，相約作好各自的護產工作。鄒明回到油礦時，礦上各單位已開始對生產設施進行防護。他繼續組織礦長劉樹人、煉廠廠長熊尚元等分頭在礦場將油井封埋偽裝或圍護起來，煉廠將煉油裝置和油品庫用空油桶裝上砂石重疊3層並用鐵條焊死築成嚴密圍牆，各單位將暫可不用的重要設備如鑽機、柴油發電機組、油泵、儀錶等以及80多輛卡車隱藏到山溝里，等等。

玉門油礦解放時，礦上存糧達1萬多石，約摺合500t，金銀約折銀元30多萬元，足夠全礦職工及家屬半年生活所需，全礦沒有受到任何損失，生產建設一刻未停，使玉門油礦在解放以後很快進入飛速發展時期。

大慶石油會戰1960年春，石油工業部集中主要物力、人力，開展了大慶石油會戰。鄒明於1960年2月奉命擔任供應指揮部副指揮，負責組織供應會戰所需的設備、配件、材料。大慶石油會戰規模大、上得猛，要求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在800多平方千米的大草原上，來自全國石油系統的上萬人，幾十個鑽井隊、地震隊立即甩開鑽探，當年完成探井80多口。高速度地進行油田建設，當年就生產和外運原油90多萬噸。設備器材供應是會戰的保障，鄒明等在時任石油部部長康世恩領導下，根據會戰部署和當地條件，日以繼夜地編製用料計劃清單報部里和各地供應辦事處備料。在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的大力支持下，組織了全國500多個工廠生產設備和配件。並與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供應辦事處建立了每日夜間電話彙報調度制度，及時溝通情況，安排訂購或調運。為防止浪費，在發料時按每口探井、每個單項工程的實際需要，嚴格核算把關。這樣，基本保證了初期會戰的順利進行。

隨著大 慶油田的開發，石油工業部黨組將加速發展煉油工業列入重要議事日程，以解決我國石油產品的自給問題。1961年冬，負責煉油基本建設的副部長孫敬文選派鄒明到正在籌建中的龍鳳煉油廠兼任基建總工程師。這個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個自己設計、自製設備、自行施工安裝的現代化大型煉油廠。當時正值我國國民經濟三年困難之際，鄒明到廠后首先解決了水、電、通訊、公路交通等問題，為施工作好了準備。1962 年春，該廠正式改名為大慶煉油廠（大慶石化總廠前身）。鄒明任建廠指揮部副指揮，分管設備、器材供應等工作。他組織設計和供應人員共同編製用料計劃，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對非標準工藝設備由設計人員到製造廠蹲點，解決各種問題。在設計、施工、供應協同配合下，第一期工程僅用18個月就提前建成投產，受到石油部表揚。

“五朵金花”之一延遲焦化裝置為了確保新型煉油裝置即當時國內外知名的中國煉油“五朵金花”所需設備、配件、閥門、儀錶等配套工作，1964年春，孫敬文副部長決定在部機關成立配套辦公室，由鄒明負責，組織設計、基建、供應部門有關人員協同解決建設中的配套問題。他們一面及時解決新產品試製和關鍵設備、儀錶等在製造中出現的問題；一面協助建設單位解決施工中出現的問題。如石油二廠催化裂化裝置的關鍵設備雙動滑閥，在蘭州煉油廠機械廠試製完成後，因穩定性達不到設計要求，不能使用。孫敬文副部長親自布置邀請二機部、蘭州石油化工機械廠、上海熱工儀錶廠、上海汽輪機廠等廠的自動控制專家和機械製造專家並指定鄒明組織協調到蘭煉聯合攻關。鄒明帶領大家奮戰三天，使穩定性完全達到了設計要求，並通過專用線連夜運往撫順石油二廠，保證了我國第一套催化裂化裝置順利投產，為石油產品“三年過關、五年立足於國內”的提前實現作出了貢獻。

1978年，我國政府批准海洋石油對外合作，鄒明被任命為石油工業部外事局顧問。他以全部精力和熱情投入這一工作，通過與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和外國石油公司等專家的諮詢與交流，加上原先對國際石油經濟有所研究，不遺餘力地致力於引進和建立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經濟評價機制，並在高級經濟師施洪熙的協助下，組織建立了計算機室，為合同經濟條款分析和油氣田開發評價創造了條件，在海洋石油對外合作首輪招標評標和合同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鄒明對國際上各種類型的石油勘探開發合同形式及其特徵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積極參與了物探協議、《標準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條例》的擬訂、首輪招標評標工作和與外國石油公司的合同談判。1978年底，他及時向石油部領導反映了當時對中日渤海石油協議擬採用“總承包”方式的危險性，避免了重大經濟損失。鄒明等還通過向外國稅務專家諮詢，並在石油部領導支持下，向財政部提出建議將在擬訂中的外商合作企業所得稅法的稅率採用累進位，即以高稅率解決外國石油公司所關切的雙重稅抵免問題，同時又不影響我國特區當時對外商企業實行的低稅率的優惠政策，這一建議被財政部採納，使海洋石油第一輪招標得以如期進行。

我國海洋石油對外合作曾引起國內外一些人士的疑慮，怕喪失主權，怕上當吃虧，特別是對1980年簽訂的中日渤海合作區勘探開發合同認為中方吃了大虧，有的甚至不贊成海洋石油對外開放。為此，國家能源委員會和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於1981年春聯合召開渤海石油勘探開發論證會，邀請國內各方專家、學者、工程技術幹部和有關主管部門負責人就渤海石油合同進行論證。會上，鄒明用了一天半時間，就渤海合同經濟條款進行了詳細分析，並通過用計算機程序按各種不同方案測算出來的大量經濟數據，包括雙方經濟效益比、外商盈利率、投資利潤比等上下幅度，說明中日渤海合同的經濟條款對我方是比較有利的，保障了資源減距的經濟權益，與英國、挪威北海石油合同的經濟條款相比，日方的盈利率是不高的，中方沒有吃虧上當。通過論證，基本取得了共識，排除了干擾，維護了我國海洋石油的對外開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