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民

1993年調入台人事處工作，先後任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培訓處副處長、幹部處副處長、幹部處處長、人事辦副主任兼幹部處處長、人事辦公室主任。現任中央新影集團黨委書記。

學術專著《中國單位制度》（合著）獲全國第三屆人事科研成果一等獎。擔任《人在單位》、《江南》、《徽州》、《嵩山》、《徽商》等大型電視系列片總策劃、總撰稿，其中《江南》獲第十七屆（2002年）“星光獎”一等獎、優秀撰稿獎，《徽州》 獲第十八屆（2003年）“星光獎”一等獎、優秀撰稿獎。出版散文集《江南》、《徽州》等。詩集《羞澀》 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策劃過央視2005、2006、2007年新年新詩會。

楊曉民是為數不多的處於隱匿狀態和邊緣狀態的當代詩人，在各種圍繞現代漢語詩歌展開的理論爭執和學術毆鬥中，在被詩人西川諷刺為“詩壇黑社會”的一些當代詩歌美學趣味小團體的混戰當中，楊曉民把自己推到了詩壇各種圈子的邊界。這樣的姿態，使他有一種超然的創作心態，能夠獲得一種詩的超拔和坦然。這個來自江淮平原的農家子弟，曾經是一個好脾性的鄉村教師，到今天，他還在一家著名的大眾媒介中，擔負著與詩歌毫無關係的人事工作，這是這個時代有趣的現象，就像是美國的傑出詩人史蒂文森是一家保險公司的經理一樣，這樣的社會角色的懸置與疏離，恰恰使他獲得了內心的闊大與高遠的孤寂。

楊曉民對自己和詩歌的關係有著明確的概括：“我的工作環境離詩歌可能比較遠……我個人和詩歌圈也離得比較遠，我和詩界聯繫很少。詩歌是一種個人化的勞動。我認為詩歌既是一種形式，也是思想的，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但詩歌決不是表達思想，思想在詩歌里是一種詩性的思想。詩歌之於詩人，從語言學上來說是一種語言的冒險，也是精神的一種發現。”這種真誠的言說並不是什麼新鮮理論，但從中卻折射出詩人對世俗命運的尊重與忍受：個人的生存方式無法承擔詩歌的情感訴求，詩歌本身也不要求寫作者進行世俗生活的犧牲，日益被金錢腐蝕的日常生活，可能或者在表面看來沒有詩意，但對詩意的提煉和發現，卻關乎一個人的智慧高度和靈魂純度。這是從灰塵中提煉黃金的過程。在我看來，楊曉民的詩歌就有著這樣的一種品質，他是獨樹一幟的，退一步講，考察他的其他的社會學著作，表明他本人也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思想者。因此，對楊曉民來說，詩歌完全是在他個人的精神領地的獨自開掘，默默生長，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怎麼樣悄悄地走到了一個令人炫目的今天的高度。他的詩歌的最大的特點是，他能夠隨著時代的風雲變化，及時地作出了詩的、語言上的自覺反應，就像一片充滿生命力的苔蘚，寄托在詩人臆造的虛幻基石上，它拒絕接受當下庸俗小氣的詩歌界的黯淡光輝的輝耀，內心也拒絕著日常生活的嚴酷威逼，它完全一個苦苦求索的、寂寞的個人心靈史的詩性記錄，一個精神奇迹。

在今天，他的姿態就是一個真誠、勤勞而內斂的匠人，不斷鍛造著語言的金屬，手持詩的金枝，使之閃閃發光，照著他沿途走過的所有的鄉村和城市，黎明和黑夜，天空和大地，在這個不斷重臨的起點和不斷抵達的過程中，他的一切收穫，那些柔軟的詩歌的詞和句子，都超於物質之上，最終卻彙集成了一個詩的另類現象，一個精神的真境花園。

