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國的小船

小說講述了“年過三十”的“我”回憶起小學以來遇到的三個中國人的故事。第一位中國人是“我”為了參加模擬考試，在一所中國人小學里遇到的監考老師；第二位中國人是“我”十九歲時因打工而結識的女大學生；第三位中國人是“我”二十八歲時在咖啡店遇到的曾經的高中同學（而“我”已經完全不記得這個人了），他是專門向中國人推銷百科全書的業務員。

《去中國的小船》並非完全虛構，而是基於作者的生活經歷創作的。2003年村上春樹與林少華的見面談話中自己也提到過“我是在神戶長大的，神戶華僑非常多。有很多華僑子女，就是說從小我身上就有中國因素進來。……我的一個小說《去中國的小船》，就是根據小時——在神戶的時候——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該小說最初發表於1980年，再版過程中幾經修改。

“我”

主人公。與三個中國人的不期而遇，漸漸地讓“我”看透了社會的荒誕，看破了自身的自私與懦弱，看清了自己與社會的格格不入。於是，“我”這才發現，與那三個中國人一樣，“我”同樣遊離於社會之外。這樣的身份，使“我”的生活變得頗為艱辛。因此，“我”開始討厭城市的生活，討厭一切映入眼帘的事物。“我”越發覺得“這裡沒有我的位置”。如同日本不是“中國人”應在的場所一樣，“我”也同樣不適合生存在這樣一個地方。這裡沒有“我”的位置。於是，“我”開始“望著東京街頭遙想中國”，遙想那僅僅屬於“我”一個人的中國。“我”開始尋找那麼一個地方，一個可以真正容納我的地方。正是“我”與中國人不期而然的這諸多緣分，讓“我”對中國這個只存在於腦海中的國度有了自由的想象。

中國老師

小說中所描寫的第一個中國人，是“我”在參加小學模擬考試時所遇到的中國老師。考試地點對於當時的“我”而言，“無異於天涯海角”，但正是在那個地方，讓“我”對中國人有了初步的實際感官印象。中國人的小學環境，並非如“我”腦海中所想象的那般髒兮兮，反而比“我們”的小學還要清爽。在此種環境中工作的中國老師“滿懷自豪感”。在考試前，中國老師激情澎湃地一再重申中日友好的話題，並再三叮囑學生們不要“亂寫亂畫”。但由於“我們”不斷地“沉默”，消極地對待中國老師不要“亂寫亂畫”的叮囑，致使其效果不甚理想。接下來，小說描寫“我”與女孩爭論，是否記得當年在中國人小學的書桌上“亂寫亂畫”時，女孩終究不記得自己到底有沒有“亂寫亂畫”。“任何人都不至於記得什麼好幾年前往哪裡的桌子上亂寫亂畫過沒有。事情早已過去，何況原本就怎麼都無所謂的。”這種對待“亂寫亂畫”漠然處之的態度，客觀上愈加凸顯了中國老師所遇到的尷尬處境。

中國女大學生

小說中所描寫的第二個中國人，是“我”在大學二年級打工時所認識的中國女大學生。這個中國女大學生儘管沉默寡言，但卻非常熱心。她的這種熱心影響了“我”，使“我”在幹活時也開始變得熱心起來。但遺憾的是，“我”的熱心與中國女孩的熱心，在本質上截然不同。“我”的熱心在於更好地獲得薪水，而中國女孩的熱心，卻“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她的熱心裡有一種奇妙的緊迫感，彷彿她周圍所有日常活動都因了這熱心而得以勉強合為一束並得以成立。”中國女孩的這種為了“存在”而表現出來的極端熱心，顯然屬於一種被迫性的畸形熱心。在中國女孩看來，若連這份熱心也沒有的話，她的生活勢必無法繼續。這種生存與熱心的畸形關係，透露出中國女孩生活處境與社會地位的糟糕。一個“生在日本，大陸、香港、台灣一次也沒去過，中國話幾乎不會，英語呱呱叫”的中國女孩，因為其是“中國人”，故而莫名其妙地承受著日本社會帶給她的巨大壓力。

