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太信子
周作人夫人
羽太信子,周作人的夫人,日本人,1909年與周作人結婚,后隨周作人來到中國。1962年4月8日下午一點,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醫院病故,享年75歲,至此兩人的婚姻生活長達54年,終於落下了帷幕。
羽太信子(前排右一)
以上說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個灰色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魯迅母親說信子勤勞好學,有上進心。她對魯迅母親的照顧也不能說不上心,比如,魯迅母親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辦法。這讓老人家很滿意。信子對周作人和孩子們的照顧也周到得很。
另外,徐淦《忘年交瑣記》長文中專有一節記羽太信子。徐文說:“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裡外外操勞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象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苦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勞樸素。”
文潔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記了羽太信子的兩個小細節,很能說明一點什麼。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親魯老太太、周作人女兒若子、周建人兒子豐三的牌位)前供上飯食,然後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篤說胡話時,講的居然是紹興話,而不是日語,這使周作人大為感動。”這第二個細節是文先生聽來的,她自己並未親見。而據徐淦記述,羽太信子是“說不上幾句像樣的紹興話”的。如果文先生記載的這第二個細節可信的話,倒真是讓人感慨的。
對魯迅兄弟關係的影響
羽太信子全家照
在周建人看來,魯迅與周作人夫婦的隔閡主要源於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慣於揮霍,可以說“揮金如土”。“周作人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裡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而魯迅則自奉甚儉。自己掙錢別人花,花錢的人又不心疼,過於大手大腳,且理直氣壯,魯迅看不過,氣不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勸過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規勸只當耳邊風。後來,羽太還把她的許多親屬接來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銷就更大。終於導致魯迅先是分炊,后徹底搬出八道灣。
魯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記中記載那天下午他去八道灣取東西,與弟弟和弟媳發生的一場衝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等語。至於究竟是什麼“穢語”,外人不得而知,雖後人多有揣測者,但到底只是揣測而已。
根據魯迅這個記載判斷,這個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當潑悍的。對這一性格特點,周建人還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周作人)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周建人說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順,卻不辨是非。魯迅對周作人的評價是“昏”。這兄弟倆的意見倒也一致。
看周作人的文章,覺得他是那麼淵博、見識又是那麼卓超,但在世事上、大節上的處理與選擇卻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對紀曉嵐的評價“讀書多而不明理”來評價周作人大體不錯。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確實不容忽視。
對丈夫出任偽職的影響
至於“七七事變”后,周作人沒有南下而留在北平並最終落水出任偽職一事的原因,周作人自己及相關人等,都給出了不同說法,這一點人們都耳熟能詳了,不用細表。但個中真相卻誰也說不清,至今也沒有個大家都認同的結論。不過官方的評價似乎還是漢奸,這一頂帽子想拿下來也難。
1937年後周作人留在北平,這件事中羽太信子扮演了什麼角色,我也沒有見過專門討論此事的文章。估計一是不好寫,二是當事者多三緘其口,三是這事本身並不重要,所以人們也就不去關注了。如果考慮到羽太信子在促成他們兄弟反目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她對周作人當年決定去留的影響了。
其實,從魯迅和魯迅母親及朱安搬出八道灣以後,八道灣的實際主人就已經是羽太了,魯迅其時就說過,八道灣就剩下一個中國人了。雖然魯迅搬走以後,周建人又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但不久也去了上海。這樣,周作人實際上已經處於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圍之中。加上羽太信子潑悍的性格,周作人無論生活上、還是精神上恐怕都要受制於她吧。許多人喜歡從更深層的原因分析周作人的留平與落水,我倒更願意相信羽太信子的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對其妹羽太芳子的影響
羽太信子不僅對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著負面的影響,她對自己的妹妹芳子(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的成長也沒有起到好作用。俞芳引述魯迅母親的話說,芳子長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響很大,比如,貪圖享受,愛虛榮,怕過艱苦的生活,對周建人不夠體貼,不太近人情等等。
總的來講,羽太信子只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為嫁了一個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為世人所知。她又因為身處一個夫妻各自所屬民族國家之間激烈爭戰的時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捲入了。這種民族國家之間不正常關係對個體的影響體現在她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節上的首鼠兩端、進退失據,終於墮入魔道,也使她在戰爭之後的生活受到連累。設若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她也許能夠平平靜靜地、更感幸福地走過一生吧。不過,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要是要求她在當年那樣的歷史關口,敦促自己的丈夫離開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現實的,也是苛求她了。更何況她的見識、她的民族屬性也使她不能這麼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