細讀楊曉民的詩歌，進行對他的詩的新批評派式的解讀，很顯然，更為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作為寫作者的楊曉民，一旦把詩人這個稱呼默默地像是戴上了荊棘的花冠一樣地戴在了頭上，我總感到一種深切的擔憂，因為現今詩人這一身份，在長久的被政治所壓榨的黑暗歷史隧道，漸漸地成了一些人面目不清的道具和行頭，而判斷一個人“詩人氣質”，在今天成為了一個對不合時宜的人的善意諷刺，甚至追求詩歌的榮耀，今天也變成了一種“功夫在詩外”的交換原則的陰謀勾當。而楊曉民在作詩和做人兩方面體現出來的踏實頑強掘進，認真和樸素，一直以來對我構成某種不可言喻的暗示和啟發：詩歌對人向來只提供內在的教化和無形的精神安慰，只是提升個體生命和精神質量的一種途徑，沒有太多的實際利益可以被炫耀。

楊曉民之所以遠離是非蜂起的詩壇，正是基於以上的考慮，在他為“詩人”造像的一首同名詩作中，他用極端樸素的語言揭示了自己作為一個“詩人”的精神來源和角色定位：“在藍色的電視大樓上/我推開明媚的窗子/一列火車脫軌了/一個性感女郎/張貼在紅色的道口上/在這亢奮的城市/我的頭髮一天天荒蕪/我是這大地上稀有的居住者了/一聲驢叫就會使我感動”。

在這幾行自畫像式的文字當中，我可以看出來，其內部充滿了巨大的漩渦般的矛盾，這是一種理智和情感的矛盾，是日常經驗世界和理想境地的矛盾。對此，楊曉民自己如是說：“我的寫作本身是很矛盾的，作為一個詩人，很想爭取更大的公共空間，或者更多的讀者。而具體到我的寫作，就偏重個人的敘述、心境、生命體驗和精神成長，可以說是個人化、個性化的寫作，充滿著私密性和焦慮。這也是我的困惑，如今的公共空間太小了，詩歌一直處在一種兩難的境地，詩歌被壓制在一個非常小的空間裡面，也是它悲劇性的一面吧。像我的寫作，在可能的私人空間里，在保持個人獨立性的基礎上，能盡量對中國新詩的成長有所幫助，具有推動力，這也是一個漢詩寫作者努力的方向吧。”這種矛盾，構成了詩人楊曉民所有的精神困惑和艱難的選擇。在都市映照下的天空里，在鋼筋水泥的叢林當中，詩意被野蠻地推到了想像之域，回憶之域，這種退回到個人角落和人類原始背景之下的詩人姿態，對於楊曉民來說，完全是一種自願的個人選擇，這種選擇同樣是基於理智和情感兩個方面的。在早期的作品中，我可以看到，在城市裡生活了15年，對鄉村背景的回望，始終如一地伴隨著他的寫作過程，他是一個帶著鄉村的文化鄉愁一路一回頭的。這麼說，並不是要把楊曉民描述為一個後退的缺乏現代詩歌觀念的鄉間行吟者，他不是一廂情願地擁抱古老的封閉的土地，而是在不斷的深化和升華這種內在的靈魂訴求，把這種鄉愁般的回望，變成了中國最終將由一個農業文明大國，向前現代甚至是後現代國家轉化的一個十分精確深情的記錄與腳註。

十餘年間，他的寫作經過了不同階段的幾次變化，其思考角度也不斷拓寬，這其中詩歌寫作是一部分，理論建樹是一部分，在這些面貌迥異的文字形態背後，隱藏的是作者苦心孤詣的對語言背後的，不滿於簡單的鄉村抒情和城市生活批判，也遠離極端個人化的私語寫作，和倚仗學院背景的“知識分子”寫作，始終堅持著幾近偏執的好詩標準：真誠、樸實，有著一顆赤子之心，做著語言的超現實白日夢。

也許，在楊曉民在詩壇獲得了大名，榮譽已經塵埃落定后，再來追蹤和敘描他寫作的奧秘有點為時已晚，而在魯迅文學獎的詩歌桂冠落在他身上之後，我的言說可能會有跟風之嫌。但是，我仍然在閱讀楊曉民的大部分詩歌后，特別想要說出來，相對於一貫熱鬧的詩壇，在這個冷清而執著的詩人身上，體現了一種新的詩歌風度和語言現實。而且，即使他已經獲得了一些來自詩歌本身的真誠的嘉許與獎賞，但我仍然堅執地把我個人的想法呈現出來，和關心詩歌的所有讀者一起，重新認識和享受他純粹屬於詩歌的探索和貢獻。