中國同學

小說中所描寫的第三個中國人，是若干年後與“我”再次重逢的一個“我”高中時期的中國同學。雖說是重逢，而“我”卻並不知他是誰，但對方卻能準確地叫出“我”的名字。“我”對眼前出現的這個高中同學雖然沒有印象，但“我”卻一眼看出了他與常人的不同：端莊的樣貌，掩蓋不了他渾身上下給人的“磨損”的感覺。至於他為什麼會給人以“磨損”的感覺，小說給出了兩方面的答案：一方面是因其自身的原因，他對過去所發生之事的種種不釋然，使其對現實倍感迷惘，故而他只能如軀殼般活著，沒有精神、靈魂；另一方面，則恐怕是由於社會對其的不眷顧，致使“很多糟糕的事湊在了一起”所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是天不佑人，“但原因歸結在我身上”。教養不差，成績也在“我”之上的高中同學時運卻如此不濟，最終淪落到推銷百科事典的地步，為生存而疲於奔命。即便如此，他仍難逃將來“沒事可干”的命運。

主題思想

村上春樹的《去中國的小船》，主要塑造了三個在“我”不同的人生階段，與“我”不期而遇的中國人形象。有關這篇小說的寓意，藤井省三等人認為，小說中的中國是現實中的中國，小說借這三個中國人的遭遇，傳達了“我”對中國人的愧疚和不釋然；而青木保等人則認為，小說中的中國人只不過是個隱喻，小說本身與中國人毫無關係。不過，村上春樹曾直言：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去中國的小船》，就是根據小時——在神戶的時候——我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由此而言，在這篇小說中，村上春樹借三個中國人的遭遇，與其說是表達了其對中國人的愧疚，不如說是其藉此暗諷現實社會的荒誕，揭露人性的自私及安於現狀的不作為。

藝術特色

在村上春樹看來，人物對話最能凸現人物個性，推動故事情節發展，而敘述和描寫則會使語言變得沉重，僵硬，故事則會止步不前。因此，村上春樹在作品中常常限制對人物的描寫，“通過他說了什麼，她說了什麼來凸顯角色的個性，我具有這種比較強烈的創作意識”。為了讓作品中的人物對話承載重任，村上春樹往往採用：“將簡單的對話巧妙地加以組合，增加其分量，調節其節奏，再輔以表情和手勢，也能將深奧複雜的信息有效地顯現出來。”例如小說中“我”和女大學生道歉一段對話，通過這段對話，作者借中國女大學生之口將日本人內心深處所隱藏的民族歧視性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出來。村上春樹正是通過口語的力量，表達了作品的思想內涵。

日本現當代文學研究家黑古一夫：村上春樹在其第二部長篇小說《1973年的彈子球》之後不久發表了《去中國的小船》。從時間順序上探尋其中深意的話，《1973年的彈子球》描繪了一位青年承受著精神上的傷痛、去尋覓一台在別人看來毫無意義的彈子球機的“徒勞的熱情”，而《去中國的小船》這部中篇小說則是解明了在這種熱情的背面存在一種深不可測的黑暗。

村上春樹，日本作家，生於京都，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三十歲登上文壇，曾獲谷崎潤一郎等文學獎項，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地深具影響，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教授。29歲開始寫作，第一部作品《且聽風吟》即獲得日本群像新人賞，1987年第五部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暢銷四百萬冊，廣泛引起“村上現象”。村上春樹的作品展現寫作風格深受歐美作家影響的輕盈基調，少有日本戰後陰鬱沉重的文字氣息。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後時期作家”，並譽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學旗手。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子榜單“外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布，村上春樹以620萬元的年度版稅收入，榮登外國作家富豪榜第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